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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史探微
結 語
本文檢討了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降生神話、始祖神話以及一些重要的契丹習俗，發現它們大都能在摩尼降生神話及摩尼教教義和神話中找到原型或依據。我認爲，在以摩尼教爲國教的回鶻汗國崩潰，大批回鶻族人進入契丹社會並發揮重要作用的歷史背景下，很難把這些神話傳說的相符對應完全歸之於偶然的巧合。
六十八年前，王日蔚先生在其【契丹與回鶻關係考】最後說：『至二者在文化之相互影響，則以材料缺乏，未能得其真相。……他日有材料時，當專篇論之也。』[153]更早，八十年前，陳垣先生作【摩尼教入中國考】，特別於第十四章【南宋摩尼復盛】後標出：『同時北朝遼、金、夏關於摩尼之史料，當亦不少，因摩尼固嘗盛行北地。此節且待他時之發現。』[154]本文之作，或可稍平前輩之憾。不過，限於材料和學力，本人所探討者只是不同宗教文化影響的蛛絲馬跡，且經與舊有習俗的整合[155]，並非是系統宗教的傳播。如前輩學者馮承均先生所言：『間嘗研究我國制度，分析其間固有及外來之成分，往往與類似固有制度之中，發現外國輸入之事，特因習用已久，遂致主客不分』[156]，本文所論，泰半仿此。本人以爲，這種研究既有學術價值，也能提供現實借鑑意義。
九世紀中回鶻汗國崩潰給契丹傳統社會帶來了新的激勵因素。回鶻族人進入契丹社會，給契丹部族注入了新鮮血液；回鶻所奉摩尼教的傳入，則爲契丹傳統社會的飛躍與變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機即以結親取得回鶻族人（很可能把持著商業）的支持，並藉其摩尼教神話自己，從而得以突破傳統，實現革命，建立國家，實行帝制，成爲契丹人的民族英雄。
宗教及文化交流往往與商業活動同時進行[157]。唐代後期，回鶻人（包括在回鶻汗國配爲部落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實際上已經大量從事商業經營活動[158]。汗國崩潰以後，回鶻人並沒有馬上融入變成游牧的契丹人，他們在相當一段時期還作爲不同的群體存在並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因此，回鶻商業文化對契丹社會發生飛躍變革的影響也值得專門研究。傳統的說法認爲契丹是農牧二元社會，然而，二元之間有賴商業聯繫，因而很可能是農、牧、商三元社會，即相當一段時期的漢人及渤海農業、契丹牧業、回鶻商業[159]三足鼎立。誠如是，基於『二元社會』說的一些理論如『征服王朝論』等就有必要重新探討。
2003-9-6完成於北大暢春園
[1]參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432頁。
[2]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0【契丹傳】，中華書局標點本（以下引正史均爲此本），1984年，2223頁。
[3]同上引【魏書】卷100，2222頁。
[4] [元]脫脫等撰【遼史】卷1【太祖紀】上，10頁。
[5]如陳述（玉書）【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78年；同作者【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產生】，載【歷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日]松井等著【契丹勃興史】，劉鳳翥譯、邢復禮校漢譯本收在【民族史譯文集】第10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6]近年國內有關契丹及遼朝歷史的論著已經不少，比如，可以參考張正明【契丹史略】，中華書局，1979年；舒焚【遼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楊若薇【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7]參上引[日]松井等【契丹勃興史】，2、27頁。
[8]參王日蔚【契丹與回鶻關係考】，載【禹貢】卷4第8期（1935年12月）；李符桐【回鶻與遼朝建國之關係】，台北文風出版社，1968年，後收入李符桐論著全集編委會編【李符桐論著全集】第二冊，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92年，263-405頁；王民信【契丹外戚集團的形成】，收在氏著【契丹史論叢】，台北學海出版社，1973年，73-87頁。
[9]關於崇拜光明是摩尼教的主要特徵和回鶻奉摩尼的情況，參林悟殊【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及【回鶻奉摩尼教的社會歷史根源】，前文收在氏著【摩尼教及其東漸】，中華書局，1987年，58頁，後文收在同書87-99頁。
