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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 西方推崇理性,總是想探究『物』之後的『存在』。自從柏拉圖以來,西方人普遍存在著貶低感性,崇尚理性的傳統。難怪懷特海說,整個西方文化,不過是柏拉圖主義的註腳。比如桌子,決定桌子成爲桌子的東西,決定不是物質性的材料(比如木頭),而是『桌子』本身的理念。而『桌子』的理念看不到,摸不著,只能靠人的理性來探究,來把握。儘管物質性的材料(木頭)對於桌子成爲桌子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只是載體,而不是桌子成爲桌子的理由。現實中的桌子必須要有載體,我們誰也沒有見過飄在空中的桌子。而理念中的『桌子』卻不同,它不需要任何載體,也正因爲此,理念才是純潔的、完美的、高尚的,一旦有了『肉身』載體,就是墮落了。這種墮落和人偷吃了禁果的下場是一樣的。人本來生活在伊甸園中,因爲偷食了禁果而認識到自己有一個肉體(載體),因此不再完美。所以說,人需要淨化、需要超越,需要想盡一切辦法擺脫掉這個肉體,進入純理念的『伊甸園』。
西方文化是一個努力擺脫『載體』的文化。所以,西方一直有著嚴謹的『形上學』傳統,形上學,按其本意,就是『在物理學之後』,就是把現實世界中的東西都搞明白了,還要去探究這些東西背後的那種神秘的力量和存在。西方人相信這種『存在』確確實實存在著。畢達哥拉斯知道,無論怎麼擺弄圓規和直尺,也畫不出『理念中的圓』,但他始終在不懈地努力,努力使的自己的『圓』無限制地逼近『理念中的圓』,雖然不能占有真理,但卻又不斷地追求真理,構成了西方的科學精神。
而另一方面,西方人通過宗教情懷不斷地向自己的肉體宣戰,只有戰勝肉體,才能進入天堂。天堂里是沒有肉體的,只有高尚的靈魂。人的拯救或者超越不過是擺脫肉體,成爲一個純精神的存在。正如基督精神所闡明的那樣:『拯救靈魂必須壓抑肉體』。
因此,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看起來是相互對立的,其實其精神實質是相通的。但歷史的弔詭在於,科學本來是在宗教中孕育出來的,可是這個衍生出來的東西掉過頭來卻成了宗教的死敵。科學對宗教的神秘性不斷破除,『上帝的存在』一次次地被『證偽』,當科學被奉爲神明的時候,它本身就成了宗教。西方文化演進到今天,終於完成了經驗向超驗的僭越。
而在中國文化中卻不是如此。儘管【易經】早就說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但是,中國人眼中的『形而上』並非探究使得物稱爲物的原因和理由,所謂『格物致知』、『窮盡萬物之性』也不是探究客觀事物背後的客觀規律,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人世間的道德倫理,在於爲人間人倫道德找到所謂宇宙論的基礎,從而在真正意義上『貫通天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天人合一』。正因爲此,注重道德實踐的中國文化使得自然的一切無不打上了道德或者說『人爲』的痕跡。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自然的人化』,但這裡的『人化』,不是納入人的意識,從中抽象出客觀的範疇或者規律,而是打上道德或者價值的烙印。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我們好像很少能用客觀的眼光來看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而是看其後面所代表的意義。正如西方人把超驗的東西經驗化一樣,我們的文化卻是存在著把一切經驗的東西超驗化的傾向。一個自然事物其本身的價值並不在於其自身,而在於其背負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含義。正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那樣,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個體的道德實踐和社會的等級秩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血緣倫理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要價值取向,而所謂的道德實踐,不過是維護這種血緣倫理的尊嚴和價值,另一方面,社會等級秩序是血緣倫理的外在表現形式。正因爲血緣倫理的重要性,我們才會覺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理性。而這種社會秩序的上下有差一般會通過一些外在的形式或物件表示出來。比如,禮儀就是這種社會秩序外化的形式,孔子好禮,不過是通過『禮』來強化這種建立在血緣倫理基礎上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上下差別往往會通過一些物件來標識。正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所讀到的那樣:『蘩櫻小物也,而孔子惜之』、『唯名與器,不可假於人』。因爲這裡,所謂的『名』與『器』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物件了,它承載的內容正是社會的秩序,血緣的親屬和貴賤的差異。
回到【通鑑】中的這段文字韓昭侯有一個破褲衩,但這個破褲衩一旦是君主穿過了,它就不是一般的褲衩了,而是高貴、上等之物,不是能隨隨便便給人的,除非立下赫赫戰功的人。正如今天某位明星的內褲或者乳罩,一旦拍賣起來,簡直是天價。所以,會治理天下的君主,會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治理國家的高明君主,珍惜自己的一針一線,知道什麼時候去利用這些物件,『明主愛一掛D,褂形梗D有爲D。』
我們的文化就是如此,什麼都要引導到道德倫理和社會價值上來,而在這裡,『物』本身卻不見了,不在場了。中國人很少關注『物』本身,也就不可能產生科學和技術。還是維根斯坦說的好:世界的意義在世界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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