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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百度 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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