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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南宋时期，将所谓“祖宗成宪”抬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载有宋孝宗对于周必大辞拜枢密使的批答文字，其中说：
国家建右府以总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领。盖自太平兴国以来成宪俱在，迄于今兹必以闳才硕学见闻殚洽者任之，岂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体乎？
太平兴国时期的情形，其实既不完全是“建右府以总戎”，也不是“命儒臣而崇使领”。太宗前期在枢密院职掌及其长官使用问题上，比周世宗、宋太祖时期有所倒退。他作为太祖的继任人，担心政权不稳的猜疑心理比其兄长严重得多。
太宗所用枢密使前后四人，即曹彬、楚昭辅、石熙载与王显。其中称得上“儒臣”的，只有石熙载一人。
开宝九年（976）十月，太宗初即位，便一改乾德以来独员枢密使的格局，提升楚昭辅与太祖生前任用的曹彬同任枢密使。这一寓有制衡之意的搭配维持了五年，太平兴国六年以石熙载取代了楚昭辅。石熙载原系赵光义所辟泰宁军掌书记，光义尹京邑，又表为开封府推官；他自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签署枢密院事，后除副使，再除枢密使，在枢府凡五年。尽管李焘、徐自明都强调“用文资正官充枢密使，自熙载始”，这一以“文资正官”身份担当枢密使的任命，也确实预示着文臣掌枢密的可能前景；但他之所以被重用，实质上是因为“早在初潜，实预宾佐”，“金石之诚，夷险如一”。认清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太平兴国八年（983）曹彬、石熙载相继罢任之后，会由王显独任枢密使八年。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枢密使曹彬被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先是，上念征戍劳苦，月赐缘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钱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它事，上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上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
曹彬在枢密八年，“能得士众心”成为他被罢的主要原因。郭威代汉、赵匡胤代周的“前车之鉴”，使太宗备加提防。联想到宋仁宗“不豫”时首罢“得士卒心”的枢密使狄青出外的举措，使我们明显地体味到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先发制人”预设。
太宗朝曾经独任枢密使的只有一人，即王显。曹彬罢枢密使次日，王显受命为枢密副使，六月任枢密使，在枢府凡八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卯条中说：
以东上x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显初隶殿前为小吏，性谨介，不狎同辈，不践酒食之肆。上爱之。
李焘在这里没有指明的一点是，王显之被任用，不仅仅是由于“性谨介”，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他“少尝给事太宗于潜邸”，是倍受信任的旧僚。他“早自中涓，亟升近列；一掌枢务，十年于兹。”“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无与为比”。对于这位藩邸旧僚，太宗曾经寄予莫大的期望。据《太宗皇帝实录》，在任命王显为枢密副使时，
上召谓显曰：“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
雍熙三年（986），太宗决意北伐幽蓟。“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北伐全面失败后，领兵将帅因“违诏失律”被黜，枢密使王显等密院长官却并未承担北伐失利的责任：
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
在这段记载之后，李焘有注文曰：“推诚悔过事，更当考。”太宗如何“推诚悔过”尽管待考，而他并未归咎于参与计议的枢密院长官却是事实。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当初的决策实际上是太宗一人作出的；二，当时的枢密院首长是太宗倚信之人，尽管参与谋议失误，却并未遭致疑忌。这种情形恰恰说明，当时的枢密院在很大程度上不过被皇帝当作协助处理机政的私人参谋班子，而很难说是负责国家军政决策的最高机构。
枢密使王显的任内表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二，淳化二年九月己卯条，“王显罢枢密使”制书称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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