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葉唐代經濟史研究回顧(1)

  來源: 歷史千年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着進化史觀的傳播，近代歷史學學科產生，中外學術界開始將唐代經濟史納入研究視野。日本史學界起步稍早，內藤湖南於1910年在【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①]，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作了宏觀的時代分期，東漢中葉以前是『上古』，經東漢末年到西晉的一段過渡期，到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為『中世』，再經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過渡期，到宋元明清時期為『近世』。指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發生了重大變革，首倡『唐宋變革』說。其中，社會經濟方面的變革，一是唐中葉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破壞，使得大量人民從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開始擺脫貴族政治控制下奴隸、佃農的地位，後經王安石新法，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社會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時期貨幣錢帛兼行，而銅錢流通量相對較少，自宋代開始，貨幣經濟非常盛行，銀亦在此時開始慢慢得到作為貨幣的重要地位，唐宋處在實物經濟結束期和貨幣經濟開始期兩者交替之際。1923年，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出版[②]，將中國歷史發展分為五個時期：周代以前為上古史，從秦朝統一起到唐朝全盛時代止為中古史，從唐朝中葉以後藩鎮割據起到南宋止為近古史，從元、明到清中葉以前為近世史，從西力東漸到現在（著書當時）為最近世史。全書十分重視研究社會的經濟組織和生計狀況，重視生產方法和生產社會組織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對唐代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論述較多，並將『安史之亂』作為『中古史』與『近古史』的分界線。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社會史大論戰，我國史學界開始將唐代經濟史作為唐史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並奠定了紮實的學術基礎 [③]。自此以後，唐代經濟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學術界所關注的重要課題，迄今已走過近百年的學術歷程，學術積累堅實豐厚。  


    大體說來，近百年的唐代經濟史研究歷程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為第一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為第二階段，80年代以後迄今為第三階段。限於篇幅，本文擬對第一階段的唐代經濟史研究做一回顧。由於本人的見聞和學識所限，所作回顧只能是簡略的，且以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成果為主。  



    一


    唐代經濟史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聖、鞠清遠、全漢升、傅安華、何茲全及日本學者加藤繁、鈴木俊、藤田豐八等學者，發表了許多論文，出版了多部專著，創新性地提出並論述了唐代經濟史的若干重要問題和基本範疇。二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作為指導，開始創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系統地梳理中國歷史的發展形態及其階段，其中關於唐代經濟形態和唐代社會性質的研究，也取得了開創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並奠定了後來研究的科學路徑。  


