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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東方早報 【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 李新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442頁，39.00元
徐 進
土改是中共成功進行革命動員的一把利器。然而，一旦上級形成誤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擴大化亦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巨大損失。事實證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黨後，在一些地區導致了基層政權的『塌台』。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老前輩。建國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書長這樣的部級高官，但很快就自願去人民大學從事教育工作，後又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翻讀【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感覺就像是一個耿直而有趣的老人將那些剛剛逝去的往事向你娓娓道來，就像從『一二・九運動』開始參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他也是從學潮、抗日、革命的潮流中一路走來；不一樣的則是他以史家『秉筆直書』的傳統記錄了許多不為人知不為人道的史事。下面的敘述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時任河北永年縣委書記的李新，在參加完延安的全國土地會議後返回永年視察農村工作。剛到一個村子，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婦女就趕來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燒了幾天，沒有醫生，沒有藥！李新聽罷皺着眉頭向另外一個農民模樣的村幹部問道：醫生呢？藥鋪呢？村幹部無奈地回答：上次土改複查，說我們這裏不徹底，於是大夥把藥鋪中的東西分了，連藥都分了。沒了藥，醫生只好走了！李新着急地追問：那能不能讓村幹部們把醫生和藥都找回來呢？對方低下頭說道：整黨中村幹部都躺倒不幹了，我盡力而為吧！
為何土改整黨竟然搞到『藥鋪平分，幹部躺倒』的局面呢？此事還要從1946年的『五四指示』說起。抗戰勝利後，各根據地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農民搞減租減息、清算、反漢奸和反黑地。隨着群眾運動的節節升溫，他們最終衝破了減租減息的政策藩籬，開始分搶地主們的土地。因此，一道難題擺在了各根據地領導人面前：是根據以往的經驗冷凍群眾運動堅持減租減息政策呢，還是打破政策界限發動群眾繼續高歌猛進？1946年4月中旬，中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首先向中央報告了華中的情況：淮安縣石塘區數千農民集體進城，拘押地主回鄉，清算剝削賬。中央負責這一工作的劉少奇立即表示：目前的算賬運動可以針對大地主、惡霸及漢奸化了的地主，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和富農。聽罷指示，鄧子恢趕緊電令華中各地要冷靜，『不能引起地主階級恐慌』。可聽了晉冀魯豫中央局第一副書記薄一波和山東分局副書記黎玉的匯報之後，劉少奇意外地發現，原來冀晉魯豫、山東等地竟然和華中根據地一樣，農民普遍開始奪取地主的土地了！政治上極為敏感的劉少奇，與中央其他領導人商量之後，隨即改變了前此的觀點，認為：我黨不能不擁護群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行動。這下可弄得鄧子恢手忙腳亂了，剛剛電令群眾冷靜的他又急忙發電報：華中群眾目前要大膽放手，不能束手束腳。
