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1）

  來源: 中國傳統文化網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謂東漢光武當朝，有『退功臣而進文吏』之舉，此事史證甚多，無庸贅言。問題在於，建武功臣中的許多人物與在政治上取代他們的文吏階層，實際上具有相近的學術素養和行政經驗，王夫之稱他們『皆出可為能吏，入可為大臣者』[1]，光武何以卻要捨近求遠，罷退功臣，招攬大批文吏入朝呢？再者，光武稱帝時功臣勢力之大，足以改變三公人選，他們何以又接受光武處置，相繼讓位於文吏呢？筆者以為：『退功臣而進文吏』的局面雖形成於建武后期，但光武利用功臣內部不同集團的彼此制約，壓抑一部分急劇增長的功臣勢力，卻是從他即位時就開始的。光武建國後南北、新舊功臣間及功臣、文吏間地位的消長變化，牽涉建武一朝皇權的運作，表現為一個複雜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光武屢屢調整國家的權力結構，造成皇權強化的趨勢，應是認識建武時期皇權與功臣、文吏間關係的主要線索。筆者試圖依循這條主線，重新探索東漢建國初期的一段歷史進程。  

一、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濟大業』，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時，非但不能『退功臣』，而且還要任之以顯職。據萬斯同【東漢將相大臣年表】，其時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馬吳漢、大司徒鄧禹、大司空王梁、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m、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與以上四大將軍官次相當，亦應入表）、前將軍耿純、右將軍萬修，均為開國功臣[2]。
　　又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分封，以『功次輕重』[3]為標準，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紀】：『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諫，光武竟宣稱：『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遂遣謁者即授印綬。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獲得與功臣同等的優待。【後漢書】卷二六【侯霸傳】：霸以『明習故事』，累遷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於官，光武下詔吊曰：『唯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文吏爵賞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後仍為一項通行的原則。功臣在東漢新政權中的地位遠遠高於文吏，由此略見一斑。
　　建武功臣擁戴光武稱帝，同時對皇帝權力又有所干預。【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群臣所推唯吳漢及（景）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勛，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孫咸經歷未詳，由『眾咸不悅』的情節，可知其軍功不及吳漢、景丹之輩。此例說明功臣最初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有時甚至會壓倒光武的聲音。
　　功臣的官爵既由其軍功所決定，就難免對皇權表現出一種獨立性。【後漢書】卷二二【王梁傳】：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光武以梁『前後違命』，派尚書持節往軍中斬梁，但最終又將其赦免。儘管功臣並非都像王梁那樣肆意妄為，然而他們無疑要比文吏難於控制。范曄論光武『退功臣、進文吏』事，着眼於他從武功到文治的轉變，固然不錯，但其中還有另外一層背景：即光武為了確立他在東漢政治體系中的絕對權威，需要對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約，用文吏為施政的爪牙。本文第三節將就此問題作詳細論述。
　　但是，功臣們畢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光武開始只能通過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
　　光武轉戰河北時，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從南陽、潁川追隨光武進入河北，充當其大司馬、破虜大將軍府早期僚佐的人物。『南人』見於記載者有鄧禹等十餘人，除朱浮為沛人，陳副原籍不明外，其餘均出自南陽、潁川二郡[4]。袁宏【後漢紀】卷二謂光武剛到河北時，『官屬腹心皆南方人』，不為無據。這些『南人』地域觀念十分強烈，【後漢書】卷一九【耿傳】：王郎發難，耿投奔光武，建議北征漁陽、上谷兵騎以擊王郎，『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此謂『光武官屬腹心』，即指鄧禹一班『南人』，他們身在異鄉，總是懷念桑梓。
　　『北人』則泛指光武抵達河北前已活躍於該地，後又相繼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6人，【後漢書】有傳[5]。另如耿況、彭寵、景丹、吳漢、耿諸人，籍貫雖不在河北，但由於長期滯留此地，大多已供職郡縣，鄉土意識逐漸淡漠，在政治上與河北人士趨於認同。馮翊櫟陽人景丹，王莽時拜朔調（即上谷）連率副貳[6]，降於更始後復為上谷長史，及附光武，光武遂稱之為『北州大將』，其原因就在於此。
　　如所周知，光武『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奠定其建國的基礎。而北人特別是上谷、漁陽諸將，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戰役中尤為光武所倚重，軍功也比南人更顯著，所以他們在建武元年的權力分配中占有突出的優勢。萬斯同所列三公、諸大將軍，為當時最高官階，其中北人5名，南人僅3名；而且，大司馬位居三公之首[7]，群臣所推薦的大司馬人選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別提及景丹『北州大將』的身份，似乎僅憑這一點，理所當然應該入選。景丹作為上谷長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獲『大將』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種輿論，即北州諸將在選官時是普遍要優先的。