    重要論文有：黃谷仙【天寶亂後農村崩潰之實況】一文（【食貨】1卷1期，1934年），從政府征重稅、官吏苛虐、兵禍、經濟為政府或商人所操縱四個方面，探討了安史之亂後農村崩潰的原因和情形；【天寶亂後唐人如何救濟農村】（【食貨】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長文，挖掘史料豐富，對有關的救濟策略和救濟方法分析精詳；【唐代人口的流轉】（【食貨】2卷7期，1935年）則專門探討唐代人口的流動情形。加藤繁【唐代絹帛之貨幣的用途】（【食貨】1卷2期，傅安華譯，1934年），從公私經濟兩方面系統考察了唐代絹帛的多方面用途，並對絹帛的貨幣職能和貨幣地位做了評價。楊中一【唐代的賤民】（【食貨】1卷4期，1935年）,論述了官戶、奴婢、雜戶、太常音聲人等『賤民』的身份地位問題。傅安華【唐玄宗以前的戶口逃亡】（【食貨】1卷4期，1935年），對戶口逃亡的原因、事實、影響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諸多方案，做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貨】1卷6期，1935年），則從與商人勾結、自己做商人、商業發展三個方面，展開具體論述。何茲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輸入與寺院之興起、寺院的發展及興強、寺院的組織、寺院對國家及社會的服務、寺院生活之墮落與俗化、寺院與君主的三次大衝突、寺院的衰落幾個部分，對三國到唐代中葉的寺院與寺院經濟做了系統論述，是這一課題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食貨】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戶口領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戶口領有的發展、大族寺院與領戶間的關係、大族寺院與國家之領戶的爭奪、尾語，研究了三國至中唐時期寺院經濟中的依附關係和人口分割。劉興唐【唐代之高利貸事業】（【食貨】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營、寺院經營、官府經營的三種高利貸活動；【唐代商品經濟之發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則考察了唐代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狀況。陶希聖【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貨】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橋梁法、海上運輸之規定、結語幾個部分，徵引文獻資料充分詳實，論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貨】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麼、市的官吏、行與肆的標ァⅤ斗稱度的平校、物價的評定、把持及詐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規程的貨物的禁賣等方面，詳細搜集並分類徵引了有關文獻資料，論述清晰完整。【盛唐戶口較多的州郡】（【食貨】2卷10期，1935年）、【唐代處理客商及蕃客遺產的法令】（【食貨】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貸借與利息限制法】（【社會科學】2卷1期，1936年）、【唐代經濟景況的變動】[④]等，也是陶希聖發表的重要論文。鞠清遠【唐代的戶稅】（【食貨】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戶稅的名稱、稅率、用途和意義等。鞠清遠還發表有【唐代的兩稅法】（【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食貨】3卷6期，1936年）等。黃君默【唐代的貨幣】（【食貨】4卷11期，1936年），從貨幣的特質、貨幣的鑄造、物價變遷與貨幣政策、貨幣理論及其批判、結論，多方面地進行了探討；【唐代租稅論】（【食貨】4卷12期，1936年），則包括總論、租稅的分析、租庸調及兩稅之檢討、結論幾個部分。鈴木俊【唐代官吏蓄積之研究】（【食貨】4卷8期，王懷中譯，1936年），分序說、從制度上觀察官僚之經濟的基礎、官僚之蓄積、蓄積之用途、結語等部分，考察深入，論說獨到。易曼暉【唐代農耕的灌溉作用】（【食貨】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論、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對於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剝削作用、灌溉之障礙、結論等部分，其中關於灌溉封建剝削作用的見解可謂慧眼獨具；【唐代的人口】（【食貨】3卷6期，1936年），則包括緒論、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對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寶後人口之南移、結語，論證精審，善於抓住關鍵。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貨】4卷2期，1936年），認為『隋唐兩代之所謂均田制度，僅屬具文，自開國以迄敗亡，始終未嘗實行』，見解獨到。武仙卿【隋唐時代揚州的輪廓】（【食貨】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帶的富饒、以揚州為中心的水陸交通、以揚州為中心的轉運、揚州商業的興盛與揚州繁榮的素描、製造業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帶及揚州的破壞等，視野開闊，論述全面系統，是關於揚州區域經濟的奠基之作。全漢升發表了多篇長文巨製，成績尤為突出：【中古自然經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論及唐代的實物貨幣、實物租稅與徭役、實物工資，以及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的衰落與貨幣經濟的興起、實物貨幣的廢棄與金屬貨幣（錢）使用的發達、貨幣租稅的徵收與雇役制度的萌芽、貨幣地租的萌芽、貨幣工資的盛行等，認為安史之亂前後，是中古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型時期，實際上是持唐宋變革論的，或者準確地說是持中唐變革論的[⑤]；【唐代物價的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價的上漲、太宗高宗間物價的下落、武周前後物價的上漲、開元天寶間的物價的下落、安史亂後物價的上漲、兩稅法實行後物價的下落、唐末物價的上漲、結論，系統探討了唐代數次物價變動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緒論、唐代揚州繁榮狀況、唐代揚州繁榮的因素、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狀況、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因素、結論等部分，全面論述了唐宋時代揚州經濟的變遷興衰；【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歲入、北宋的歲入、北宋歲入錢幣金銀較唐激增的原因、結論幾部分，將財政收入與貨幣經濟聯繫起來考察，識見非凡。王永興【中晚唐的估法和錢幣問題】（【社會科學】5卷2期，1949年），徵引較多史料，探討了由於產銅少，因而鑄幣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銷錢鑄器，對中晚唐估法和財政、經濟、政治、軍事等的影響，論述全面。


    萬國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學報】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經濟恐慌與農民】（【現代史學】1卷3-4期，1933年），華芷蓀【隋唐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2卷6期，1934年），鄧嗣禹【唐代礦物產地表】（【禹貢】1卷11期，1934年），鐵丸【隋唐礦業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與商業】（【中國經濟】2卷12期，1934年），俞大綱【讀高力士外傳釋『變造』『和糴』之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貸考略】（【清華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時代的義倉】（【食貨】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嶺南的虛市】（【食貨】5卷2期，1937年），森慶來【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給田】（【食貨】5卷7期，1937年）等，也是這一時期發表的有價值的專題論文。


