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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了中國，魏晉南北朝作為一個以南北分裂為主的歷史時期，就此結束。如果說歷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話，這卻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結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意識和經濟發展所構成的背景，二是當時南北之間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呈現諸多分裂割據的局面，但促成統一的因素卻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動了語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那麼其言語之間的差異就會越來越大。而移民的往來打破了這種隔閡，因為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總是要交流的，他們就會尋找出新的交流約定來。西晉後洛陽的正音『南染吳、越，北雜夷虜』及東晉長江下游揚州『僑吳混合之語音最盛行』，而且『此種相互同化作用範圍甚廣』。與此相關的是，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族的本族語言也漸漸地在生活中消失。語言文字的統一成了走向政治統一的前奏。
其次是生活習俗的混一，主要在於游牧習俗與農耕生活的相適應。本時期的民族問題，不是在邊境上的攻戰，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處。其民族融合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步：第一是交往；第二是雜居；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為準則的認同。對少數族的上層，農業化和漢化是一致的。為了統治，他們要與漢族打交道，就會率先學習漢語言文字，如稽胡『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這種結果是驚人的，『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後期竟需『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接下來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風氣對他們有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藥數動發』。其中一個動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們在族群裏的地位或威權。但往往這兩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層。一旦下層族眾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難以逆轉了。
再次是水陸道路的打通。路是人走出來的，軍隊的征討，民眾的遷徙，商人的販賣，行僧的雲遊，都會把路走得更多更廣。士兵、移民、商販、僧人是魏晉南北朝最常見的人們，他們的往來帶動了道路的發展，也帶出了統一的條件。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了適應南征北戰的需要，自曹魏起在水利上開始做兩件事。一是配合大規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統，如當時『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裏，溉田二萬頃』。即使前燕這樣的政權，也因屯田而『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二是開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運兵和運糧，如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馬渠、魯口渠、賈侯渠、討虜渠、廣漕渠、淮陽渠、百尺渠及巢肥運河等等。所以當時『南北政權都重視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長江、黃河間的水路交通進一步拓展』。這些水道的開鑿或疏通，無疑為隋代的大運河開通打下了基礎，並使以後隋唐的大統一少了幾分地理上的障礙。由此儘管政治上是分裂的，經濟交往卻很尋常，證據之一就是諸朝的商業稅越來越成為官方的重要收入。不僅『河橋孟津，解券輸錢』，就是沿途旅舍，也對『交易貿遷』者『依客舍收錢』，追求末利。東晉南朝更是如此。證據之二是南北之間還常設『互市』。早期如前秦苻健『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後來北魏『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地方上如魏崔寬為陝城鎮將，以『恆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又如北魏佔領淮河流域後，『江南無復鰒魚，或有問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但也有人一下子購得鰒魚三十枚者，可見交易量還是不小的。即使在打仗時也未停止，如高季式『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而這種商業上的利益，致使北魏緣邊州郡的官員『皆無防寇御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另一邊如梁時『郁洲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凡此，可見南北邊境交易規模之大和影響之深。魏分東、西後，『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雖有禁令，但『犯者非一』，後來不得不放鬆。又如北齊『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蘇瓊為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後，聽兩淮通糴糧食，『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這種情況當然是促進統一的因素之一。
最後落實在一統觀念的強化。當時南北分裂，但交往頻繁，南、北朝間國書往來，本來的套話是『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後來為『欲示無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拋，並取得南北一致的認同。至於深層觀念上的趨同更是無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規制、南朝影響和地方特色雜錯交織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區南北朝時期地方文化的豐富多彩的內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後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約公元500―550年)，南北雙方進入一個相對和平共處的時期，文化交流頻繁，裝飾藝術風格，特別是裝飾題材、造型及紋飾漸趨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與北魏鞏縣石窟內頂裝飾圖案題材的一致、神王異獸等題材在北朝後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審美上的一致也是價值觀念趨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鮮卑統一北方後有了長期的和平穩定，關中和中原不僅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且是傳統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於是在物質與心理的支撐下，誰佔有中原，一統天下之心就會油然而生，名正言順的尊王攘夷之舉總會使人躍躍欲試。魏孝文帝當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其臣下呼應：『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塒。這種豪情壯志苻堅有過，拓跋燾有過，但客觀形勢都未成熟。宇文邕滅北齊後統一的條件是具備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楊堅建隋後的滅陳之策是這種意願的自然延續。這些都說明無論北方的統治者是漢人還是少數族人，要求統一的主觀願望總是強烈的，這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行將結束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怎樣的歷史場景呢?在南邊，自劉裕建立宋朝起，『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在與北方的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劉裕是一個出色的統帥，但為了確保奪取東晉政權，他匆匆從前線返回建康，致使先機盡失，關中淪陷，元氣大傷。宋明帝時，青、齊諸州又為北魏所有，大體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線。『南北朝對峙，其國勢強弱之分界線大約在北朝乘南朝內爭之際而攻取青、齊之地一役』。齊、梁兩朝無大變動，緣淮為界而互有攻防，對峙下還能基本保持平衡，不過由於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後，兩淮殘破，無法成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勢。梁末由於侯景之亂，使繼之而起的陳朝境土局限於長江之南，『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江左政權賴以生存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皆殘破不堪，如【資治通鑑】卷一六三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五月條云：『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這樣南朝就失去了與北朝分庭抗禮的實力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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