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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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中興之初，為使東漢國家機器得以充實、運轉，急需大批儒學之士和文法之吏，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類人才，他偏偏棄而不用，執意『退功臣而進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後漢書】卷二二朱祜等傳後論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頗有深意。范曄這樣說道：『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暴露出光武與功臣關係中十分微妙的一面。上文所舉王梁『前後違命』，光武卻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違廢舊典』的事例。至於『虧喪恩舊』，又有彭寵之亂為證。
　　【後漢書】卷一二【彭寵傳】曰：『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彭寵為漁陽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袁宏【後漢紀】卷四：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征。又與吳漢、王梁、蓋延書，自陳無罪，為朱浮所侵。』光武不許，吳漢等『亦不敢報書』。彭寵自疑，『遂發兵反，攻朱浮』。
　　北州功臣彭寵的叛亂，緣於同『年少驕躁』之朱浮的衝突，但朱浮身後時時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緊對彭寵的監控，最終導致雙方兵戎相見。這一突發事件，正是皇權與功臣之間限制和反限制鬥爭的產物。
　　彭寵起兵後，朱浮等人根據光武對待彭寵問題的一貫態度，推測他將會親征。而事實上光武僅僅派了鄧隆一支偏師暗中增援，及鄧隆、朱浮兩軍敗後，他索性就放棄漁陽，聽任彭寵割據稱雄。光武處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難言之隱。他可能是擔心一旦實行嚴厲的鎮壓，會引來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寵曾是北州諸將中一位領袖人物，雖說吳漢、王梁、蓋延等北州功臣的態度並不明朗，但他們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寵而敵視朱浮的。
　　建武功臣中瀰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緒，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滿』，他們難免流露對皇權的離心傾向，彭寵之亂正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而且隨着時間推移，南北、新舊功臣間的界限也逐漸泯滅，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舊臣賈復與新臣馬援的聯姻。此事見於洛陽出土的【馬姜墓誌】[15]，馬姜嫁與賈武仲，武仲系賈復第五子，馬姜為馬援女，明帝馬皇后之姊[16]。馬援卒於建武二十五年（49年），馬姜此前當已聘入賈家[17]。賈復、馬援各為舊臣、新臣的代表人物，儘管舊臣耿兄弟對馬援頗有微詞，可是賈武仲、馬姜的婚姻，勢必又密切了兩個功臣之家的關係。現存功臣間通婚的記錄不多，但可以斷定絕非僅此一例。這種日益錯綜複雜的親戚網絡，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難度。
　　總之，可以這樣說，無論功臣具備怎樣的儒學造詣和政治閱歷，遲早都為皇權所不容，遲早要在政治上為文吏讓路。光武與功臣關係中，既有寬容、和諧的一面，又有制約、矛盾的一面。歷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後者，因此難於對建武年間權力結構的演化作出透闢的闡釋。
　　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當其稱帝之初就已顯露端倪。據【後漢書・伏湛傳】：『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干任內職，征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這是光武一項煞費苦心的安排。如上兩節所述，當時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壓力下，並不能隨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級官員。大司徒一職，光武雖屬意伏湛，卻由於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須由功臣鄧禹掛名。不過伏湛本傳又說：『車駕每出征伐，（湛）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可見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實際權力極大。至建武三年（27年）閏二月，鄧禹在回溪慘敗於赤眉後辭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為文吏階層在東漢崛起的先聲。