    代表性的論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⑥]，收錄研究唐宋經濟史的多篇論文，論及唐代莊園、市、草市、車坊、居停、櫃房及行會等。作者在日本初次發表這些論文的時間很早，【唐代莊園及其性質由來】一文發表於1917年，余篇發表於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多屬拓荒之作，產生了重要學術影響。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⑦]，論述了官私工業的組織、私工業成品的銷售方式及資本流動、工業種類與生產地域、工業行會等重要問題，立論新穎，論述綜合。全漢升【中國行會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時代的行會】，分行的發達、行與政府的關係、行的組織、徒弟制度、行的習慣、餘論，探討了唐代行會的一些情況，但過於簡要。桑原騭藏【唐宋貿易港研究】[⑨]，簡略論及唐代海外貿易情況。藤田豐八【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對唐代海外貿易情形論述充分。陶希聖、鞠清遠合著【唐代經濟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斷代經濟史專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遺產與隋末之喪亂】、第二章【田制與農業（上）】、第三章【田制與農業（下）】、第四章【水陸商路與都市之發展】、第五章【工商業之發展】、第六章【財政制度（上）】、第七章【財政制度（下）】、第八章【結論】，搜集文獻資料豐富，討論了國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調製、戶稅、地稅、兩稅、莊田、莊墅、交通與都市、市、草市、廟會、行會、工匠、色役、資課、商稅、茶稅、酒稅、青苗錢、櫃房、邸店、飛錢與便換、高利貸、僱傭、客戶、漕運、鹽鐵轉運、東南財庫等眾多問題，論述廣泛、全面、綜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遠個人專著兩部：【唐代財政史】[12]，分兩稅法以前之賦稅、兩稅法、專賣收入、官業收入與稅商、特種收支、財務行政六章，體例嚴整，綱目清晰地論述了唐代的財政收支與財政管理，是高水平的開山之做；【劉晏評傳】[13]，分家世、時代背景、傳略、轉運鹽法稅制改革、常平鑄錢、經濟思想與戰時財政、政治觀念與屬吏登庸、秩事與遺文幾部分，並附有劉晏年譜，詳細探討了劉晏的理財背景及成就。黃現[【唐代社會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會史研究專著，分階級、風俗、借貸、交通四章，均與唐代經濟史有關。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15]，其中隋唐經濟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總敘】，第九章【唐代統一後產業進展的新傾向】，第十章【唐代統一後商品貨幣關係之發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沒落及私莊之發達】，第十二章【唐代賦稅制度之演變――由租庸調到兩稅】，第十三章【唐代後期社會經濟之崩潰】，共計六章，徵引文獻資料豐富又典型，行文謹嚴精練，條理清晰，擅長宏觀考察，綜合分析，以動態和聯繫的眼光闡述隋唐時期的制度變革、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並多與漢魏南北朝及五代兩宋時期史實相比較，視野開闊，上下貫通，多有卓越識見和重要發現。如第八章對均田制和賦役制自北魏北齊北周至隋唐期間之損益沿革的闡述，極為精要，所論已成為學界共識。如第九章論述唐代統一後產業進展的新傾向，闡明了『唐代東南，已成為農業生產之重要區域』、『入唐以後，長江流域之絲織品，上自川蜀，下至吳越，皆已臻於極發達之境。蜀錦在漢時已馳名，茲不必論，由荊襄而下至吳越，則屬後起之業，江南東道一隅，尤呈冠絕一時之象。』第十章則從貨幣、交通、商業都會、市場形制和商業資本諸方面，綜合論述了唐代商業『皆表顯向上發展之傾向』。其他各章所闡述，如『私人田莊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為均田制廢弛之兩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壞之經歷，『為唐代經濟轉變之重要問題』；『自唐代中期，計口授田之制無形消滅後，自此歷宋、元、明諸代，土地私有之制繼續發展，即一部分為國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徵收佃租為目的』；『兩稅制，實為一種苟且應付時勢之制度』、『兩稅法及各種雜征課之產生發展，但以整理財政收入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為目的，對於舊日促進經濟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顧慮收入短絀之故，採用苟簡應付政策，致令社會經濟崩潰之因素益增』；『唐代社會經濟崩潰之主要原因，為土地財富分配之失調，致令貧富懸絕，更益以租稅負擔之失均，貧者負擔奇重，不能維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為盜賊，遂至於政權解體』，等等，均為精審、深刻之結論。該書隋唐部分可視為20世紀前半葉唐代經濟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綜合之作，其動態考察、宏觀論析的研究方法極具科學意義，也是符合唯物史觀原則的。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6]，辟有『財政』一節，指出李唐建國後承繼北朝以來之財政制度系統，但是隨着武周特別是玄宗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其財政制度隨之而演進――『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陳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淵源流變的方法和具體觀點，對後來的唐代財政制度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17]，分緒論、高宗以後的東都與運河、大唐帝國的極盛與運河、大唐帝國的中衰與運河、大唐帝國的中興與運河、大唐帝國的崩潰與運河、北宋的立國與運河、北宋帝國的崩潰與運河、宋金的對立與運河、結論，共十章，深入論證了運河是否通暢對唐宋帝國盛衰以及經濟地理變化的影響，迄今仍是這一領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8]，論及唐代金銀貨幣在私經濟方面和官經濟方面的用途、唐宋時代金銀之種類及形制、金銀錢、金銀器飾、金銀價格、金銀出產地及其輸入輸出問題等。萬斯年輯譯【唐代文獻叢考】[19]，輯譯了日本學者玉井是博、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羽田亨等人關於敦煌戶籍殘卷考釋、唐代過所文書、沙洲伊州地誌殘卷考釋的論文，並在【譯者後記】中對輯譯諸文進行評介，對某些問題也做了進一步的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