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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其實從情理與世界史上大多數事例而言，相反的結論恐怕要合理得多:農業時代的外貿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強大帝國的這種需求（可以貨幣支付的需求）往往高於衰弱國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初級工業化開始後大宗產品供給與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與沒有投資需求的傳統農業國進行貿易，則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會比大宗產品供給更易實現，從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漢唐宋與羅馬屬於前一種情況，而18世紀前後的西歐屬於後一種情況。但兩者都不表明它們的經濟不如其貿易對象。勿寧說，在前重商主義條件下，明清時代中國對外貿易之從此前的歷史性逆差轉變為順差，倒更有可能是她開始逐漸轉為相對落後、相對『邊緣』化的體現。
以外貿順差的有無及多少作為經濟發達水平的核心尺度乃至唯一尺度，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標準。這樣的標準在某種經濟結構中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另外的背景下這種標準就會顯得荒誕。無論在農業時代的『前重商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自由貿易的『後重商主義』條件下，前者如把明清的『順差』看成『世界體系中心』的證明，後者如把今日美國的『逆差』看成它的『邊緣』化。而『前重商主義』與『後重商主義』都還是就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程度而言。如果放在根本非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比如說在J. 希克斯所說的『習俗-命令經濟』的背景下，這種標準就更成問題了。
然而許多人在進行『中外比較』或『古今比較』時，往往忽視這種背景的區別，從而導致許多隨意性極大的結論。這個毛病不僅弗蘭克為然，也不僅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為然，中國學者也常犯類似錯誤。
例如曾經有一種也是來自海外漢學而如今在國內流行的說法，認為古代中國具有比西方更發達的自由主義精神和自由貿易傳統。這樣說的唯一根據是:據說當時西方關稅稅率比中國為高。但且不說這裏的稅率數字是否無可爭議，只需要指出:即使在關稅壁壘已成為自由貿易主要障礙的今天，僅僅以關稅稅率來衡量貿易的自由度也是有問題的。例如，波爾布特治下的柬埔寨根本就不征關稅，你能說它是貿易自由的典範麼？
以關稅稅率高低來衡量自由程度，猶如用外貿順差大小來衡量經濟發達程度一樣，有時會產生怎樣的謬誤。一種評價體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這種前提取決於給定的制度背景。弗蘭克的這本書沒有考慮這一點，而這並不是僅他如此。在漢學與中國學領域，這種問題是很多的。照我看，如果要說什麼『西方中心論』的話，這種以西方背景下產生的問題（順差多少，關稅稅率多少和國家資助多少）作為衡量標準用之於其它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論』的。
二．反對『進步主義』的歷史觀
並非職業經濟史家的弗蘭克寫作此書，不是出於考據的愛好而是出於歷史觀的衝動。而他的歷史觀之最大特點，我姑且歸納為『非’進步’的全球或全人類整體史觀』。它一方面與『文化類型史觀』相對立，另一方面又與『進步的整體史觀』相對立。
對中國人來說，這種歷史觀最大的啟示還不是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拒絕，而是他對『文化類型史觀』的否定。眾所周知，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這種史觀的影響是多麼大。
大致而言，傳統時代流行的是強調宿命、神意、正統價值觀的傳統史觀，啟蒙時代以後，理性主義潮流下『進步的整體史觀』逐漸興起，它強調人類歷史的統一性、可解釋與可理解性，乃至可預期性，其說包括價值理性的善（『進步』）惡（『反動』或『落後』）判斷，以及工具理性的『客觀規律』論或『科學歷史觀』。唯物主義的社會形態演進史觀是典型的兩者結合:它既有『進步』優於『落後』的強烈價值取向，又相信『進步』取代『落後』是一種物理學式的客觀進程。但理性史觀也可以不採取這種二合一的形式:它可以不承認有『歷史規律』但堅持人文主義的『進步』價值觀，也可以擯棄人文主義價值而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冷酷『規律』。
如今這種史觀在中國與西方都在衰落--在西方是由於『後現代』的理性主義退潮，在我們這裏則是由於以這種史觀為牌號的行為失去了信譽。於是韋伯、施賓格勒與湯因比式的『文化類型史觀』流行一時。它否定統一的人類歷史發展而代之以共時態的各種『文化』（或『文明』）大陳列，強調各種文化價值的不可通約性而淡化了普世人文價值的信念。這種史觀在文化是否有優劣之分的問題上存在兩種態度:承認文化有優劣之分，即以播化論取代進化論，這在把文化定義為民族性的情況下，有由文化優劣論演變為民族優劣論的危險。而徹底的文化相對論（文化無優劣）不但有無視普世價值的危險，而且它等於既拒絕進化又拒絕播化，至少對於不發達國家而言它決不是好主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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