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4）

  来源: 新浪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以笔者的功力，估计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无论梁漱溟所说的“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还是许R光所分析的“情境中心主义”和“相互依赖”都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人伦情感至上、血浓于水的“相互依赖”使得中国人不可能有西方意义上“普遍主义”，而更多地是“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的“特殊主义”。正因为此，中国人宁肯牺牲事实，也要维护价值的正当性，给人一种是非不明的味道：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故事在以法治国的今天肯定不再提倡。但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父子相隐”切中了中国文化的实质，父亲偷了东西，儿子要为父亲隐瞒，儿子偷了东西，父亲也要为儿子隐瞒，而不是互相告发。“大义灭亲”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美谈，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人眼里，情感和价值远远比是非曲直更重要。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因为利益纠葛父亲和儿子对博公堂的情形，但在他们据理力争的背后更多的则是忧伤、失望和孤独。即使打赢了官司又如何呢？双方都将是失败者，因为父子之情已经不再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