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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 滾滾的歷史長河不可逆轉地向前演進，而在這種演進過程中，所謂的文明和異化成了一對孿生兄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文明的程度越高，受異化之毒的戕害也就越厲害，人類受的『內傷』也就越深。這就是歷史發展的二律背反，也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馬克思早就說過，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如果提及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那麼，二者作為一種價值觀，作為一種信任系統，都蘊含着無法克服的矛盾和尷尬，都遭遇到了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在當代社會，在向西方社會看齊，在向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社會，已經把自己納入到了僵硬的進化論鏈條當中了。一方面，西方憑藉自的經濟實力四處揮舞大棒，不僅在經濟上要占主動權，而且也要在意識形態、文化模式上占據『話語霸權』。另一方面，中國由於經濟落後，在近代以來幾經磨難，救亡圖存的拯救情節很是強烈，潛意識的自卑感較重。向西方學習，借鑑西方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話題。而當這種願望強烈到一定程度時，國人就把怨恨撒在了自己的文化上面，從五四肇始，我們一浪又一浪地掀起了反傳統、反文化的最強音。西方人和中國人好像都同時意識到：文明是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而西方正處於這條鏈條的前部，而後者正處於後處，後面的唯一可能做的，僅是努力向前部靠攏，這就是社會發展的進化論邏輯，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變種。正如恩格斯所說：西方向東方昭示的是後者未來的發展圖景。西方和中方這種地域和文化上的差異，在經濟的籠罩下，於是被偷換成時間軸線的進步與落後、古典與現代的差別。
其實，我們沒必要感到自卑。歷史是否在前進呢？我對這一點很是懷疑。我更願意說，歷史在不斷地改變，但不能說進步。因為所謂的進步和落後，並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和尺度。現代人比古代人快樂了多少，幸福了多少？我們很難做出判斷。文化作為一種價值觀，其實並沒有優劣貴賤之分。莊子早就論述過，文化屬於『無待』，沒有對待之物，已經進入了形而上層面，誰都不可以在文化上面揮舞大棒。
普遍主義，作為西方的一種價值觀或者說信任結構，存在着將人工具化的危險。當規則、契約、工業體制這些東西坐大之後，就已經看不見作為個體的孤零零的人了。另一方面，普遍主義需要客觀的、毫無彈性的標準和指標，這些標準和指標作為一種感性存在，在物質方面的普遍交換和整體衡量方面提供了尺度，比如貨幣，擴大化的社會生產，普遍的商品交換，使得貨幣的出現成為必然。只要有這個一般等價物，無論交換範圍如何擴展，無論交換的物類如何繁多，都不會出現紊亂。比如分數，也是一個普遍主義的標準，過了這個分數的就上大學，過不了的就是落榜，大家在這裡完全平等，誰也不比誰優越。所以，普遍主義通過一種感性的、客觀的標準和尺度規範着人類的行為，使得社會的效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可這裡的問題是：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互相交換？普遍主義確立的規則以及其建立的標準和尺度是不是可以囊括社會生活的全部？比如感情，愛情，歸屬感，人類對這些東西也有着強烈的需求，物質的東西能夠運用普遍主義的原則進行運作、交換和調節，因為它們是『有待』的，由所對待，所以可以找到一般等價物。但精神上的東西呢，它看不見，摸不着，根本沒有『對待』，我們找不到衡量的尺度和標準。如果我們把玫瑰花的數量同愛的程度對等起來，就會顯得非常荒謬。物質的東西和精神的東西是不能互相僭越的，一旦僭越，就會面臨尷尬。西方的普遍主義原則在物質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使得經濟快速發展，但當將這一標準毫無限度地向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擴張時，就使得西方的文化暴露出了其弱點。法律作為契約，一旦成為時時看守着那些隨時可能犯上作亂的『魔鬼』的時候，人性的自覺何以彰顯？一個人可以憑藉優異的分數進入任何一所大學，可以憑藉著名大學的文憑輕而易舉地找到工作，並獲得社會的認可，進入所謂的『白領階層』，可以拿着足夠的錢走遍世界各地，毫無阻礙。但是，在一個人身處險境，誰會是你最值得信賴的夥伴呢？當危機真正到來的時候，你手裡拿着大把大把的錢，估計也沒有人給你賣命。我在上面曾經說過，什麼大於生死？絕對不是金錢，金錢在真正的危機面前絲毫不能發揮作用。中國歷史上很多皇帝，在大勢已去的時候，為什麼被其隨從殺害？為什麼車臣出了那麼多人肉炸彈？為什麼薩達姆被美國軍隊像死狗一樣被拽了出來。這個時候，外在強制性的全面信任就顯得捉襟見肘，而『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狹小的、特殊主義的信任系統正好能發揮威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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