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研究綜述

  來源: 國史探微

摘要：對宋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的研究是史學界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自1942年錢穆先生發表【論宋代相權】一文以來，已經有六十餘年的歷史了。在這期間，分別以1985年王瑞來之【論宋代相權】和1994年張邦煒之【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發表為分水嶺，分為三個階段。前一階段主張相權削弱，中期相反，主張相權加強，後一階段主張皇權和相權都得到加強。
　　關鍵詞：皇權；相權；加強；削弱


　　在對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皇權與相權的關係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在宋代，政治制度異常複雜，這也就使其皇權與相權的關係顯得很微妙，對於孰強孰弱，長時間以來一直爭論不休。下面就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歷程作一簡單的回顧。
　　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錢穆先生發表【論宋代相權】一文以來，對皇權和相權關係的研究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里，學者們普遍認為宋代相權大大削弱、皇權得到加強。第二階段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這是激烈爭論的時期。一方面，傳統的相權削弱皇權加強的學說受到嚴峻挑戰，以王瑞來為代表，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另一方面，學者們又從多個角度來集中探討相權和皇權問題。第三階段就是90年代以來，突出特點是突破了皇權與相權此強彼弱、簡單對立的舊框架，將二者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來考察，認為皇權與相權都有所加強。當然，其中也有反覆。下面就對這三個階段略加介紹。

　　　　　　　　　　　　　　　　　　　　　　一

　　真正開始探討宋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的是錢穆先生於1942年發表的【論宋代相權】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權削弱說，認為宋代相權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權卻相應地得以極大的強化。宋朝設樞密使掌軍政，『宰相不獲預聞兵事，是宰相之權已去其半』；設三司使掌財政，『宰相之權，兵財之外，官人進賢，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權，於此亦絀』；並讓台諫專門彈劾外朝官員，『宋則台諫漸混而為一，乃專以繩外朝，非以諫內廷』。[1]此後，又有不少人撰文繼續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如季子涯於1954年發表的【趙匡胤和趙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2]、鄧廣銘於1957年發表的【論趙匡胤】[3]、張家駒於1958年發表的【趙匡胤論】[4]以及關履權於1983年發表的【宋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5]。這些文章都繼承了錢穆的觀點，認為宋代設樞密院以分宰相軍權，設三司使以分宰相財政權，設參知政事以牽制宰相，同時讓台諫共同糾彈百官，這樣就使皇權加強，相權削弱。
　　解放以後出版的各種通史和斷代史也都接受了錢穆的觀點。例如【中國史稿】第五冊認為宰相和相當於副宰相的參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們和樞密使、三司使都得聽命於皇帝。[6]還如【簡明宋史】在敘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後，總結道：『……相權不斷遭到削弱，不僅軍事、財政大權已被分出，連中級官員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後覆審，都有專門機構進行；而且還不斷受到御史的「風聞」彈劾，並不一定需要有根據。然而職責為規諫皇帝的諫官，仁宗初年成為制度後，常以彈劾大臣為主要職責。所有這些都是為加強君主專制主義而設，皇權大大地膨脹起來了。』[7][P27]
　　同時，港台地區也有研究此問題者，回應大陸的主流觀點。劉子健先生於1973年發表的【包容政治的特點】一文針對南宋權相這一難解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儘管這時權相權力確實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樣無能，宰相最後還是受皇帝的管轄。並指出，『宰相沒有自己固有的地盤或權力基礎』，以及『權相也不能完全壟斷皇帝的耳目』，這就決定了權相併不是真的相權大，而是『表現君權更大的另一種方式』。[8]這就維護了皇權加強，相權削弱的觀點。

