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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博報 天道與人道的分離及神事向人事的轉化最終導致了以人為本價值觀念的普及與確立，【管子】一書最有價值的思想內容之一，就是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主張，管子認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34〕，闡明了成就霸業與人才之間的關係問題。管子認為，首先要重視人才，得人、用人的關係理順了，國家就穩定強大；若不重視人才，國家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他還認為，『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35〕。這裏管子通過比喻的形式指出了培養人才的重要性。管子認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夠建功立業、死而不朽，是因為他們能夠得到人們的愛戴和擁護，並且能夠選拔任用有才能的『賢士』。人才的選拔、培養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表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經在關注『民眾』力量的同時更加關注『人才』的巨大作用，這是春秋時期『以人為本』思想的具體展現。春秋時期以人為本觀念的確立更多地是以重人才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晉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賢德）？』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36〕晉趙簡子詢問東方之士誰最賢德，壯弛茲向他表示祝賀並解釋說：國家將要興盛，君子自認為還不行；國家將要衰亡，人人覺得自己了不起。現在您主持晉國的國政，卻問到像我這樣的小人物，又尋求賢人，所以我向您祝賀。由此看出，用賢人修德政是當時全社會大部分人有識之士普遍的共識，以人為本觀念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再看楚平王之子子西與謀臣子高討論用人的一段話，子高曰：『詐謀之心，無所靖（平靜，止息之意）矣。（人）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37〕子高的意思是說，品德敗壞的人那顆狡詐陰險之心從來沒有安靜下來。一個人有一點不道德的思想就會敗壞國家聲譽，現在一個人同時擁有這麼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嗎？我聽說國家將要滅亡，一定是任用了這種奸詐小人。這裏子高從反面論證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國家才能夠興旺發達，長治久安，而任用奸人就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子高的論點同樣表明了人才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
（二）『三不朽』學說的提出
從思想家們對『三不朽』問題的論述上同樣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神事向人事轉化的基本軌跡。我國自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原始的血緣關係融入了新的文明之中，祖宗有靈意識及祖先崇拜意識成為社會中最普遍流行的意識，人們以保住家族宗廟、延續祖宗香火為人生之最終目的。認為誰的祖先在歷史上最顯赫、最久遠，誰就最榮耀、最高貴；反之，就是家族中的不幸和恥辱。春秋時代的范宣子對這種深植於人心中的流行觀念有過十分形象的闡釋。顯然，這種不朽的價值觀念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基礎上而形成的。隨着春秋時期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的轉化，人們對不朽的價值標準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魯國的叔孫豹提出了完全不同於范宣子的新的不朽觀。他認為，范宣子所宣稱的『保姓受氏，以守宗擔世不絕祀』的『不朽』觀，『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8〕。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與愛戴；立功，即為了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發展建功立業；立言，即在思想修養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並給民眾以積極的引導和教育，在思想的傳播上有巨大作用。在叔孫豹看來，能達到不朽程度的不再是神鬼這些神秘抽象的東西，而是能給人類發展帶來具體實際效果的功勞、德行、思想，這種在人事層面上的討論已經不再涉及到『鬼神』問題，雖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於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們有時卻可以在重要的問題上拒絕鬼神的參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學說與天道與人道的分離一樣，同樣是在思想層面對殷周以來重鬼神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對神的權威性的一個巨大挑戰。這一學說與天道與人道的分離一樣，為以人為本思想的確立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同時也為後世儒家政治思想中關於聖人、君子人格的確立起到了價值導向的作用。
（三）重人事輕神事：社稷盛衰興亡之關鍵
春秋時期神事向人事的轉化還表現在神、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上。殷周時期是天命神權思想佔據主流統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問卜，『先鬼而後禮』，而周人則較為理性地對待鬼神，『事敬鬼神而遠之』。春秋以降，隨着人的理性能力的進一步增強及對自然外界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神權政治價值觀越來越暴露出其內在的思想矛盾，天命鬼神從至高無上的信仰崇拜對象成為人們可怨可恨可評說可懷疑的認識對象。春秋時期的大變革，使人們深刻認識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幾說：『薛征於人，宋征於鬼，宋罪大矣。』宋國罪大之原因就在於以鬼神為是非，而忽視了人的存在。當時的虢國多以神事為重，周的內史便斷言，由於虢國『虐而聽於神』，『虢必亡矣。』對虢公的祭神舉動，虢國的史囂也說：『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39〕在史囂看來，神是『聰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過人的力量表現出來。人的善惡禍福，皆取決於人自己，而不取決於神。在這裏，神儘管還存在，還是『聰明正直而一者』，但它已不再起決定力量，而是要『依人而行』，人成為決定一切的最重要力量。虞國國君認為，『吾享祀豐e，神必據我。』宮之奇卻說：『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40〕鬼神並不必然保佑某人，而是以有德、無德為庇護之條件。統治者若以民之是非為是非，國家就會興盛；反之，統治者若一昧聽信於鬼神，國家就會衰亡。