[10]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219【北狄契丹傳】，6173頁；[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卷137【外國傳】一，1827-8頁；[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錄】一，886-7頁；[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卷266，後梁太祖開平元年（907）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條，中華書局標點本（本文引【通鑑】均爲此本），1982年，8676-9頁。
[11]見【遼史】卷1【太祖紀】上，2-3頁；同書卷73【耶律曷魯傳】，1220-1頁。
[12]參楊志玖【阿保機即位考辨】，載【史語所集刊】17期，1948年4月。
[13]見上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摩尼光佛教法儀略〗釋文】，230-1頁。
[14] [德]克林凱特著、林悟殊譯【古代摩尼教藝術】，中山大學出版社，1982年，22頁。
[15]同上引【古代摩尼教藝術】，24頁。
[16]本文這裡用的是摩尼教所謂『五明子』即清靜氣、妙風、明力、妙水、妙火的名稱，見前引【摩尼教及其東漸】15頁。克林凱特在【古代摩尼教藝術】中說：『許多文書也言明尊爲五大神，即五種明亮的宇宙分子――氣、風、明、水、火所環繞。這五種分子和人類學的五個範疇，即推理、意志、智力、思想、理解等五個概念相聯繫。』（32頁）顯然，這五種明亮分子屬於摩尼教崇拜的基本對象，故其名稱大同小異，並無本質的區別。
[17]見前引【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下部贊〗釋文】，256頁。
[18]見【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下部贊〗釋文】，256、258頁。
[19]【古代摩尼教藝術】，97頁。據克林凱特的說法，在吐魯番高昌故城發現的七、八世紀摩尼教經書插圖中，有一幅是在『建築物的拱門上，畫著三位一體的神，……其主神位於中央，較其他神爲大。而且，主神的王冠上還另有一裝飾，看來是一個帶著同樣王冠的較小人頭。若如是，則暗示了拯救之神的分身理論。隨伴的兩個較小神像，其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個也帶著一頂與主神類似的王冠，但沒有主神那一附加的裝飾。我們可以推測，這裡畫的是摩尼教的拯救之神，也許就是第三宇宙階段所創造的那批神。』（【古代摩尼教藝術】，88頁。）而據摩尼教教義，大明尊在第三宇宙階段喚出的拯救之神有第三使、惠明使、光耀柱（銀河）以及大智甲（Great Nons），參前引【古代摩尼教藝術】35頁。
[20]參上引【古代摩尼教藝術】，35-6、91-2頁。
[21]參上引【古代摩尼教藝術】，97-8頁。
[22]參上引【古代摩尼教藝術】，41、78-9、92頁。
[23]【古代摩尼教藝術】，78-9頁。
[24]【古代摩尼教藝術】，42頁。
[25]【古代摩尼教藝術】，79頁。
[26]克林凱特認爲：『此處畫的可能是762年信奉「明教」的牟羽可汗，要不就是像牟羽可汗那樣，與臣屬一道奉摩尼教的另一位國王。』（【古代摩尼教藝術】，78頁）
[27]見【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下部贊〗釋文】，254頁。
[28]這類字眼在摩尼教經典里屢見不鮮，可參上引【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
[29]【遼史】卷1【太祖紀】上，10頁。
[30]【遼史】卷112【逆臣傳】上，1498頁。
[31]【遼史】卷2【太祖紀】下，19頁。耶律阿保機的這篇預言充滿神秘的讖語，尤其是預言了自己的死期，而且恰恰正是三年以後所謂『扶餘之變』他神秘死亡的日期，這太令人疑惑了！總之，我感到，這篇預言的內容，它的產生，所謂『扶餘之變』，甚至契丹滅渤海，都還有深藏未露的因素有待揭示，尤其是像契丹這樣處於變革期的傳統社會，異質文化的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
[32]【遼史】卷2【太祖紀】下，23-4頁。參劉鳳翥【遼太祖尊號諡號考辨】，載【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1期，收入孫進己等編【契丹史論著彙編】（上），235-6頁。
[33]見前引【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250-1頁。
[34]見【摩尼教及其東漸】附錄，253、254、257-8頁。
[35]見【遼史】卷1【太祖紀】上，3頁。
[36]見陳述【契丹政治史稿】，68頁。
[37]見【遼史】卷1【太祖紀】上，10頁。關於中國歷史上開皇、始皇、皇始一類名號的意義，請參【通鑑】卷7，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王初並天下』條，234-5頁；同書卷108，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魏群臣勸魏王稱尊號』條胡注，3429頁。有關研究參田餘慶【北魏後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載【國學研究】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389頁及402-3頁注81。