不過土地問題畢竟『茲事體大』，中共中央領導人還是為此在1946年5月4日開會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這次會議的結論後來被稱為『五四指示』。此次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康生、林伯渠、徐特立等人。當大家得知各根據地農民紛紛奪取地主土地的情況後，他們頭腦中大革命失敗時的痛苦記憶馬上就被喚醒了。在他們看來，當年大革命失敗，就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壓制了工農運動，特別是壓制了湖南農民運動。於是毛澤東等人都表示一定要支持農民。劉少奇也贊同上述看法，但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擔心：我們現在雖然在各地與國民黨發生衝突，但最終還是希望和平，可一旦允許農民奪取土地，可能會影響國共關係與國際關係，甚至會導致內戰啊！這確實是個兩難問題，因此討論的結果就是既要表示完全支持農民奪得土地，又對這種行動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制。為了照顧當時的國共關係，大家還決定『五四指示』暫時不要公開宣傳（楊奎松：【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295頁、298頁）。在這樣的指示下，很快東北等地就開始允許農民用清算的名義向一切地主階級取得土地了。
然而形勢比人強。5月下旬，由於四平戰役失利，毛澤東決定在山東地區回擊國民黨。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國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大戰一觸即發，可中共中央對運用激烈的土改方法卻又猶豫起來。畢竟這時毛澤東還是希望以戰促和，基本思想是想和而非想戰。在這種情況下他感到『五四指示』中一些鼓勵農民激烈行動的提法似乎不甚妥當。加之當時許多地方的土改發生了過火現象，且中間派人士怨聲載道，於是他開始嘗試在各解放區採取贖買的方式來進行土地改革，這意味着土地改革放緩了步伐。
對於實行和平贖買土地的政策，各解放區的領導人多表示懷疑。冀晉魯豫中央局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們表示，『抗戰勝利後各地農民通過減租減息、清算等方式已經基本把土地平均分配了，何須再用和平贖買的方式呢？』為探究竟，中共中央便派康生等人到隴東試點區去實際蹲點考察。1946年12月25日，康生進駐慶陽縣高原區六鄉王家原村，他發現新堡區幹部的辦法是下去把地主叫來，然後詢問地主：『現在有一個條例要徵購你們的土地，你們的意見如何？』更有甚者，環縣一個地主土地十一頃，其中三頃是通過典當得來的，三頃是通過高利貸債務得來的。當地幹部把這六頃土地分別退還給原來的所有者，結果使得一戶地主變作了三戶地主。康生對此大為不滿，他認為和平贖買政策是一個由上而下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而事情要搞好，就必須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用他的話說就是『成為群眾運動，用群眾鬥爭的力量，去取得土地』。可是康生發現，即使採取這樣的辦法，還是有很大一部分農民缺少土地。經過當地農民的提醒，他才知道，縣政府為解決教育經費問題還佔着三百六十畝好地，於是便要求縣政府拿出這些土地分給農民。這下可苦了縣政府，他們埋怨道：這些土地分給農民，全縣的教育經費從哪裏來呢？ 除了四處奔波、忙於尋找剩餘的土地之外，康生還很關注土地改革對於改造黨政群各個組織的作用。他向一位村幹部詢問黨員黨組織情況如何，村幹部回答：『黨員啊，我去年已經負擔了一個，今年無論如何不能再負擔了！』發展黨員居然像交納公糧一樣成了農民負擔，康生自然非常疑惑。村幹部接着解釋道：『當黨員要耽誤生產時間去開會，還要做工作，又沒有報酬，誰都不願意當啊！』還抱怨說：『村幹部不富裕的家庭當不起啊，上面派幹部下來我們招待不起啊！』康生聽罷心生一計道：『那就這樣，讓富農當村長，花他們的錢；讓貧農當副村長，替大家做事情！』（【康生同志關於群眾的報告】，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編號：572-1-170-3，第21-22頁）
這次調查尚未結束，1947年3月胡宗南的軍隊佔領延安。中共中央決定一分為二，以毛澤東為首的部分人員繼續留在陝甘寧根據地，以劉少奇為首的一部分中央領導人退往晉西北等安全地區。這時因戰局吃緊，毛澤東忙於全國範圍內的軍事指揮，無暇顧及土改，便由劉少奇負責這項工作。很快劉少奇到達晉西北地區，經過一路走訪並聽取匯報，他發現晉綏地區實行『五四指示』後很多貧苦農民依然衣食無着；而冀晉魯豫一些地區突破『五四指示』的框架，採取了更激烈的土改行動，相當程度上解決了農民赤貧問題，還大大提高了農作物產量。這些情況大大刺激了劉少奇，與此同時，他從當時晉綏分局領導人的匯報中得知，晉綏根據地的黨政軍幹部由上而下都問題多多。熟讀聯共布黨史綱要的劉少奇馬上將其歸因為黨內不純，並提出土改不徹底是因為幹部自上而下阻撓所致，必須整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第65-68頁）
