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崗文化時期的農作物與農耕文明（一)

  來源: 【農業考古】

1977年，新鄭裴李崗遺址發現後，又在新鄭沙窩李、新密、登封、鞏義、鄭州、中牟、長葛、項城、潢川、靈寶等地發現了此類型的古文化遺址。這類遺址分佈廣，有共同的文化面貌。因首先在新鄭裴李崗村發現，被學術界命名為『裴李崗文化』。經過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員30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在中原地區，發現有裴李崗文化遺存150多處。』 [1]從目前已經發掘的遺址和遺存來看，裴李崗文化主要分佈在河南境內，是目前中原地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裴李崗文化大大豐富了對我國原始文化的認識，為研究我國農業、陶器、紡織、建築、文字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對音樂史、原始數學、原始宗教習俗的研究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也為仰韶文化找到了淵源。[2]
裴李崗時期的農作物

    考古發現和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史前農業經濟按照種植作物的主要種類可以劃分為兩大文化區。即大致以秦嶺一一淮河一線為分界線，北部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粟作農業經濟文化區，南部是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3]同樣，在裴李崗文化中，不僅出現了粟類和稻類的農作物，還出土了與之相對應的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裴李崗時期農耕文明已經確立，並且還發現有相當規模的聚落和紡織工具，都可以說明當時農業文明發展的情形。
    1．粟類作物
    中國的黃河流域及黃土地帶是栽培粟的發生地，[4]因此，黃河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區，是我國粟類作物的主要栽培區，至少已有八千年的栽培史。』 [5]迄今為止，黃河流域有關粟的材料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山西萬榮荊村遺址的發掘。[6]同時，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河南沙窩李遺址、西安半坡遺址、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山西夏縣西蔭村遺址、青海樂都柳灣遺址、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等均發現有粟類作物遺存。據游修齡先生的研究，新石器時代粟類作物自西至東，經甘肅、青海、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遍及黃河流域；東北至遼寧、黑龍江；西南至西藏、雲南；東南至台灣，但多數集中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陝西、河南三省。[7]
    在裴李崗時期，新鄭沙窩李遺址、許昌丁莊等遺址裏都有發現，說明粟是裴李崗文化時期河南地區種植最普遍的農作物之一。經鑑定其年代均與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的粟大體同時，為距今七、八千年，是河南粟作的最早記錄。據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在新鄭沙窩李遺址，發現有分佈面積約0．8―1．5平方米的粟的炭化顆粒。[8]在許昌丁莊遺址中，在一方形半地穴房子中發現炭化粟粒。[9]其中，根據許昌丁莊遺址碳化粟粒鑑定，丁莊遺址炭化粟粒為春谷。[10]
    與此同時，在新鄭裴李崗遺址僅還發現為少量炭化穀物，經鑑定為稷。[11]
    從上述作物遺存發現情況來看，裴李崗粟作物與農業生產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我們知道，土壤是農作物生長的根本。黃河中下游地區是黃土高原和黃河衝擊而成的華北平原之所在，豐厚的黃土構成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基本景觀。黃土是非常適宜農作物栽培的土壤，由於呈粉塵顆粒狀，是由西北氣流從亞洲內陸搬遷而來，逐漸飄撒沉積而成，其成岩作用不強。這些風成的黃土在結構上呈現出均勻、細小、鬆散、易碎的特點，這就使得粗笨的木耒、石鏟等原始工具容易人土和耕作。[12]在黃河流域，第四紀黃土高原已開始形成，全新世冰後期黃土高原乾旱少雨，氣候溫暖，用於採集的植物、果實逐漸減少，可獵取的動物數量由於人1：1的增加、獵手的日增以及捕獵手段的提高也逐漸減少，從而逼使原始先民不得不馴化野生植物，於是適於食用、耐乾旱、生長期短的野生粟類首先得到馴化，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粟的國家。[13]因此，處於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也孕育着農業文明的發生。
    通過對裴李崗文化的研究，我們發現裴李崗文化遺址的分佈具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遺址座落在靠近河床的階地上，或在兩河的交匯處，一般高出河床10.20米，這類遺址具有較好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空間；第二，遺址座落在靠近河流附近的丘陵地帶，遺址的位置本身較高，距河床較遠。這類遺址既臨河，又有大片可供農耕的土地，也是人類生息活動的好場所；第三，遺址座落在海拔較低並且鄰近河流的平原地帶，這類遺址一般距河床較低，所以，周圍環境多為平坦的沃田。[14]，如許昌丁村遺址為平原地帶，位於老渭河南岸，比河床高出3米，距裴李崗五十公裏；新鄭裴李崗遺址位於裴李崗村西北的一塊高出河床25米崗地上，雙泊河河水自遺址西邊流過，然後緊靠遺址的南部折向東流，遺址就在這一河彎上。粟的發現，說明粟確是裴李崗文化時期河南地區種植最普遍的農作物之一。與原始粟作農業興起有關的精神文化生活內容，也開始豐富起來，如河南密縣莪溝遺址出土的泥塑人頭像、郟縣水泉遺址出工的兩件陶祖與墓祭遺存等等，都應是與原始農業有關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遺存。
    2．稻類作物
    我國是世界上稻作農業最早的發生地。1995年在江西萬年仙人洞和湖南道縣玉蟾岩(蛤蟆洞)遺址都發現有很可能是公元前10000年前後的稻穀花粉和矽酸體，尤其玉蟾岩遺址還發現了幾粒稻穀實物遺存。[15]根據史前考古學研究和對古代植物遺存的分析鑑定成果，這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稻作遺存，距今大約一萬年左右。
    中原地區，稻與粟、黍類作物同時見於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崗文化，其稻作農業的發生期與長江中游地區大體同步。目前，河南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於裴李崗文化中的舞陽賈湖遺址。[16]具體來說，舞陽賈湖稻作遺存主要有10枚稻殼印痕[17]，1000多粒炭化稻米和水稻葉矽酸體以及水稻穎殼雙峯乳突碎片。[18]舞陽賈湖遺址稻作遺存的發現對我國稻作起源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王象坤教授等通過對賈湖遺址先前出土的較完整的43粒炭化米的粒形觀察，認為賈湖古稻雖然已馴化為栽培稻，但還與現代已分化很徹底的栽培稻不同，是一種秈粳分化尚不明顯並且還含有野生稻一些特徵的原始栽培稻。[19]
    這些稻作遺存的發現充分表明，在賈湖類型時期，淮河上游一帶出現了野生稻，這應是全新世暖濕氣候北進淮河上游一帶的重要證據。孢粉分析表明的賈湖遺址出現了目前生長在亞熱帶的楓香、小青岡喬木花粉和熱帶的水蔗孢粉等即是很好的說明。而生長於水、沼區域的植物矽酸體等也充分表明，在公元前6800。5800年間，賈湖一帶的自然環境條件適合於稻作的栽培、大量賈湖原始栽培稻遺存的發現無疑表明了賈湖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於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20]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賈湖聚落址清理出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0座以及笛形骨管樂器、刻符龜甲片等。[21]與此同時，賈湖遺址還出工了大量的磨製工具和動物骨骼，還有不少炭化果核。[22]通過對賈湖遺址發現的大量動植物遺骸、石製品原料和廢料以及地貌、土壤的研究，我們知道使當時氣候溫暖、雨量充沛，湖沼發育、動植物資源豐富，是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來源和理想的生活環境。[23]
（作者 賈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