　　　　　　　　　　　　　　　　　　　　　　二

　　1985年，王瑞來發表了【論宋代相權】一文，全面反駁了相權削弱、皇權加強說，在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使得對皇權與相權關係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強調，應該將制度的設立和制度的實施區別開來。從宋代制度表面來看，宰相的權力因受分割而確實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實上這些制度不過徒具形式而已。作者分別分析了以前被認為分割牽制相權的參知政事、樞密院、三司、台諫。他認為分割相權並非設參知政事的初衷，『參知政事與宰相的權力、地位相差懸殊，參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樞密院只管軍事方面的『日常事務』，『「事干國體」的大事，仍須宰相決定』；在財政上，宰相先是過問三司事務，旋即全部財權歸於宰臣；控制台諫，使皇帝設立台諫的願望難以實現。此外，宰相還控制人事權，使官員的命運『操縱在宰相的手中』。最後作者總結道，皇權受到極大的限制，皇帝『不過是任人擺布的一個尊貴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來又發表了【論宋代皇權】，在本文中，作者又進一步探討了與相權相對的皇權問題，認為宋代皇權被大大削弱、僅表現在皇權在人們的觀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員任免、政務處理以及皇族內部事務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約。在宋代士大夫看來，『國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興亡』是高於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為美德，而以『國家利益』為大忠。這就決定了皇權的觀念必然會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對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認識，不敢濫用皇權。[10]1986年和1987年，張其凡針對宋初相權削弱說連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宋初中書事權初探】一文中，作者認為，參知政事不掌中書事權，並未削弱宰相權力；除太宗時有一段時期外，樞密一直難以和中書分庭抗禮，中書事權遠重於樞密。[11]在【三司・台諫・中書事權】一文中，作者認為宋初中書始終干預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體事務；台諫權勢尚輕，不足以削弱中書事權。總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較尊重，太祖朝中書事權特重，事無不總；太宗時事權大減，然其主要部分未動；真宗時中書事權復振，雖不及太祖朝，亦能總文武大政。[12]1991年，傅禮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質與相權問題】一文中，認為三司沒有獨立的財政權，宰相可以對三司進行廣泛而有效的干預和指導，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屬。因而，宰相無疑擁有財權。[13]
與研究相權強化這股激流同時，一部分學者繼續指出皇權確實得到加強。1986年，柯昌基在【宋代中樞的秘書制度】一文中，指出宋代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知制誥）分掌內外兩制，有助於政權的正常運轉，使大臣們很難『擅權抗命或興風作浪』，從而保證了官員的任免權牢牢地操在皇帝的手中。[14]季盛清在1992年發表的【宋代台諫合一考述】一文中認為在宋代台諫合一，且不受相權的干涉，獨立行事。這樣『就在皇權、相權、軍權之外樹立了一個與之抗衡的強大而統一的監察權』，皇權和相權都受到台諫的監督和制約。[15]

