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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奇虎歷史 二、 明代史學日趨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後，史學何以出現多元化的發展現象？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普及、出版業的發達、實學思潮、啟蒙思想的發展，促進了史學的發展。官修正史的失敗，實錄的廣泛傳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則促進了當代史編纂的繁榮。總之，自明中葉社會鬆動以後，統治者就再也統不住了，於是各種思想就顯得異彩紛呈了。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明代史學的轉型
文化的變化，首先應該從經濟方面尋找來源，明朝中葉史學領域的變化，是由明代中期劇烈變化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
明朝經濟，在停滯了100多年以後，到了弘治時期，開始繁榮。『至於弘治，蓋隆矣，於是，家給人足，居則有室，細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隨着農業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在蘇州『出吳閶門，迤月城而南，當商貨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櫛比，人習市儈，操奇贏以為常。』正德後，南京『商賈挾貨，大者巨萬，少者千百』城內各種商行，多為『外郡外省富民所據點』嘉靖間，杭州『四方商賈咸輳焉』[9]因市場經濟的逐漸發達，嘉靖以後，明朝社會出現了很多的現象，貧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區『出賈既多，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恆。貿易紛紜，誅求刻核，奸豪變亂，已猾侵牟』[10]追求物質欲望似乎成了時尚。金錢在人們生活中的魔力越來越大，人們的價值觀念開始變化。
有詩云：『君不見，長安城內大戶家，昔日貧賤今豪華。方其貧時，窮巷人不知，即今富貴年，海內慕其賢。周身皆綺羅，結室亘術陌，出門擁車騎，入門奏管弦』。五侯夜過驊騮馬，七貴夕開玳瑁筵。舊時貧賤相交客，今日不敢論疇昔。人生意氣當如此，何為貧困守經史！君不見，楊子草玄遭客罵，稽康養生亦橫死。明朝拔劍拂衣去，不作尋常兒女子。』[11]這首【行路難】可以看出崇尚財富，已成當時的一種時尚。
相應地，知識分子對於金錢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認識。李贄說：『縣城商賈亦何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結於卿門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12]當時，部分文人，不僅觀念變化，不再羞於言利，而且也投身商業活動。『至今，吳中縉紳大夫，多以貨殖為急』。
今天，當我們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後，我們發現從市場經濟角度來認識明朝社會，也許會更準確一些。貧富分化、靠能力吃飯、追求物質生活、金錢崇拜、知識分子不再羞於言利，所有這些，正是市場經濟下才有的現象。具體來說，在史學上表現為經世史學，這是促使明中葉史學由理學化史學走向非理學化史學的重要因素。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社會的進步，引起了學術界的變動。正德、嘉靖是明代學術新舊更替時期，表現為舊的宋學受到挑戰，各種新的學風不斷湧現，哲學上，王學興起，文學上表現為復古行動，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葉史學的轉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業發達，使史學真正走向民間
經濟發展，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的發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識字的人大大增加，對讀物（包括歷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這個普遍趨勢的一個方面是科舉制度錄取名額的大量增加。這些人也是歷史著述預期的讀者。考中進士（他們構成歷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編者的大多數）平均從1388至1448年間每三年約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間，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間每三年330名，在16世紀，跟書籍和知識的普及同樣可喜的是印刷術和出版事業的發展。『到了明朝的後期，印刷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如果沒有超過以前各個時期，也與之相等』[13]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啟蒙史學思想家李贄的【藏書】首次在南京出版，由於李贄的新論，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定勢，在封建社會的死潭裡，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識分子圈內引起轟動。據朱國禎講，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的讀書人，人手一冊李氏【藏書】、【焚書】，以為奇貨，『全不讀【四書】本經。』平時聊天，『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不適』。這一方面反映了李贄的新論帶給人們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們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業發達，給史學的傳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試想，若沒有發達的出版業，東南沿海地區的讀書人，又怎能人手一冊李氏【藏書】、【焚書】呢？
(三)實學思潮、啟蒙思潮的影響，推動了明代史學的多元化
從明中葉至清中葉，隨着封建社會危機的暴發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在思想領域出現了一個與宋明理學末流相對應的進步的實學思潮，它的基本特徵是『崇實黜虛』，所謂『崇實黜虛』就是鄙棄空淡心性，具體表現為四種精神：1、批判精神；2、經世思想；3、科學精神；4、啟蒙思想這四種精神可謂給沉悶僵化的明代史學帶來了一些涼爽的風。[14]
當時地主階段中的社會改革派，認為要拯救社會危機，必須批評『空寂寡實之學』，提倡『經世之學』。於是，從宋明理學中分化出一個『不貴空談，而貴實行』的實學思潮，乃是明中葉的社會需要。
在考據學和諸子學上，明代進步學者從『明道救世』目的出發，針對明儒『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的惡劣學風，開始復興子學，倡導考據之風。楊慎（1488―1559）廣搜見聞，考證事物，考據之學已開其端，梅鶩針對經書的絕對權威，著有【尚書考異】、【尚書譜】，對孔壁古文和偽【古文尚書】表示懷疑，以為是孔安國和皇甫謐偽作。陳耀文著有【正楊】、【翼楊】等書，以糾楊慎之謬。萬曆年間，又出現了陳建（1493―1567）、陳第（1541―1617）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據學家。陳建著【學部通辨】指斥王學騖虛好高之弊，痛斥王學剿竊禪學，『亂道誤人』。陳第著【毛詩古音考】、【雜封傳古音考】、【談詩拙言】、【屈宋古音考】、【尚書疏衍】等。他在經書的真偽、傳注等方面，反對『匡坐而談，暝目而證』，主張用『本證』，『旁證』等科學方法給予考證。
至明清之際，顧炎武從『經世』的目的出發，所撰寫的【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是兩部主要的實學之作。他集中闡述了『六經皆史』的基本論點。他說：『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他還是提出了『理學經學也』的命題，黃宗羲治史也着眼於經世，他說：『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抵，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術所以經世，亦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史學經世和『六經皆史』的論點，是明清進步思想家投向經學的一把匕首，為清代浙東學派開闢了新的學術方向。
從縱向層面看，明清實學是一個歷史範疇，它同中國歷史上的其它社會思潮（魏晉的玄學思潮等）一樣，有其產生、發展、鼎盛和衰頹的過程，它只是明中葉至清中時這一時期內地主階級改革派和市民意識的表現和反映，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因此，我們在分析實學思潮對明代史學到底產生多大作用時，要注意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明清實學的社會內容和它賴以產生發展和存在的時代，不是互不相干的兩張皮，而是實學思潮反映着這一歷史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內容。而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史學就把這種時代精神就寓於實學思潮之中。明清史學的變遷過程和實學思潮的演變過程是統一的。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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