[38]例如早在契丹之前，高句麗就有始祖之母感日而孕的傳說，參【魏書】卷100【高句麗傳】，2213頁。
[39]參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收在【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157、160、164-5頁。這裡我要感謝劉先生惠贈大作，該文資料豐富，令我受益匪淺。
[40]見王民信【契丹古八部與大賀遙輦迭剌的關係】，收在前引【契丹史論叢】，47頁。
[41]參楊富學【契丹族源傳說借自回鶻論】，收入氏著【中國北方民族歷史文化論稿】，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144-55頁。
[42]見【遼史】卷1【太祖紀】上，8頁。
[43]參上引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0頁。
[44]見【遼史】卷2【太祖紀】下，24頁。
[45]【遼史】卷116【國語解】，1545頁。
[46]據說有人認爲，『木葉山的地理位置之所以眾說紛紜，主要是因爲一千多年來地貌的演變』，『至少在遼代前期，潢河和土河還屬於黑龍江水系而不是遼河水系，遼代的潢河即今烏力吉木倫河，潢河與土河在阿魯克爾沁旗東南交會後，東北注入松花江』（見前引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5頁轉述）。這就是說，今天的松遼分水嶺（吉林省長春―長嶺―通榆一線）只是遼代後期以來一千來年地貌演變的結果，這不惟難以置信，簡直是信口開河！
[47]參前引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附錄【阿保機營建四樓說證誤】，191-206頁。
[48]前者見於八世紀的突厥文碑銘，參特勤【鄂爾渾突厥語語法】（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四章【詞彙表】，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1968年，330、369頁；後者見於十一世紀辭書，參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語詞彙】（Mahmud al-Kashq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第三冊（索引），哈佛大學出版社，1985年，21、169頁。
[49]參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243-4、247頁。
[50]見前引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71頁。
[51]【新五代史】卷72，885-6頁。
[52]參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26、36、83、107頁。
[53]見賈敬顏遺著【東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紐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13頁。
[54]見該書【例言】4-5頁。
[55]參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79-80頁。
[56]如【劉郁〖西使記〗】，見王國維【古行記四種】葉八，收入【王國維遺書】第13冊，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並請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中華地圖學社，36-7頁。
[57]參賈敬顏、朱風合輯【蒙古譯語、女真譯語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2頁。
[58]賈敬顏認爲：『說契丹人講的話是一種古蒙古語，一種顎音很重的古蒙古語，應該是令人信服的』，見氏撰【契丹文】，收在【中國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82年，106-7頁。
[59]見道布編著【蒙古語簡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22頁。
[60]參前引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4頁。
[61]參【遼史】卷49【禮志】一，834-5頁。
