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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史探微
以水利灌溉為條件的農耕經濟，曾『稍蠶食』畜牧區地域，使農業區與牧業區之分界逐漸向北推移。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開田官，斥塞率六十萬人戍田之』。[23]居延漢簡所見『田卒』、『治渠卒』諸稱謂，可能即此次北邊經濟開發事業的文字遺存。遼陽三道壕西漢村村落遺址中畜圈鄰近測所，內中多積有糞肥[24]，說明當時所謂『務糞澤』[25]的農田施肥技術已經推廣至於北邊地區。居延漢簡中可見有關『運糞』的內容，如：『□以九月旦始運糞』[26]。居延漢簡又可見所謂『代田倉』[27]，許多學者據此以為中原先進耕作方法『代田法』，當時已經在北邊推廣。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出土反映莊園經濟的壁畫如農耕圖、園圃圖、採桑圖、果林圖、畜牧圖、網漁圖、穀倉圖、釀造圖等，也體現出當地農業及其他多種經營的發展水平[28]。
除了來自內地的移民之外，戍守長城的軍人往往也同時進行農耕生產。這就是【鹽鐵論・和親】所謂『介冑而耕耘，Ii而候望』。
秦漢時代在北邊長城地區的大規模屯墾，導致了當地生態條件的變化。
據【漢書・匈奴傳下】記載，北邊長城地區原本草木茂盛，禽獸繁衍，匈奴以此為主要生存基地，看作『園囿』一般。秦漢經營北邊，動員軍屯與民屯，移民規模有時一次就數以十萬計，一時『人民熾盛，牛馬布野』。起初當地水土保持條件遠較現今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觀，因而司馬遷曾經在【史記・河渠書】中記述，新墾區『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然而過度的開發，可以導致原有生態條件的破壞，如烏蘭布和沙漠北部出現的漢代墾區後來衰落乃至廢棄後，『逐漸沙化，而且愈往後風沙危害愈嚴重。』東漢初年，北邊屯墾形勢曾有反覆，但是不久又出現城郭丘墟大多廢毀的情形。有的學者經過對朔方郡墾區遺址的實地考察後指出，『隨着社會秩序的破壞，漢族人口終於全部退卻，廣大地區之內，田野荒蕪，這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因為這時地表已無任何作物的覆蓋，從而大大助長了強烈的風蝕終於使大面積表土破壞，覆沙飛揚，逐漸導致了這一地區沙漠的形成。』『現在這一帶地方，已經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絕大部分地區都已為流動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蓋。』個別地方，『沙山之高竟達50米左右。』[29]
史念海先生曾經分析說，西漢一代在鄂爾多斯高原所設的縣多達二十多個，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確地的縣。當時的縣址，有一處今天已經在沙漠之中，有七處已經接近沙漠。『應當有理由說，在西漢初在這裡設縣時，還沒有庫布齊沙漠。至於毛烏素沙漠，暫置其南部不論，其北部若烏審旗和伊金霍旗在當時也應該是沒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積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體的原因，但是至少農林牧分布地區的演變也是一個促進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風防沙的森林被破壞，沙漠於是可以因風擴展而外，草原也有減低風蝕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載畜量過高，也會促使草原的破壞。草原破壞，必然助長風蝕的力量，促成當地的沙化。』[30]
有的學者認為，過度的開墾，甚至也可以導致自然災害的逐漸增加。『秦漢時期，由於大批的士兵、農民移入鄂爾多斯地區進行開墾，在一定範圍內破壞了原始植被自然災害增加，這個時期全內蒙古旱災增加到27次，其中鄂爾多斯地區就有5次。[31]
對於河西居延邊塞戍守和屯田導致的生態環境的破壞，有的學者進行了更為具體的分析：『古代弱水沿岸有良好的森林植被，胡楊（又作梧桐）和紅柳組成為森林的主體，它們都是極耐乾旱的植物。漢時，在弱水兩岸修築了一系列的烽燧，在烽燧之外又修築了塞牆，所謂居延塞是指這種軍防體系而言。在這種軍事工程的修建中，都要大量地使用木材。在城障中（如破城子）和烽燧中，至今仍可以發現木材的殘存。因此，居延塞的修建，砍伐了大量的森林。』『額濟納河沿岸現在是戈壁沙漠景觀。然而在薄薄的沙礫下面卻是黃土層。在黃土層之下則是深厚的沙礫層。當地的主風向是西北風，全年平均風速為4.2米／秒，春季平均風速為4.8米／秒，年平均八級以上大風37次，持續52天，年平均沙暴日數21天。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1.3毫米。年平均蒸發量3706毫米，蒸發量為降水量的90倍。在此情況下，黃土層一旦遭到破壞，地下的沙礫便在烈風的作用下飛揚移動。掘土方堆烽燧、建塞牆挖溝壕以及修築城障等項活動，都要破壞黃土層，導致地下沙礫出露，被暴露出來的沙礫，順西北風向東南移動，恰與額濟納河道呈垂直相交的狀態。由於河東岸處於迎風坡，便具有沙障的作用，風沙在此產生渦流現象，紛紛下落堆積形成沙丘。日久天長，流沙的堆積越來越多，最後便在河的東岸形成了連綿不斷的沙丘。』論者還指出，『額濟納河東岸沙丘的堆積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從漢代即已開始，隨着人類活動的不斷加劇而增強。』[32]
這樣的分析，具體地總結了長城沿線局部地區生態環境的變化因素。這一情形其實是帶有普遍性的。以這樣的思路認識『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33]，『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里，乘塞列隧』[34]的秦漢長城地區生態條件演變的共同形式和共同原因，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生態變遷與長城興廢
導致經濟文化歷史背景發生若干變化的生態因素，又稱作生態因子，即影響生物的性態和分布的環境條件，大致可以區分為：1.氣候條件，2.土壤條件，3.生物條件，4.地形條件，5.人為條件。
影響秦漢這一歷史時期經濟形勢的主要的生態因素，應當說大致以氣候條件和人為條件為主。氣候條件和人為條件的影響，有時也對土壤條件、生物條件和地形條件發生作用。
氣候條件對於以農業為主體經濟形式的社會，顯然是經濟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這一條件對於社會生活的全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影響，也作用於政治景況、軍事形勢和民族關係。
歷史上的生態條件是有所變化的。許多資料可以表明，秦漢時期的氣候條件確實與現今不同，據竺可楨先生所繪『五千年來中國溫度變遷圖』，秦及西漢時，平均氣溫較現今大約高1.5℃左右，東漢時平均氣溫較現今大約低0.7℃左右。[35]平均氣溫上下擺動的幅度超過2℃。在兩漢之際，曾經發生了由暖而寒的歷史轉變。[36]