　　光武放棄初衷，改任吳漢為大司馬，是被迫向群臣論功授官的要求作出讓步。但【北堂書鈔】卷五二引應劭【漢官儀】，錄明帝甲辰策書云：『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鄧禹以『元功之首』任大司徒，位次反在大司馬吳漢之下。【三國志】卷五六【呂范傳】注引【江表傳】載：孫權謂光武受更始使，撫河北，『未有帝王之志也。』鄧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可知鄧禹稱『無功之首』，功在定策，不在軍功。另據高似孫【史略】引【東觀漢記】曰：『天下既定，將帥論功，吳公（即吳漢）為大。』建武時期群臣中軍功最盛者，當屬北人吳漢。鄧禹初封侯，胡三省曰：『蓋以禹功比蕭何，故封之。』是有道理的。然鄧禹、吳漢終依軍功高下排定位次，又與蕭何軍功低於曹參而位次列在第一的故事迥然不同。
　　建武初，北人權勢凌駕南人，光武的基本對策就是藉助南人鉗制北人。如上所述，北人軍功超過了南人，但光武選擇的第一位三公卻是南人。【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所載光武遙授鄧禹大司徒之策，其中隻字未提河北戰事，證明鄧氏在河北的軍功微不足道。事實上鄧禹於河北平後始拜前將軍，位在北人吳漢、耿諸大將軍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後，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鄧禹破更始將王匡於安邑；僅過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發表鄧禹為大司徒。
　　鄧禹就任後，其他功臣才陸續得到安置。雖然光武迫於壓力，容忍眾多北人占據軍政要職，但南人中仍有鄧禹、朱祜、杜茂等數人，躋身東漢最高統治層。光武扶持親信的南人以便儘快駕馭新政權，其意圖顯而易見。
　　光武力求維持南北功臣權力的平衡，這種意圖在其分封活動中亦有所體現。【太平御覽】卷二○○引【東觀漢記】云：『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又【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條：『大饗將士，班勞策勛，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建武年間大規模的分封，載入史籍的僅有建武二年正月、十三年四月兩次，上引【東觀漢記】所錄應是建武二年的那一次，故受封人數大大少於建武十三年。
　　『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被史臣特意提示，可見其地位高於『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他們疑即諸史所謂『建武元功』。這28人是否即為明帝圖畫於南宮雲台的28位『前世功臣』，尚難確認。不過，『雲台二十八將』皆從光武征戰河北，也都是東漢開國元勛，況且，『雲台二十八將』同樣以鄧禹為首，數量又與『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相等，這些皆非巧合。二者可能就是一回事，至少『雲台二十八將』中的多數人，已在『鄧禹等二十八人』之內。『雲台二十八將』中有南人16名，北人12名，雙方大體上平分秋色。建武二年分封時的形勢，可信是與此近似的。
　　南人憑恃皇權與北人抗衡，皇權則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權力的膨脹，由此構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攜南人，在當時人們議論中也有體現。如【後漢書】卷三一【郭炒】：建武十一年（35年），郭調任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史雲光武『納之』，表明所謂『選補眾職』『專用南陽人』，已是人所共見的事實。郭西漢末任漁陽都尉，王莽時又拜上谷大尹，與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淵源關係。光武在漁陽郡將彭寵叛亂平後，立即將郭轉為漁陽太守，大約是想藉助郭在當地的聲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評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後的做法的確有所更張，【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敘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寇恂最終卒於執金吾任上，光武並未順從『時人』的意願，選寇氏為相。比照前引建武元年光武更換大司馬一事，可以看出光武與功臣間地位的消長變化。又據【後漢書】卷一七【賈復傳】載：建武十三年，賈復罷左將軍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賈復為南人，力薦賈復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舉寇恂的『時人』是否亦為北人，尚不清楚。至少我們知道南北兩大功臣集團，一直在設法維護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將北人寇恂、南人賈復統統排斥於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權力的制衡，為其他新興的政治勢力，進而也為君主專制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後期相繼解除功臣的兵權，是其處理功臣問題的另一項重大舉措，史家已多有論列。此事的開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後漢書・光武帝紀】該月條：『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罷。』按左右將軍分別為賈復和鄧禹，同書【賈復傳】揭示了這次罷官事件的內幕：『（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8]，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官。』『功臣擁眾京師』，是東漢初年的普遍現象，光武頗為憂慮。【續漢書・百官志一】『將軍』條云：『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現有史料足以證明，建武十三年以前東漢功臣拜將軍官者，並非『事訖皆罷』。功臣帶將軍名號，就有權領兵，故光武解決『功臣擁眾京師』之隱患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削奪功臣的軍職。
　　其時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將軍、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並不是從耿開刀。南人賈復、鄧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罷其左、右將軍官。儘管我們無從斷定光武同賈復、鄧禹是否密謀在先，然而賈、鄧二人的免官，無疑給包括耿在內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壓力。耿明於『時之度數』，范書本傳說他不久便『上大將軍印綬』，拱手交出了兵權。這實際上是耿為形勢所迫採取的不得已之舉。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間彼此制約，真正獲利的是光武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