[62]【遼史・禮志】序：『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別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存其略，著於篇。』（834頁）可見元修【遼史】，曾對契丹國俗和漢儀作了勘比整合。然而還不止此，同書【禮志】五【嘉儀】上『皇帝受冊儀』後註：『又有【上契丹冊儀】，以阻午可汗柴冊禮合唐禮雜就之。』（859頁）可見禮俗勘比整合在遼代當時已經開始。
[6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107【石季龍載記】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冉）閔等。』（2791頁）【通鑑】卷98，晉穆帝永和五年（349）『趙主鑒使樂平王苞』條記此事，胡注云：『胡天蓋石氏禁中署舍之名。』（3099頁）並請參唐長孺【魏晉雜胡考】，收在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78年，416-7頁。
[64]參前引賈敬顏【契丹文】，99頁。
[65]【遼史】卷49【禮志】一，834頁。
[66]同前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14頁。並請參【古代摩尼教藝術】，71-2頁。契丹『再生儀』儀注有：『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遼史】卷53【禮志】六，879頁）此三岐木或許就是摩尼教象徵光明王國的三干樹，再生與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國的契丹考古發現過不少壁畫，應該有希望把這種三干樹識別出來。
[67]見【摩尼教及其東漸】，255、256頁。
[68]契丹族並非只有八部，詳參上引楊志玖【阿保機即位考辨】。因此，八部的說法只具傳說的象徵意義而難以做認真的歷史考實。或者，這只是受鮮卑八部大人制度影響而產生的比附說法也未可知。有關的史料見【遼史】卷32【營衛志】中【部族】上，376-81頁；最近的有關信息可參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0-62頁。
[69]見羅炳良主編【中華野史】遼夏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10頁。
[70]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4頁。
[71]參【遼史】卷49【禮志】一，836頁。
[72]參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與大賀遙輦迭剌的關係】，收在前引【契丹史論叢】，45頁。
[73]馮家升對此有詳細統計，參氏撰【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收在【馮家升論著輯粹】，中華書局，1987年，51-7頁。
[74]見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與大賀遙輦迭剌的關係】，收在前引【契丹史論叢】，46頁。
[75]參馮家升【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同上引【馮家升論著輯粹】，68-9頁。又，唐太宗初即位，與頡利可汗於便橋殺白馬盟誓（兩【唐書・突厥傳】）；蘇定方伐百濟，於江邊殺白馬祭祀（【（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十八，忠清右道公州鎮扶餘縣古蹟）。[俄]E・N・傑烈維揚科【黑龍江沿岸的部落】也曾提到古代民族中的一些例子：『由於契丹人企圖強占阿骨打亡兄的馬，幾乎引起了一場衝突。死去的撒改也曾以白色御馬陪葬。假如我們還記得中國人和那乃人均以白色志喪、通古斯人皆以白馬祭獻林神的話，那麼。上述最後這―情節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直到不久以前，在朝鮮還保留著這樣一種習慣，送葬時在靈架上放有白馬像。這是一種避邪符。在一些爲開業舉行的儀式中，馬也是中心角色。馬，特別是白馬，也是一種祭祀用的動物[注239：U．V．約諾娃：【朝鮮人宗教儀式中的圖騰崇拜殘餘】，155頁]。』（林樹山、姚鳳譯，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294頁）
[76]見前引【馮家升論著輯粹】，63頁。
[77]本段所轉述摩尼教內容請參前引【古代摩尼教藝術】，36-7、43-4頁；【摩尼教及其東漸】，17-8頁。
[78]【遼史】卷52【禮志】五，859頁。
[79]參【新唐書】卷12【禮樂志】二，323頁；同書卷14【禮樂志】四，352頁；同書卷21【禮樂志】十一，464頁。
[80]見王民信【契丹的柴冊儀與再生儀】，同前引【契丹史論叢】，95頁。
[81]【遼史】卷49【禮志】一，838頁。
[82]參陳述【契丹政治史稿】，45頁。
[83]參前引[俄]傑烈維揚科【黑龍江沿岸的部落】，146頁。
[84]【遼史】卷49【禮志】一，838頁。
[85]【摩尼教及其東漸】，243、256-7頁。
[86]【摩尼教及其東漸】，56頁。