與氣候的變遷相應，兩漢時期移民的方向有所變化。秦王朝與西漢王朝連年組織大規模的軍隊屯戍、移民實邊，都為中原先進農耕技術向北傳播提供了條件。在這一時期，新築長城往往在舊有長城以北，如秦始皇長城就在秦昭襄王長城之外，二者之間即著名的『新秦中』墾區。『由於這個地區的土地在當時是十分肥沃的，其肥沃程度幾乎可以和渭河下游相媲美。渭河下游當時為都城所在地，稱為秦中。這個地區既然仿佛秦中，所以也就稱為新秦中。』[37]我們有理由推測，當時不僅土壤條件適宜農耕的發展，氣候等因素無疑也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而在秦始皇長城築成之後，秦昭襄王長城的防衛作用顯然已經不再具有實際意義了。然而後來又發生秦始皇長城也失去效用的情形，匈奴人不僅入居秦始皇長城以南，甚至又入居秦昭襄王長城以南。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東漢初年，匈奴內部分裂，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受到漢朝的保護，而入居於西河美稷縣。美稷縣位於戰國時秦昭襄王所築的長城之內。由那時起，歷秦及西漢，匈奴人殆無能超越過這條長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時才改變了這個局面。』[38]
東漢以後，農耕區的北界南移，比較【漢書・地理志下】與【續漢書・郡國志五】記錄的北邊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19郡人口[39]，可知這一地區東漢人口較西漢減少了56.46％，遠遠超過了全國平均人口減少率17.52％，其中朔方郡人口驟減94.25％，是北邊人口減少最典型的郡。[40]與這一地區漢族人口銳減形成鮮明對比的歷史事實，有匈奴『南單于攜眾南向，款塞歸命』，北匈奴亦有被迫大批南歸者，如：『章和元年，鮮卑人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41]長城沿線人口民族構成的變化，勢必會對地區經濟生活的形式有所影響。有的學者指出，在建武年間北邊邊民大規模南遷，有的邊郡已經完全撤銷之後，『漢朝的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關、河曲一線』。[42]在這樣的形式下，戰國至於西漢經營的北邊長城在這一區段的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民族遷移以及與其相應的社會動盪與文化演變，有十分複雜的因素，氣候環境的變化或許只是諸多因素之一。然而【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國人多不安』，執政貴族遂有『降漢』之志。【漢書・匈奴傳上】記載，漢宣帝本始三年（前71），『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匈奴大虛弱』，『茲欲鄉和親』。【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者詣漁陽求和親。』匈奴往往於『秋，馬肥』時則校閱兵力，有『攻戰』之志[43]，而漢軍『衛護』內附之南匈奴單于，亦『冬屯夏罷』[44]，也都告訴我們，考察機動性甚強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動，不能忽視氣候因素的作用。
匈奴內附和邊民南遷，都使得長城的功用有所銷減。
【漢書・匈奴傳上】記載，漢宣帝地節年間曾經廢止陰山以外長城的防務[45]：『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施行這一軍事舉措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匈奴因遭遇氣候突變而國力大減：『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弱，諸國b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併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有的學者否定長城是『農業平原與游牧草原』的分界的說法，指出『北方各民族人民的遷徙流動，從未受到長城的阻礙』，以及『古代北方許多民族的文化分布都是地跨長城內外的』這一歷史事實。這一論點，是有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的根據的。由於塞外部族留居塞下，臣服中央政權，長城的軍事作用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有的學者指出，『自漢武帝以後，陰山以外的長城一直是漢朝軍隊駐守的地方。到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入朝，迎娶王昭君，約定和親友好，服從中央的統一領導，並「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中央王朝才從這裡撤退大軍』，於是，『作為軍事工程的長城沿線，變成了南北各族人民友好往來的樞紐地帶。』[46]
在有的地方，戰國至秦代的長城竟然在後世長城『以北千里之遙』[47]，『以北千里之外』。這一情形，也體現了這種歷史變化。於是有學者認為，『中國北部歷史上存在過的許多少數民族，他們和漢民族經常接觸，頻繁交往，共同開發我國北方和東北這塊廣闊的領土，也從來沒有受到過長城的限制。』[48]有的地方在長城內發現古代匈奴族的遺物，有的學者也認為可以說明『長城內外，匈（匈奴）漢雜居，他們之間互通往來，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並不以長城為界』。[49]
所謂『並不以長城為界』，所謂『從未受到長城的阻礙』，所謂『從來沒有受到過長城的限制』等，是在特定條件下針對某種外國歷史文化觀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說法。然而這種論點，也大體符合曆代長城作為空間存在，在一定的時間環境中作用有所不同的事實。而我們在分析導致這一現象的諸因素時，顯然不應當忽視生態條件的影響。
[1]參看中國牧區畜牧氣候區劃科研協作組：【中國牧區畜牧氣候】，氣象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頁至第7頁。
[2]王敏瑚：【我國歷史上農耕區的向北擴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3]【史記・五帝本紀】：『西至於流沙。』【夏本紀】：『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秦始皇本紀】：『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樂書】：『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馬相如【大人賦】：『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
[4]【鹽鐵論・備胡】，【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誘注。
[5]【漢書・李陵傳】，【陳湯傳】，【匈奴列傳下】，又【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應劭曰。
[6]【鹽鐵論・通有】。
