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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日報 第三點是研究孔子,要古為今用。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批判地繼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批判地吸收國外先進的思想文化,以創造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宗旨。批判地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孔子的學說是當然的重要對象。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為了用以服務現實,我們毫不諱言這個功利主義的目的。一向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用的孔子學說,其中有許多東西仍然可以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所利用,我們應當敢於公開申明這個觀點。
孔子學說中可為今用的部分,我以為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關於教育、學習的許多論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來為我所用。比如【論語】講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確的治學之道、交友之道、個人修養之道嗎?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總體來說,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統治的長治久安服務的,但其中某些具體部分卻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些『愛民、安民、養民、富民』的思想,則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對待黑格爾學說那樣,將其原來的意義加以揚棄,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借鑑運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許多關於道德修養的主張,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還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這些命題,當然都有孔子的階級烙印,是從屬於孔子的政治主張的。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具有相對的真理性。我們可以借為改造使用之。當然,講可以批判繼承孔子的思想學說,運用於今日,並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個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按照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繼承,用以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來說的。除此之外,孔子的歷史遺蹟,是中國的重要人文旅遊資源。僅1993年,曲阜就接納遊客110萬人次,收入6.26億元。從改革開放至1993年總計15年來,曲阜由旅遊業獲得的效益超過42億元。以『三孔』為主的旅遊業成為當地重要經濟支柱,並帶動有關行業的發展。當年,孔子曾周遊列國,現今山東、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發展旅遊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還有許多處,應當都有計劃、有步驟搞起來。辦孔子遺蹟的旅遊業,宜將經濟與文化緊密相結合,賦予增長知識、啟迪思想的內容,注重高格調。
實踐還說明,抓緊抓好科學地研究孔子這個課題,對於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加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做好海外華僑和華裔的工作,增進與各國人民的友誼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舉行海峽兩岸孔子研究學者對話會,台灣有8所大學、兩家重要雜誌的著名學者前來。這是大陸與台灣隔絕40多年之後兩岸學者第一次面對面交流科研成果。陳立夫先生雖因各種原因未能應邀來訪,但親筆回了信,對我們『宏(弘)揚聖教,不遺餘力』表示欽佩。1988年,宮達非、馬儀、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會代表團出訪歐洲,與對孔子、漢學有很大興趣和一定造詣的希臘船王樂濟世先生建立了聯繫。他除贊助10萬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還捐款1000萬美元支持中國農村的經濟建設(此款交農業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韓尚未建交的條件下,孔子基金會的幾位專家應邀訪問漢城,得到當時韓國總統的接見。可見辦好有關孔子的事情,能夠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增進國際交往貢獻力量。所以,經中央批准,1994年10月,在北京舉行紀念孔子誕生2545周年的活動,並借這個國際性學術會議,成立國際儒學聯合會,由我任會長,後由葉選平同志接了我的班。本文摘自新近出版的【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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