　　　　　　　　　　　　　　　　　　　　　　三

　　進入90年代後，學者們繼續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並出現新的局面。1994年，張邦煒在【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一文中開始就提出了不能將皇權與相權的關係簡單地理解為此強彼弱或此弱彼強的關係，而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就是此強彼亦強，此弱彼亦弱。作者認為宋代的皇權與前代相比有所加強，皇權變得更加至高無上，但它並非不受約束。因為以宰相為首的外朝官員權力並不小，他們能制約皇帝濫用權力，為所欲為。最後作者總結道，『宋代的皇權和相權之所以都有所加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個體力量既小，群體力量又大。』並提出，在宋代，君主專制是政體，而國體是以士大夫階層為主的封建地主階級專政。[16]同時，張邦煒在【兩宋無內朝論】一文中，認為宋朝大體上沒有內朝，這樣，作為外朝首領的宰相，其權勢相應的就有所加強。[17] 1995年，賈玉英發表了【宋代中央行政體制演變初探】，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作者總結道，宋代中央行政體制經歷了從二府到三權分立，從三權分立至三省，樞密院共同掌政等演變過程。這個演變過程是宋代宰相權力從小到大變化的一個縮影。[18]
　　1997年，曾小華、季盛清在【論中國古代的皇權與相權】一文中，主張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皇權沒有任何分權和制衡，也沒有這種理論和要求。在北宋初年，隨着宰相機構名稱的變化，相權也隨着被削弱了。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皇權趨強、相權趨弱已成定勢。從這篇文章不難看出，作者是繼承了錢穆的相權削弱說的觀點。[19]
　　1996年，朱瑞熙在所著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一書中，進行了總結性的研究，也持宋代皇權與相權均加強論。作者認為，在宋朝，皇帝既是社稷天命的象徵，又是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擁有包括軍權、財權、立法權等各種決定權。但皇權也受到種種限制，特別是宰輔不時地對隨意擴大皇權的行為加以抵制。同時，從宋初到南宋，宰相的兵權、財權等各種權力漸漸地由分割到集中。這個過程反映了相權的強化。因為相權的分割有很多不利的方面，相權的集中是歷史的必然。[20]
　　2000年，諸葛憶兵的【宋代宰輔制度研究】一書出版，這是目前學術界有關宋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認為參知政事是宰相的助手，一般情況下受控於宰相；在二府關係中，宰相處於主導地位，並逐漸吞併樞密的職權；三司始終屬於宰相領導，元豐改制後成為宰相的下屬機構；台諫在宋初尚能制約相權，但神宗以後逐漸為宰相所用，成為宰相的鷹犬；宰相還經常代替皇帝行使決策權，集議權、施政、決策三權於一身。由於宋代皇帝與宰相基本做到了『上下一體』，相權是皇權的最好體現，因而隨着相權的強化，皇權也得到加強。同時，作者又認為，在宰相集體領導制中，宰相個人的權力在不斷膨脹，到南宋就大致進入權相時期，這時相權對皇權的離心力也越來越強。[21]

　　以上就是對幾十年來有關皇權與相權關係之研究的回顧，從中可以看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明顯地分為三個派別，一派主張皇權加強、相權削弱；一派主張皇權削弱、相權加強；還有一派就綜合二者，主張皇權與相權都得到加強。對此，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首先，宋代皇權與相權孰強孰弱，不能簡單地認為此強彼弱或此弱彼強，否則有極端之嫌，而兩者均強或均弱又似有調和之味。其實這三種觀點可以說都是正確的，因為確實是宋代發生的；也可以說它們都是不全面的，因為注重的均是某個時間段。在兩宋長達三百餘年的歷史中，皇權和相權不可能一成不變，如宋前期皇權較強，到後期卻出現了權相，中期有的皇帝能力較強，皇權以隨之得以強化，情況是比較複雜的。因此，研究時就要注意不能以局部代整體，而應該分成不同的時期加以研究，這樣才更符合歷史真相。然後再從整體上進行觀照。這也應該是今後研究此問題的趨勢。其次，要注意制度的規定與制度的實施不一定是同步的。就如現在，制度是一回事，而實際生活中又是一回事。因而研究此問題不能只注意制度層面，而要多挖掘史料進行解析。最後，皇權與相權關係問題不只是宋代的問題，而是貫穿於中國古代歷史的。如此一來就不能單就宋代談論它，與前後時期進行比較是有必要的，這樣才能更好地定位宋代的皇權與相權關係。這也可算是以後的一個趨勢吧！

（桂始馨：湖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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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家駒.趙匡胤論[J].歷史研究. 1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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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J].兩宋史研究匯編[C].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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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柯昌基.宋代中樞的秘書制度[J].中國史研究.1986,(4)  
[15]季盛清.宋代台諫合一考述[J].杭州大學學報.1992,(6).  
[16]張邦煒.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J].四川師範大學報.1994,(2).  
[17]張邦煒.兩宋無內朝論[J].河北學刊.1994,(1).  
[18]賈玉英.宋代中央行政體制演變初探[J].中州學刊.1995,(4).
[19]曾小華、季盛清.論中國古代的皇權與相權[J].浙江學刊.1997,(4).
[20]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M].人民出版社,1996.
[21]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作者 桂始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