1947年4月，劉少奇由晉綏地區來到晉察冀，隨即在這裏派駐工作團進行試點調查，獲取了土改整黨的經驗。緊接着，1947年7月至9月，他在河北省西柏坡主持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這個會議決定實行更加激進的土改政策――土地平分政策。除此之外，會議還大張旗鼓地決定由上而下進行整黨，實際整頓的重點就是村幹部。當時各地是派駐工作隊進村組織貧農團來進行土改整黨工作的。
此後各地的土改整黨更趨激進，中國農民的『創造力』也得到驚人的展示。在冀晉魯豫地區，農民發明了對付地主的『望蔣杆』。所謂『望蔣杆』，就是在場子中央豎一根十幾米高的杆子，把綁着胳膊的被斗者滑上杆頂，下邊的人問：『看沒看見老蔣？』上邊的人喊：『沒看見――』下邊的人就喊：『娘的，沒看見就再升一回。』說着把繩子一松，杆上的人就『砰』地摔了下來。接着又把人拉上去，又問：『這回看沒看見老蔣？』上邊的人不敢回答沒看見了，只好說：『看見了――』下邊的人就喊：『還真盼着老蔣來哩！你下來迎他去吧！』 說着又一松繩子，上邊的人又摔了下來。早在1946年夏天李新剛到永年縣任縣委書記時，就曾遭遇類似事件。當時永年縣群眾召開處決曾任日本憲兵大隊大隊長宋品忍的鬥爭大會。一大娘因兒女雙雙被宋所害，故對宋仇恨甚大。大會剛一開始，她便走上前去掏出一把刀，將宋的右耳齊齊切下。李新看到這裏覺得不妥，去電話請示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薄一波要求槍決宋品忍，不必施行肉刑。他剛剛得到薄一波的肯定答覆，回到會場發現，宋品忍早已被挫骨揚灰。全國土改會議之後這種情況更趨普遍，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共對地主採用的統戰政策稱為『一打一拉』，本意是打擊地主後還要團結他們，現在經由農民們予以創造性地理解為：對地主先施一頓棍棒，名之曰『打』，再放到田地裏套上牲畜拖拽，名之曰『拉』（李耀宇：【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216頁）。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土地被分掉了，商鋪和藥鋪也被分掉了，很多村幹部也都躺倒不幹了。
幸運的是，由於陝北領導人習仲勛等人的報告，土改整黨的種種過火情形，很快為毛澤東獲知。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改弦更張。1948年2月，中共中央發佈【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的工作指示】，決定糾正土改整黨前此的種種錯誤。從此各地土改整黨的過火現象開始慢慢得到遏制。土改落潮不久，韓丁在【翻身】一書中講到過一個例子：1948年2月，山西潞城縣張莊土改整黨之初縣委召開會議，會議遵循上級指示，認定當時村幹部絕大多數都為地富反革命分子或不純潔分子竊據。隨後遵循這一指示的工作隊，剛進村工作不久就遭遇一起『奇襲』事件。工作隊中年齡最小的張全，一天在天黑以後返回區公所，忽然有人從背後竄出來，將他撂倒，掐住他的脖子。幸好被人聽見，兇手便匆匆逃離了。這下整個工作隊憤怒了，雖然缺乏確鑿的證據，還是認定平日作風不好的村幹部是此案的罪魁禍首，因此將他們押送給派出所。然而不久上級對村幹部看法的指示發生改變，縣委的態度也隨之一變，嚴厲批評工作隊在這一案件上犯了過左的錯誤，命令他們立刻釋放這些村幹部。這一轉向讓工作隊紛紛抱怨：前面讓整頓村幹部的是你們，現在整頓了說我們錯誤的還是你們！歷史的反覆和頓挫於此可見一斑。
中共通過土改，在給予農民利益的同時，又可從土改運動中招募積極分子建立基層政權，進而牢牢地滲透並控制這些區域。但需要注意，土改亦是一把雙刃劍。一旦上級形成誤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擴大化亦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巨大損失；事實證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黨後，在一些地區導致了基層政權的『塌台』。主流敘事對此往往漠然視之，李新回憶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展示了歷史事件與主流敘事相悖的一面。除了土改整黨之外，【李新回憶錄】還講述了諸如抗戰前夕地方學生運動、抗戰時期的反掃蕩和北方局整風事件、建國後人民大學『三反』與反右運動以及五六十年代編寫近代史的情況，為現代史和國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寶貴史料。■
延伸閱讀
●【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
[美]韓丁著，韓譯，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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