[87]參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0頁。
[88]【遼史】卷18【興宗紀】一，220頁。
[89]【遼史】卷28【天祚皇帝紀】二，332頁。
[90]【遼史】卷37【地理志】一，442頁。
[91]【遼史】卷37【地理志】一，446頁。
[92]摩尼教的信徒叫聽眾，僧侶叫選民，二者宗教地位不相等，參【古代摩尼教藝術】43-4頁。
[93]參前引【古代摩尼教藝術】，56、70、86、93、94-5頁。
[94]【遼史】卷53【禮志】六，879頁。
[95]參[日]鳥居龍藏【契丹黑山黑嶺考】，載【燕京學報】第28期（1930年12月），收入孫進己等編【契丹史論著彙編】（下），1101-5頁。
[96]參[蘇]穆爾札也夫著、郁浩譯【中亞細亞（自然地理概要）】，商務印書館，1959年，49頁表3。
[97]參【伊斯蘭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第3卷，萊頓：E.J.Brill，1971年，1113頁。
[98]參劉鳳翥【『阿穆爾』源於契丹語的『黑水』說】，載【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1期，收入孫進己等編【契丹史論著彙編】（下），744頁。
[99]參上引鳥居龍藏【契丹黑山黑嶺考】，1113頁。
[100]同前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14頁。並請參【古代摩尼教藝術】，71-2頁。契丹『再生儀』儀注有：『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遼史】卷53【禮志】六，879頁）此三岐木或許就是摩尼教象徵光明王國的三干樹，再生與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國的契丹考古發現過不少壁畫，應該有希望把這種三干樹識別出來。
[101]【古代摩尼教藝術】，32頁，並請參同書71頁引摩尼教【大力士經】。
[102]參前引【古代摩尼教藝術】，38、41-2、44頁；【摩尼教及其東漸】，18頁。按照傳統的波斯宗教即祆教的觀念，北方爲群魔所居（參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26頁），摩尼教與此相反，或因爲異端的緣故。但印度宗教也認爲香巴拉Shambhala即理想天國在北方（見【格西曲札藏文詞典（附漢文注釋）】，民族出版社，1990年，877頁），這很可能反映了早期印度伊朗民族由中亞遷徙分離時形成的文化分歧（參前引拙著243頁）。據說西方語言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即源於香巴拉一語的梵文。藏傳佛教也引入了這一傳說。無論如何，該傳說的基本要義是指信奉者的北方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這一點應該是研究者十分留意的。
[103]【遼史】卷49【禮志】一，836頁。
[104]參前引馮家升【太陽契丹考釋】，收在【馮家升論著輯粹】，中華書局，1987年，39-49頁。
[105]見上引馮家升【太陽契丹考釋】，44-5頁。
[106]參前引馮家升【太陽契丹考釋】，47-8頁。
[107]參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附錄壹、貳，224-56頁。
[108]參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231頁。
[109]參前引【古代摩尼教藝術】，38、41-2、44頁；【摩尼教及其東漸】，18頁。
[110]轉引自馮家升【太陽契丹考釋】，41頁。
[111]馮家升【太陽契丹考釋】，42頁。
[112]【摩尼教及其東漸】，18頁。
[113]【遼史】卷2【太祖紀】下，19頁。
[114]【遼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祖州』條，442頁。明殿爲阿保機陵寢專名，有關研究參陳述【契丹政治史稿】，45-6頁。
[115]【摩尼教及其東漸】，221、263頁。
[116]【古代摩尼教藝術】35頁，並請參考同書75頁。
[117]【古代摩尼教藝術】，74頁。
[118]參【古代摩尼教藝術】，82、96頁。
[119]參【宋史】卷103【禮志】六，2508-9頁。
[120]參賈洲傑【契丹喪葬制度研究】，載【內蒙古大學學報】1978年2期，收入孫進己等編【契丹史論著彙編】（下），589頁。
[121]參賈洲傑【契丹喪葬制度研究】，592-3頁。也有認爲契丹火葬的原因是盛行佛教，但據研究那恐怕主要應是遼聖宗（982-1031）以後的事，參前引馮家升【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58-62頁。
[122]參賈洲傑【契丹喪葬制度研究】，591-2頁。
[123]【遼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祖州』條，442頁。
[124]【遼史】卷50【禮志】二，『凶儀』條，839頁。