[7]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5頁至第66頁。
[8]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蹟的探索】，【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5月版，第461頁。
[9]參看任美鍔等：【中國自然地理綱要】，商務印書館1979年7月版，第55頁圖12；席承藩等：【中國自然區劃概要】，科學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74頁；【中國自然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60頁。
[10]參看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1期，【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頁至第498頁；王子今：【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
[11]【史記・韓長孺列傳】。
[12]【史記・匈奴列傳】。
[13]【漢書・景帝紀】記載，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58），『六月，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顏師古註：『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14]參看謝成俠：【中國養馬史】（修訂版），農業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70頁。
[15]李孝聰：【秦始皇長城】，【長城百科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6頁。
[16]【文選】卷三。
[17]據【史記・平準書】、【漢書・武帝紀】、【漢書・晁錯傳】。
[18]【史記・貨殖列傳】：『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19]【史記・平準書】：『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20]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2期；；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1]黃展岳：【近年出土的戰國兩漢鐵器】，【考古學報】1957年3期。
[22]『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或斷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23]【史記・平準書】。
[24]東北博物館；【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考古學報】1957年1期。
[25]【鍤ぶ書】。
[26]如簡73.30。
[27]如簡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
[28]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侯仁之、俞偉超、李寶田：【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治沙研究】第7號，科學出版社1965年11月；侯仁之：【我國西北風沙區的歷史地理管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0]史念海：【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至103頁。
[31]王尚義：【歷史時期鄂爾多斯高原農牧業的交替及其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歷史地理】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32]景愛：【額濟納河下游環境變遷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1期。
[33]【史記・蒙恬列傳】。
[34]【漢書・趙充國傳】。
[35]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1期，【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頁至第498頁。
[36]參看王子今：【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
[37]史念海：【新秦中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2頁至第138頁。
[38]史念海：【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2頁。
[39]其中酒泉郡【續漢書・郡國志五】只有戶數12706，不記口數。以【續漢書・郡國志】所記全國產戶均口數5.068核算，估定其口數為64194。
[40] 19郡中僅漁陽郡人口有所增加。而【續漢書・郡國志五】雁門郡口數249000，顯然是估算結果。遼東、遼西兩郡口數完全相同，均為81714，亦頗可疑。由此可知人口最多的漁陽郡口數435740，其可信性也是難以確定的。
[41]【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42]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56頁。
[43]【史記・匈奴列傳】。
[44]【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45]【漢書・匈奴傳下】記載『習邊事』之郎中侯應答漢元帝問：『北邊塞至|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又說到『前以罷邊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曰鴝已』情形。
[46]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文物】1977年5期。
[47]鄭紹宗：【河北省戰國、秦、漢時期古長城和城障遺址】，【中國長城遺蹟調查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9頁。
[48]項春松：【昭烏達盟燕秦長城遺址調查報告】，【中國長城遺蹟調查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頁。
[49]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固原縣文物工作站：【寧夏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蹟】，【中國長城遺蹟調查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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