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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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颂跫。对神宗这种态叮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