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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國學網
東西所同也。中國有之，日本有之，歐洲亦有之。然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3](第二冊，P777)
梁氏認識到中國、歐洲、日本都有過土地、人口分封的時代，而中國與歐洲、日本的差異在於，歐洲有市民社會、市民政權，中國則無；日本有士族階層，中國則無。這便導致了歐、日『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這一論述卓有見地，卻又稍嫌簡單，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詞，較 好地實現了中西一日史學術語的通約，其關於 中、歐、日封建制歷史演進路徑的思考，又顯示了一種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會』
旅日十餘年的梁啓超，對明治維新的『反封建』及其艱巨性是深有領悟的，他1910年撰文曰：
日本當維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會一旦破壞，而天子無尺土，府庫無一錢，其艱難為如何?[4]（卷23，P62）
這裏使用的新短語『封建社會』，既是古典詞『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採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梁啓超遊歷歐洲，其所見所思，書之於1920年3～8月連載於【晨報】 副刊的【歐遊心影錄】，其中在論及歐洲近世文明 的三個來源(封建制度、希臘哲學、耶穌教)時，梁氏對『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歐史學界的觀點，又與『封建』古義保持聯繫。
綜觀梁啓超論著，可以發現，以觀點多變著稱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運用上，卻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貫，堅持了古義與西義的統一。而且，梁氏是中國較早使用『封建時代』、『封建制度』、『封建社會』等新名的學者，從梁氏使用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義相當準確。梁氏不愧為中國近代史學的開山者。
三 嚴復以『封建』譯feutdalism
嚴復等從事中英翻譯的中國學者，將feLLdal―ism與『封建』在『封土建國』之義上加以對接，這雖在日本以『封建』翻譯feudalism之後約20年，但並非轉用日本譯名，而是直接從西語譯來，故仍可視做中國富於中西文化通識的翻譯家的獨立製作。
(一)從音譯（拂特）到意譯（封建）
嚴復先生(1854～1921)對中、西『封建』義兼有認識，而且在對譯時取慎重態度。1897～1900年問，嚴氏翻譯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嚴譯名【原富】)時，對feudalism取音譯，謂『拂特』，或取音意合譯，謂『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後，嚴氏1903年把英國學者甄克思(E．Jelaks 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一tics(可直譯為【政治學的歷史】)譯為【社會通詮】，該譯本將feudalism意譯作『封建之制』(有時也音譯『拂特』)。嚴譯【社會通詮】稱，社會進化的三階段為圖騰社會(又稱蠻夷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又稱國家社會)，而宗法社會過渡到軍國社會，中間經過了封建時代，譯文有這樣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軍國二社會間之閏位也。[5](P75)
嚴復在【譯社會通詮自序】中介紹甄克思的歷史分期觀點：社會進化之階段為『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有一過渡形態：
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蛻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6](第l冊，【譯社會通詮自序】，P135)
這段文字值得注意處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會向國家社會(指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過渡演變的中間環節稱之『封建』。其二，封建社會是定居農耕文明的產物。這是頗富世界史通識的見解。
(二) 嚴譯『封建』兼及古義與西義
經嚴復的翻譯與詮釋，『封建』從原指一種政制舉措(封爵建藩)的舊名，演變為指一種社會形態、歷史時段的新名。而嚴譯『封建』在向新名轉化的過程中，並未與舊名本義(封土建國)脫鈎，而是沿着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做合理引申。這種引申義又與對譯詞feudalism的含義(領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從而達成古義與今義的因革互見、中義與西義的交融涵化。
嚴復還論及歐洲步入封建社會的時間：
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僅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6]（第1冊，【譯社會通詮自序】，P136）
稱唐宋之際(即公元9世紀左右)歐洲邁進封建社會門檻，18世紀前後方結束封建制度。這一論述遵從歐洲史學界關於中世紀的起訖判斷。嚴氏未將中國與西歐封建社會的時間段強行拉扯到一起，指出中國的封建時代大大先於西歐，他說：
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迄於周，中國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誦宗法，亦於此時最備……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地，燔詩書，坑儒士，其為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侵奪民權，而跡其所為，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為軍國社會者歟?[6]（第1冊，【譯社會通詮自序】，P136）
嚴氏特意點明：堯舜至周兩千載為『封建時代』，而商鞅變法、秦始皇統一天下，行郡縣、開阡陌，乃一巨變，從而將『封建』與『郡縣』對稱，其所說『封建之時代』指實行分封制的時代。
在嚴復看來，中國的封建時代，下迄於周代，不包含秦以後，與西歐封建制在時段上相錯甚遠。至於秦漢以後，嚴復稱為『法專於國主』的『霸朝』(即專制帝制)，並將秦以後的社會用設問句名之――『以為軍國社會者歟?』
綜論之，嚴復所用『封建』包蘊的概念，兼及該詞的古漢語義與feudalism的西義。他用此一古今融會、中西通約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國、西歐歷史中不同時段的近似制度，從而指示了『封建』這一新名運用的合理途徑。
四 章太炎『封建觀的前後變更
近代學者關注『封建』論題的突出人物還有章太炎先生(1869～1936)。
(一) 從抑制君主集權角度肯定『封建』
與嚴復有別，章太炎是從中國傳統史學視角討論『封建』，大體承襲顧炎武，從『分治』意義上探究『封建』的價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鎮論】，開篇即說：『自封建之法不行於後世，於是策時事者每以藩鎮跋扈為憂，是其言則孤秦陋宋之冢嗣也。』[7]（上冊【藩鎮論】p99）他把批評封建制導致藩鎮割據的言論斥之為『孤秦陋宋』，原因在於，章氏痛惡專制君主集權，嚮往憲政，並寄望藩鎮在君主專制向憲政轉變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章氏說：
夫削藩鎮以立憲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鎮以遂一二肺腑貴人之專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鎮雖離於至公，而猶未合於至私。若皇德貞觀，廓夷舊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歸之一憲，藩鎮將奔走趨令，如日本之薩、長二藩，始於建功，而終於納土，何患自擅。[7](上冊．【藩鎮論】，P102)
章氏期待中國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薩摩、長州等西南強藩支持維新，維新後又能將藩地交還朝廷，如能這樣，藩鎮就化消極為積極，成為推進社會進步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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