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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與權限不同。中國封建社會，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權至高無上。因此，要革舊圖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權支持，故韓非說：『事在四方，在要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變法，不僅決定了改革者所擁有的權限大小，也決定了改革最終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變法也有不如張居正改革之處。
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調入京師後，宋神宗謙虛地說：『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雖然孫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為所動，次年就以其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此時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隨着反對派聲勢的高漲，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對變法也動搖起來。當他看了韓琦指責青苗法的上疏後，對安石等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雖然安石作了辯駁，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稱疾家居』。神宗欲罷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辭職相脅時，這才『為巽辭謝之』。又如神宗在親策賢良方正時，太原判官呂陶奏請罷理財之說，神宗讓安石讀卷，見安石神色沮喪時，他又讓反對變法的馮京續讀，並稱其言有理，這對安石等變法派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打擊。此類事例甚多，不再枚舉。
其實，宋神宗對安石的牽制遠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變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為異論所惑，神宗表面允諾，卻又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以牽制和監視變法。這些人後來雖因政見不合而離開朝廷，但也為反對派阻撓變法提供頌跫。對神宗這種態叮安石也有所覺察，嘆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並暗責神宗『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這些情況都表明，當反對派大舉進攻新法時，神宗的動搖性就暴露出來，使反對派抓住他這一弱點，從而給變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明神宗即位時，只是個十多歲的孩童，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權。居正任首輔後，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這樣，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神宗這時只不過是皇權的符號，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明神宗成年後，更把居正視為頂梁柱，萬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倫理，他必須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時改革正處關鍵時刻，反對派在暗中活動，居正一旦離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將凶吉難卜，因此無論對朝廷還是對他本人來說，居正都不能離開。這一點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議居正『奪情』時，神宗立即同意，並下詔說：『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明確表示要居正奪情，使輿論大嘩，甚至有人上疏稱：『國有非此不可以為國，家有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並說這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正好這年有慧星從東南方升起，反對派便把它附會為上天對奪情的不滿，甚至有人『懸謗書通衢』。對這些攻擊性言論，神宗不為所動，並下詔：再論此事者誅無赦。同年12月，朝野又議論紛起，說居正將有異舉。為了闢謠，神宗再次出來為居正說話，重申：『綱常人紀，君臣為大』，斥責反對派『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排擠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反對派果然被鎮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儘管有人認為神宗對居正的尊敬是長期受李太后、居正嚴格管束所產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現，並不是其內心思想的真實反映，但不可否認的是，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是給予了居正以極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樣處處制肘王安石。至於居正死後，神宗幾乎盡廢其法，並抄居正家產和削官奪爵，卻不是神宗反對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諸種因素綜合作用所引發的悲劇。
第四，與同僚關係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改革者如何處理與同僚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方面，張居正顯然又比王安石略勝一籌。
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就掃清變法障礙而言，此舉無可指責。然而，對那些只是指陳新法過失、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安石也沒有採取積極措施爭取他們，而是一律予以壓制，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壯大了對立勢力，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鬥爭。當安石應詔二次任相時，呂惠卿『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復相後，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終於把他趕出朝廷。但惠卿並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稱：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歲之間。雖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張居正在處理與同僚關係方面的情況，要分期來看。在奪情以前，居正在這個問題上很有理智，對於那些『以言亂政』者堅決予以清除，而對持不同政見者，則把他們安排到非要害部門，或令其退休。同時，他又注意錄用人才，『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事實上，居正也是按這一原則來舉薦官員的，如素逆於居正的馬自強因精明能幹而受推薦，自強『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楊博也被任為吏部尚書。這樣，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一部分高拱舊屬也轉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故時人稱『相權之重，本朝罕儷』。正是憑藉這一有利形勢，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開來。在奪情以後，居正受到極大刺激，加上已大權在握，對形勢判斷不清，凡反對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貶斥不用。從此以後，居正開始以個人感情任用官員，給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不過，由於居正掌握了內外大權，仍能按既定的方針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無阻，但居正身死之後新法被廢的隱患也由此種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歷來凡是改革者都會遭到攻擊和誹謗，因為改革會觸動一部分人利益，他們勢必不遺餘力地阻撓、破壞改革。這時，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會經受嚴峻考驗，其信念和毅力也將決定他們採用什麼態度來反擊反對派的進攻，從而繼續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張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視人才，可當他開始變法時，卻沒按這一方針來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經濟改革方面，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於求成的原因在內，但安石鑑於慶曆新政的失敗，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為下面官吏的陽奉陰違，才使王安石變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說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種表現。安石任相後，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說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騙。神宗不受，呂誨求去，安石亦求去。當神宗說：『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時，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從安石的話表面看來，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許國』，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卻是只有呂誨被斥後，他才出來變法！宋神宗當然聽出了話外之意，只好貶出呂誨，安石這才滿足心願。在以後的變法中，安石也多以謝病來消極抵抗神宗的動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復相後意氣消沉，屢次謝病求去，還在信中對人說『自念行不足以悅眾』，『智不足以知人』。這時他對變法的畏難情緒是顯而易見的。當他兒子王雨方死後，安石更是悲傷難抑，力請辭職。神宗見他去意已決，也對他失去信心，讓他去了江寧。從此，王安石就以寫詩來消愁解悶。由此可見，王安石對變法並沒有堅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擔當北宋中葉救弊圖興的變法重任。
相反，張居正在這方面卻勝過王安石。早在隆慶年間，徐階致仕，將國事託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改開始後，居正明知整頓吏治會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對，但他毫無畏懼，表示自己『且受深恩，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當他遭到自己門生劉台彈劾時，仍堅持初衷，聲稱『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表現了改革者的無畏精神。居正直到臨死時還把改革大權抓在手中，在病榻上還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張居正改革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綜上所述，就『政治家』這一稱謂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張居正之處；就變法本身而言，王安石變法在策略和步驟上不如張居正改革那樣靈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權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張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也不如以張居正為首的改革派那樣齊心協力。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成就自然不能與張居正改革相提並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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