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东进和西征的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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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相争，秦惠王想出并讨伐蜀国，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攻打蜀国注定是一件苦差事。何况，韩国在自己身后虎视眈眈，一旦有机可乘，定会算计。惠王进退维谷，犹豫不决于是，手下的大臣张仪和司马错分别给惠王出了不同的建议：
张仪对攻打蜀国很不感冒，觉得那样获取的利益太少，劝说惠王安抚魏国，攻打韩国，借道直逼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从而获得主动权。
司马错意见与张仪不同，而是主张讨伐蜀国。攻打韩国，占领东西周王都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名利双失。就名而言，以臣讨君是不义之举，留下的只能是恶名，授人以柄。就利而言，攻打韩国和周，只能把自己的敌人逼得狗急跳墙，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而攻打蜀国却是名利双收，既出师有名，又能得到不可小视的利益。
秦惠王最终听取了司马错的建议，攻打了蜀国。实践证明，惠王的选择是正确的，蜀国攻打下来以后，秦国更加强大了。
把周天子不放在眼里是一回事情，但是赤裸裸地攻打又是另外一回事。“据九鼎，按图籍”，真的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吗？如果控制了天子，就能号令天下，大家大都可以“擒贼先擒王了”。但问题是，这样做不但起不到号令天下的目的，而且还会授人以炳，让自己陷入孤立。正是这样一个式微的“周王室”，这样一个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却戏剧般地在各诸侯之间起着制衡的作用。因为它在各路诸侯眼里仅仅是一个符号了。这个符号，可以作为工具，也可以作为幌子，更可以作为借口。所以，此时的秦国，向东进军确实不是明智之举。因为此时东海之滨有齐，中原之地有燕赵，南方有楚，实力都还很大，的秦国实力还没有大到可以摊牌的程度，势力还没有雄壮到可以凌驾于一切的地步。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势必陷入被动。所以是名利皆失。所以大规模地向东进军，是时机不对。相反，攻打属国虽然道路险阻，但却是胜券在握，犹如豺狼攻群羊，何况蜀有桀纣之暴，攻其顺乎民心，不仅能够活的美名，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还能“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没有任何风险，成本最低，还能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