　　自建武三年迄於三十一年（55年），相繼出任大司徒（二十七年改司徒）的共有7人，除韓歆『以征伐有功』外，其餘6人都是文吏。而與大司徒並立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據有的大司空一職，建武二年王梁免職後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於同一時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佔了絕大多數，其中見於記載者，就有伏黯等17人[18]。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當時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令人困惑的是，功臣們對此似乎毫無反應，至少諸史中均未發現他們抵制重用文吏的跡象。這與建武元年功臣群起反對光武以孫咸行大司馬一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上文引述的【後漢書】朱祜等傳末有關東漢初年吏治的一番評論，以『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數語，概括光武時處置功臣的方略，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解釋上述疑點的線索。使『元功』（功臣）』與『吏職（文吏）』分流，的確是光武在政治上的重大決策，不過，光武此舉得以奏效，又是和其時文官、武官分途的制度緊密相關的。
　　文武分途始於何時，迄今難於斷言。【尉繚子・原官】：『官分文武，唯王之二術也』，可能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實際狀況，也是現存最早的記錄。在秦代官制以及大體承襲秦制的西漢官制中，可由中央、地方各級官吏有明確規定的職掌，判別其為文官或武官。故近來又有學者將秦漢官僚體制，劃分為文武兩個系統[19]。
　　西漢文官、武官分途與否，儘管史家眾說紛紜，但至少從當時的朝儀看，文官、武官是有所區別的。【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傳】：通為高祖建朝歲之禮，『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這是司馬遷的記載。『西向』的『丞相以下』諸官若為『文官』，則『東向』的『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應是『武官』。
　　文官、武官的區別，東漢時依然存在。【續漢書・祭祀志中】：永平中，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四方。立春祭青帝，『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太平御覽】卷二○節錄此條，注引【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又【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御覽】及【續漢志】分別引述的兩條【漢官名秩】，記敘的則為同一件事，即立秋斬牲之禮。按照應劭的說法，司徒、司空、九卿屬於『文官』，太尉、將軍、執金吾及諸校尉屬於『武官』。其中列於文官之首的司徒，正是由西漢初列於文官之首的丞相所改，可見兩漢文官、武官的劃定實有相承之處。
　　但建武初年官制又有一個特點，即其文武官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例如大司徒、大司空均系文官，然而鄧禹在擔任大司徒的近3年間，始終在關西前線主持軍事；王梁則在建武二年，以大司空身份與吳漢等共擊檀鄉。又如邳彤在光武定都洛陽後所任太常、少府，也是文官，可本傳卻說他『常從征伐』。進一步分析又會發現，上述3人鄧禹、王梁、邳彤都是功臣。因為東漢建國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而且功臣勢力相當強大，所以光武在軍事上只能繼續依靠以武力見長的功臣，同時也只能聽任功臣壟斷包括公卿在內的高級文武官職。於是就如我們所見：多數功臣擔任了從大司馬、大將軍、將軍、執金吾，到偏將軍、都尉的各類武官，少數功臣則掛名為文職而實掌武事。
　　東漢統一戰爭過程中，功臣在軍隊中的作用，是文吏所難於替代的，功臣因此就可以穩固地把持軍職。鑑於這樣一種形勢，光武為了有效地行使權力，當時所採用的辦法，是把文吏、功臣分別納入文官、武官兩套體系，首先實現對文吏所擔負的文官系統的絕對控制。自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鄧禹相繼免官起，公卿中的文官職務紛紛落入文吏之手。以至於數年之後朝野間輿論也相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後漢書】卷三六【鄭興傳】：建武七年三月，鄭興因日食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郭經歷已見上述，可知其不在功臣之列。鄭興及『公卿大夫』們也正是將郭視為文吏，而推舉他做大司空的。回顧光武稱帝之初，選官以軍功為本位。功臣王梁任大司空，並未遇到任何阻力。但到此時，『朝廷欲用功臣』，已經成了引起廣泛非議的反常之舉。鄭興敢於公開提出『功臣用則人位謬』的觀點，因為這是世人普遍認可的原則。