[125]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收入氏撰【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中華書局，1980年，359、372頁。
[126]賈洲傑【契丹喪葬制度研究】，592頁。
[127]參前引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0-62頁。
[128]【遼史】卷32【營衛志】中【部族】上：『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並前八部爲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賀，二曰遙輦，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審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國舅也。』可見無論契丹分部如何，迄遙輦部落聯盟時期，耶律氏都未與回鶻述律氏結成婚姻。有關研究可參金毓黻【遼部族考】，轉見於前引王民信【契丹外戚集團的形成】，74-5頁。
[129]或許正是此舉引發了契丹部落的重新組合，從而促使契丹婚姻由部落外婚轉爲部落內婚、氏族外婚。這個問題值得另作研究，已有的討論可參前引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0-62頁。
[130]回鶻人在契丹社會政治生活中所居重要地位由【遼史】的下述記載即可見一斑：太祖『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述律）後兄蕭敵魯爲北府宰相，後族爲相自此始』（4頁）；『拜敵魯北府宰相，世其官。』（1223頁）
[131]參【新五代史】卷72【契丹附錄】，890頁。
[132]有關語音勘同可參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附錄壹，225-6頁。
[133]參前引特勤【鄂爾渾突厥語語法】（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四章【詞彙表】，364頁。
[134]【古代摩尼教藝術】，98頁。
[135]參【古代摩尼教藝術】，35、96-7頁。
[136]【摩尼教及其東漸】，251頁。
[137]【遼史】卷1【太祖紀】上，3、10頁。
[138]【遼史】卷2【太祖紀】下，19頁。
[139]【遼史】卷2【太祖紀】下，23頁。
[140]參前引【契丹政治史稿】，69-71頁。
[141]【舊五代史】卷137【外國傳】一，1832頁。
[142]參【古代摩尼教藝術】，34頁；【摩尼教及其東漸】，16頁。
[143]參【古代摩尼教藝術】，35、41、78-9頁。
[144]【摩尼教及其東漸】，18頁。
[145]【遼史】卷2【太祖紀】下，23-4頁。
[146]參【古代摩尼教藝術】，37頁；【摩尼教及其東漸】，19頁。
[147]參【遼史】卷2【太祖紀】贊，24頁；陳述（玉書）【契丹政治史稿】，70-71頁。
[148]【契丹政治史稿】，70頁。
[149]參【古代摩尼教藝術】，33頁。
[150]參【古代摩尼教藝術】，88、97頁。
[151]參陳述【契丹政治史稿】，47頁；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6-7頁。
[152]參劉浦江【契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爲中心】，166頁。
[153]王日蔚【契丹與回鶻關係考】，載【禹貢】卷4第8期（1935年12月）
[154]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366頁。
[155]參【古代摩尼教藝術】，29、47-9、79等頁；【摩尼教及其東漸】，26頁。
[156]馮承均【伯希和、沙畹撰〖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譯序】，氏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中華書局，1958年，43頁。
[157]參季羨林【商人與佛教】，收在中國史學會編【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中華書局，1985年，91-207頁；並請參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250-52頁。
[158]參【舊唐書】卷195【回紇傳】，5207頁以下；【新唐書】卷217上【回鶻傳】上，6120頁以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陰山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54-60頁。
[159]參【摩尼教及其東漸】，91、9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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