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傳統仕人的憂患意識研究（1）

  來源: 光明網理論

嚴復在其【天演論】中認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憂患矣』。有人，就有人的憂患；有仕人，就有仕人的憂患。明人呂坤居官十餘載，在【治道】中有感慨：『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中國傳統仕人的憂患意識主要是指其通過對憂患境遇的深刻體驗而孕育出來的弘揚人生目標、價值取向的特殊心態。由憂患而超越憂患的心中曆程，彰顯了傳統仕人生命哲學的特質和魅力。  
　　一、憂己  
　　按照內聖外王的修齊治平路徑，中國仕人以德為先，把立德作為治道之核心。這是中國傳統仕人所特有的一種治道精神和德治智慧。『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他們在個人的德、才、財、位、勢等關係處理中，視德領於才、先於財、高於位、優於勢。關於德與才，他們認為，『德』好比水之源頭，『才』好比水之波浪；『德』為木之根本，『才』為木之枝葉。【資治通鑑】中有『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關於德與財，孔子說過，『君子憂道不憂貧』。關於德與權勢，他們認為，『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關於為政之德，古人話語很多。子張問於孔子日：『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孔子有『五美』之說：『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揚雄在【修身】中有『取四重，去四輕』之說：『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實際上，他們的認識都被傳統仕人所接受，並作為一種行為規範而進行臨摹和實踐了。傳統仕人對於安身立命、修齊治平的憂患最終達到一種無憂而達命的境界。劉勰的【劉子】中就有『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更有以憂患為我所用，洒然自得者。梁啓超在其【養心語錄】中說：『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者，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為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為我練膽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二、憂民  
　　儒家治國思想的核心價值是『民本論』。孔子作為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主張『愛人』『親親而仁民』，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愛民恤民措施。孟子更是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民心向背與國家的興亡、統治者的安危連接起來。中國仕人的憂民，首先基於人民對於國家政治的特殊作用。孔子說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後，孔子的觀點在以後被傳統仕人反覆引用，在處理君民關係、官民關係和鞏固穩定國家政權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荀子・王霸】云：『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  
　　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嚴遵【天下有道德】中說：『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喪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這些話語，都映照了孔子的觀點。法家的管子也注意到了民心向背對政治的重要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道家也主張治國清靜無為，不擾民。老子就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著名論斷。傳統仕人對生民之苦多有關切，也充滿同情。【漢書・鮑宣傳】中認為民有『七亡』和『七死』之說，指出『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強調官民同憂樂，是中國仕人從向度深化和拓寬了憂民意識的特定內涵。官之憂是民之憂，官之樂是民之樂；反之亦然。在【粱惠王】下章，孟子向齊宣王講過一段關於『憂樂』的精彩論點：『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至後來引發出了後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無疑是把憂民意識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那就是官民同憂樂的和諧境界。  
　　基於政權性質和歷史發展的局限性，中國仕人的憂民意識多帶有很強的功利目的，正如學者所言：『雖然「人貴物賤」、「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觀點都帶有不切實際的理想或空想色彩，不可能成為現實的政治者為政的直接出發點和終極目的，但它對於約束和牽制統治者的言論和行動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的。  
　　三、憂君  
　　對君主的憂患主要在於避免人亡，當然這與對政治的憂患主要在於避免政息是有內在聯繫並很難分清的。揚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對話：『或問：「何以治國?」日：「立政。」日：「何以立政?」日：「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仍然強調了君主是立政治國的出發點。傳統仕人的憂君意識主要體現在：  

　　(一)君主要有所憂。古人對於憂君之關切，總是聯結着某種安危存亡之道。【周易・繫辭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六韜・兵道】：『存才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左傳・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孟子甚至說：『也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其凸顯的意蘊寄托在當政者須懷藏一股居安思危、存不忘亡的『憂政』之中，這無疑影響了後來仕人的思想，在對君國存亡的憂患中表達了他們辯證的治道。  
　　(二)君主要憂所以憂。蘇軾在【漢之變故有六】中云：『人主莫不欲安存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蘇軾在其【策略一】中還云：『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者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