　　另一方面，功臣任職雖限定為武官，他們在社會上的尊顯地位卻未見動搖。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鄧禹免官後不久即被重新起用：王梁任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建武三年遷前將軍，鄧禹同年拜右將軍。他們儘管未能恢復原職，但新任軍職的位次仍然不低。而原已出任武官的功臣，如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職位均無變動；執金吾賈復改任左將軍，亦屬平遷；強弩將軍陳俊加大將軍，行大將軍事岑彭拜征南大將軍，雜號將軍馮異遷征西大將軍，偏將軍祭遵遷征虜將軍，護軍都尉馬成遷揚武將軍，騎都尉臧宮、王霸、劉隆、馬武遷輔威、討虜、誅虜、捕虜諸色將軍，則皆在晉升之列。
　　更重要的是，東漢初期封爵主要以軍功為依據。建武二年的一次分封，『封功臣皆為列侯』，事見上引【後漢書・光武帝紀】。此後，功臣們長期擔任武職，仍在不斷積累軍功，並且憑藉軍功保留其爵邑。雖有個別功臣以過失遭貶，但就整體而言，功臣的社會地位無疑是高於文吏的。光武使文吏功臣分流、文官武官分途的變革，最終能夠順利推進，這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建武年間文官、武官分途，而武官地位一度高居文官之上，於當時朝儀中亦有所體現。上引【史記・叔孫通傳】：高帝的歲首大朝，武官東向，文官西向。漢代尚右，東向為尊，說詳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三『尚右』，及卷三五『進見東向』條。東漢朝會時百官如何排列，未見文獻記載，然據【後漢書・鄧禹傳】云：『顯宗即位，以禹光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按明帝特意用『進見東向』以示對鄧禹的『尊寵』，說明按照慣例太傅進見時並非東向。進而對比西漢初年朝歲『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之舊儀，我懷疑光武時朝班次序乃是仿效前代：太傅為首的中央文官（太傅缺省時則以司徒為首），依舊『陳東方，西向』。也即是說，以功臣為主體的武官序列，朝會時處在比文官更為尊貴的位置。
　　建武十二年（36年），東漢帝國實現了大一統，功臣與文吏在政權結構中的原有地位也隨之發生變動。兩漢之際連綿不絕的大規模戰爭結束後，功臣們喪失了賴以發揮其關鍵作用的軍事舞台。光武因勢利導，『退功臣而進文吏』。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通過改革將軍制度，剝奪多數功臣的武官身份。一般說，建武前期功臣拜將軍者，不論其是否真正參與軍事活動，均可長期帶職領兵，如【賈復傳】所謂『擁眾京師』。建武十三年賈復、鄧禹及耿免去將軍官後，陸續又有許多功臣被削除軍職[20]。【續漢書・百官志】『將軍』條稱『事訖皆罷』，嚴格地講，應是建武后期施行的一項新制。
　　功臣罷官後，多以列侯奉朝請，或加位特進[21]。儘管他們社會地位仍然很高[22]，但是參預國政的機會卻是微乎其微了。【後漢書・賈復傳】載建武后期事云：『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及膠東侯賈復外，其他眾多功臣的議政權業已不復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吳漢。如前所述，北人吳漢是建武朝頭號功臣，他所擔任的大司馬一職又是當時最高武職。與耿諸將不同，吳漢在全國統一後並未被免官，直到建武二十年（44年）死於大司馬任上。但據【藝文類聚】卷四七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云：『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祝總斌先生謂其中『功成即退』一句確有所指，認為吳漢最晚在建武十八年（42年）已經隱退[23]。由此可見，即使像吳漢這樣功勳卓著的人物，也不免要被排擠出東漢權力中樞。至於其他少數繼續充任武職的功臣，更是無由介入國家軍政大事了。如【北堂書鈔】卷五四注引【漢官儀】曰：『執金吾……中興以來，但專徼循，不預國政。』武官專掌兵事而『不預國政』，其政治地位的下降是顯見的。
　　綜合上述，建武十三年以後，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主要表現為退武官而進文官。到建武末大司馬更名太尉，並改由文吏擔任[24]，光武已將建國時以功臣為核心的武官體制，改造為以文吏為核心的文官體制。以此為標誌，東漢實現了武功到文治的歷史轉折。而光武所確立的一套官制，又為他的後繼者們提供了值得借鑑的模式。