宮之奇把是聽信於民還是聽信於神作為國家興衰存亡的依據，並明確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過去人們認為政權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禍福皆來自天命鬼神，而楚國的斗廉卻認為，『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用反問的方式表示了政權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禍福與天命鬼神無關，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隨國的大臣也認為，立國之根本在於修政而安民。通過這一系列言論的徵引，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神依人而行，鬼神唯德是依，還是不取於鬼神而取於人，這種種表述都是對西周時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思想主題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是對天人關係、神人關係的新的價值評判和解釋。它表明，隨着春秋時期理性精神的高漲，主體意識的覺醒，傳統的天命鬼神思想在仍保持其強大統治力、威懾力的同時，已經開始了其衰變、下降的歷程，導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關係問題上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突破，完成了春秋時期倫理政治價值觀的根本轉向，奠定了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基礎。
〔1〕【國語・周語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頁。
〔2〕【國語・周語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12頁。
〔3〕【國語・周語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21頁。
〔4〕【國語・周語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33頁。
〔5〕【國語・周語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30頁。
〔6〕【左傳・桓公六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1頁。
〔7〕【左傳・僖公十九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82頁。
〔8〕【左傳・文公十三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597―598頁。
〔9〕【左傳・襄公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16―1018頁。
〔10〕【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89頁。
〔11〕【國語・楚語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544頁。
〔12〕【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192頁。
〔13〕【左傳・襄公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17頁。
〔14〕【左傳・襄公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16頁。
〔15〕【左傳・襄公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16頁。
〔16〕【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448頁。
〔17〕【國語・周語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125頁。
〔18〕【左傳・哀公元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607頁。
〔19〕【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519―1520頁。
〔20〕【左傳・昭公三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234―1236頁。
〔21〕【管子・牧民】，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
〔22〕【管子・權修】，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16頁。
〔23〕【管子・版法】，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63頁。
〔24〕【管子・牧民】，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1頁。
〔25〕【管子・治國】，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下）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頁。
〔26〕【管子・權修】，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17頁。
〔27〕【管子・小匡】，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109頁。
〔28〕見【管子】之【五輔】、【牧民】、【小匡】諸篇。
〔29〕參見【詩經・小雅・雨無正】、【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等篇。
〔30〕【國語・周語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90頁。
〔31〕【孫子兵法・用間篇】，郭化若：【孫子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頁。
〔32〕【國語・越語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653頁。
〔33〕【國語・越語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641頁。
〔34〕【管子・霸言】，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238頁。
〔35〕【管子・權修】，見趙守正：【管子註譯】（上）第18頁。
〔36〕【國語・晉語九】，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498頁。
〔37〕【國語・楚語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第586頁。
〔38〕【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88頁。
〔39〕【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252―253頁。
〔40〕【左傳・僖公五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0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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