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 （5）

  來源: 鳳凰網歷史綜合

  
其三，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爲其訓政尋找歷史經驗和教訓而倡導研究王安石變法，這種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態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的價值取向。自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發動政變以後，國民黨統治中國22年，其中訓政時期19年。『訓政，在國民黨的政治制度中起著主導的支配作用，規定了當時統治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態』。[66]
大致從30年代初推行訓政伊始，國民黨政府頒布了保衛團辦法，其後在地方推行以重建保甲制度爲核心內容的地方自治，因而王安石變法的保甲法受到重視，如當時出版的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67]、葉木青【中國保甲制度之發展與運用】[68]都辟有專章節討論，並給以高度評價。另，1935年蔣介石致電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會熊公哲，『令其對王安石遺規作一深切研究，並作廬山訓練(憲政人員)教材之一』。[69]翌年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召各省縣長、公安局長，聚之都城，講習縣市行政，齎資商請河南省政府重印【王安石政略】』。[70]
其後，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大約一直受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重視。當然研究者並不僅限於此。如30年代提倡統制經濟，便有【王安石的新法與統制經濟】與之相呼應。又如爲了反對師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以俄爲師』而提倡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71]便有人寫文章說『王荊公的經濟政策是漢唐以來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轉變，不但當時的人，感覺著新奇訝異，就是從今日的觀點來看也並不見得怎樣陳腐，而且事實上當時荊公所見到的問題，所要傾全力而實施的策略，在今日也還是急待實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稅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問題，在現在也並未完全解決，青苗貸款之法，在那時固爲要務，在今日農村高利貸盛行之日，也未嘗不是當行之政。今日研究國民財政學和農村問題的人，在獵取西洋糟粕，來解決中國問題，削足適履，阻礙橫生，實則把荊公當時的新政，拿來過細研討一番，作個懲前毖後的參考資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費時間』[72]。
4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新政，於是又有人說『宋朝王安石倡行的新法，雖已屬陳跡故事，然考其法，均切時弊，類多美善，我國近年來的新政，大概脫胎於彼。且鑑古可以知今，我們加以探賾之後，可以明t當時新法施行的情形和失敗的原因，以作現在施政的殷鑑，諒也不無補益，實有究討的價值』。[73]這種官方對王安石變法的肯定流風甚至影響到美國政要，據1944年6月21日貴陽中央日報所載，迪化18日電：『今日抵迪之美副總統華萊士……接見王主任世傑，羅監察使家倫。據王氏語記者稱：華萊士副總統於談話中，曾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華氏譽王安石爲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並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74]「華萊士先生似乎隱約感覺著王安石之行新法與他和羅斯福總統之行新政，有了精神的契合，他讚揚王安石，不啻於異國、異代求知己、找同志。』[75]
其四，二三十年代傳人我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對重新認識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影響最大。柯昌頤在『評議安石之今昔觀』中引胡適之先生的一段話：『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之後說：『是故今日爲安石白沈冤，誠亦環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76]
胡適所言的社會主義，實際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說在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東漸的諸多西學中是較晚進的一種，但是隨著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猛傳播，爲其他西學所不及。『在新文化運動晚期，馬克思主義尚且只是獲得了少數的皈依者，到了20年代末，短短幾年間，它就一躍成爲中國思想界中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在此後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論戰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爭論雙方實際上共同持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立場。』[77]
當然，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者，在用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重新評價時，一般地說是呈現出兩種情況，一是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的諸項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爲社會主義的先行者，不免使人有牽強附會之感。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考察作爲歷史事件的王安石及其變法，如使用『商品經濟』、『商業資本』、『階級關係』和『封建制度』等經濟學和社會學術語，試圖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歷史意義，同時亦較多注意到對王安石及其變法前後各種歷史現象進行綜合分析。特別是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社會歷史背景和變法失敗的諸多原因的分析較爲深廣。因而三四十年代所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涵蓋了20世紀後50年代所重新討論的問題。當然由於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不同，也因其傳人中國的時間不太長，且沒有成爲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因而在使用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初步和稚嫩也是難以避免的。
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後20年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據不完全統計發表論文約900多篇，出版專書約80余種。[78]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實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都與20世紀前半葉有很大不同，因而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前面提到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對二三十年代一致肯定王安石『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產生了直接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在繼承孫中山思想遺產的基礎上，更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過生產資料公有的辦法來建立社會乎等，主張取消財產不平等。因而建國之初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在城鄉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由私有制改變成國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形式，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通過打擊、鎮壓和改造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或稱不勞而獲的階級和建立防止貧富兩極化的均富機制，實現社會平等。
如在城鎮工礦企業實行低工資、多就業、低消費型的均富模式，在鄉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這樣的社會氛圍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所產生的潛在影響即表現在：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對王安石的『摧抑兼併、均濟貧乏』如同二三十年代一樣給以充分的肯定和稱讚，甚至把是否堅持『摧抑兼併』看作是熙寧與元豐以後變法性質變化的路標，並以此衡量變法的進步與倒退。[79]
及至20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使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也開始發生變化，私有製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會生活觀念也由嫉富、抑富轉向羨富、揚富，理論界則對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種種弊端進行抨擊和反思，這些變化都在悄悄影響研究者對王安石的『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的變法思想進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兩點：一是對王安石試圖通過『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來達到『摧抑兼併』的作法，提出批評：『摧抑兼併實質上是國家運用政權力量來排斥一般兼併而自爲兼併。』[80]『經濟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現爲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強權干預』。[81]變法『擴大了封建國家贏利性經營規模，官營經濟體系發達，對民間工商業發展極爲不利。』[82]二是指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的措施，不僅沒能摧抑兼併，而且加重了『貧乏』的經濟負擔。[83]這些新思考的背後顯然打著很深的時代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