　　這裏附帶要說明：東漢『事歸台閣』，亦由光武開其先河[25]。據【後漢書】伏湛、侯霸、馮勤等傳記載，建武一朝得到光武重用的文吏，多有『干任內職』的經歷。如伏湛諸人或任尚書，或為令仆，最終皆登宰相之位。東漢早期尚書制度發展的主要背景，在於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其實質則是專制皇權的逐步強化。
　　新莽、東漢易代紛爭，主要戰場在洛陽、長安一帶。光武以偏師徇河北，平王郎、銅馬，收漁人利而得天下。光武統治集團主要是河北用兵時形成的，功臣們建國後仍隨光武四出征伐，他們普遍維持與光武的傳統親密關係，光武也易於掌握他們。唯其如此，光武在建武年間得以從容協調其內部關係，而無須採用強力手段處理權力分配的矛盾。光武與功臣間的劇烈衝突，並不多見。但是，功臣地位的強大，權力的膨脹，終歸有礙於皇權的擴展，光武又不能無視此點，於是就出現後世史家所概括的『退功臣而進文吏』。這不止是光武的用人策略，而且是他重建皇權政治格局的必要措施。
　　本文的論證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光武建國之初，北方功臣的勢力鼎盛一時，因此光武往往要扶持南方功臣，以造成對北方功臣的制衡。
　　2.隴右平定，一批新的功臣湧入中央，光武籠絡、提拔新人，意在削弱舊臣（包括南方功臣和北方功臣）在政治、軍事方面的優勢地位。
　　3.建武時期文官與武官分途，實際上又是文吏與功臣分流。光武建立兩套並行的官僚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功臣主宰政權、左右政局的形勢。
　　4.在文武分途的前提下，光武進而改革將軍制度，以配合人事調整。功臣在全國統一後陸續脫離武官序列，又喪失了領兵權。
　　光武最終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決了功臣權重的隱患，這是他比歷代帝王高明之處。建武功臣在完成其歷史使命之後，光榮退出政治舞台。杜篤謂『功成即退，挹而損諸』，又可以說是功臣們共同的歸宿。



參考文獻：
[1]【讀通鑑論】卷六『光武』條語。
[2]九卿如太常邳彤（後改少府）、廷尉岑彭，以及執金吾賈復，也都是功臣。
[3]【後漢書】卷二六【馮勤傳】。
[4]見【後漢書】鄧禹、賈復、岑彭、馮異、朱祜、祭遵、  期、臧宮、馬武、劉隆、馬成、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等人本傳。
[5]王梁、蓋延，漁陽要陽人；寇恂，上谷昌平人；邳彤，信都人；劉植，巨鹿昌城人；耿純，巨鹿宋子人。
[6]【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注。
[7]【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序『太尉』條；【續漢書・百官志】『司徒』條。
[8]李賢注『【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
[9]錢大昕、周壽昌皆謂內黃公主系諸王女。
[10]【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
[11]【後漢書・馬援傳】。
[12]見【後漢書・馬援傳】。
[13]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六語。
[14]袁宏【後漢紀】卷四謂彭寵因與朱浮衝突，而『與吳漢、王梁、蓋延書，自陳無罪』。功臣間書信往返，長期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15]碑今已毀，北京圖書館藏原拓本。
[16]【後漢書】卷一○【馬皇后紀】云：『顯宗即位，以後為貴人。時後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
[17]說詳高文【漢碑集釋】『賈武仲妻馬姜墓記』注釋第十三條。
[18]據萬斯同【東漢九卿年表】統計，有桓榮、伏黯、張湛、杜林、劉昆、席廣、張純、窪丹、高詡、馮勤、丁恭、宣秉、鮑永、歐陽歙、郭、侯霸、申屠剛。
[19]見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自建武十三年至十五年先後辭去或免除將軍官者有馬武、陳俊、臧宮、朱祜、杜茂。
[21]功臣以列侯奉朝請者，先後有耿況、任光、劉隆、鄧禹、賈復、耿m、馬武、陳俊、朱祜、臧宮，其中鄧禹、賈復加特進。
[22]【續漢書・百官志五】：『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可以為證。
[23]見【馬援的悲劇與漢光武】，【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24]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五月，太僕趙熹為太尉。
[25]【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引【昌言】，謂光武『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經祝總斌先生考證，『備員』一說實有明顯誇張，詳見【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五章【東漢的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