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中華網 從上引統計數字中，我們看到，太宗時期正處於文資臣僚典樞密比例上升的關鍵階段。而如果我們用是否曾系太宗『親隨』『舊部』這一區分標準來重新為當時的樞密院長貳歸類，那麼，呈現出來的，是另一種比例關係，而我們從中得到的感受也將頗有不同：在當時的19名長貳之中，與太宗有藩邸淵源關係的，有石熙載、王顯、柴禹錫、楊守一、張遜、趙F6人，似僅居1/3 弱。不過，若從曾經獨自擔任樞密院首長的官員來看，曾獨任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的石熙載、王顯、柴禹錫、張遜、趙F5人皆系太宗藩邸舊僚；而他們『獨任』的時間段，自太平興國八年（983）直貫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之日，占太宗在位期間的2/3左右。
這種狀況，使我們感到，儘管樞密院早已不在『內臣』掌握之中，但直至此時，它的長官選任原則與後唐、後周時頗有類似之處，仍然『皆天子腹心之臣』，尚具有濃厚的皇帝私人僚屬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興國八年（983）王顯獨任樞密使之後，太宗旋即以太平興國初期被拔擢的進士張齊賢、王沔擔任資秩較淺的簽署樞密院事。這一看似悄無聲息的變動，事實上衝擊着晚唐五代以來以勛臣親隨掌樞密的格局，樞密院長官的選任從此不再拘於勛舊圈內，從而肇啟了真正意義上外朝文臣知軍政的開端。雍熙三年（986）北伐失敗後，在樞密院首腦的行列中，出現了更多的文資長官，反映出該時期國家政策方略的調整趨向。
雍熙三、四年間，王沔、張宏、趙昌言相繼成為樞密副使。這些已經具備了一定治事經驗的『天子門生』進入這一序列，開始了勛臣故吏逐漸淡出的過程。但這並不意味着樞密院長官任用原則自此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端拱元年（988）張宏再任樞密副使，同日以楊守一簽署樞密院事。次年，另一名太平興國進士張齊賢任樞密副使，而與此同時，又以張遜簽署樞密院事。而無論楊守一還是張遜，既都是武資官，又都是太宗晉邸舊臣。淳化二年四月，張遜、溫仲舒、寇準同日為樞密副使。這種『兼容並包』的任用方式，既顯示出太宗對於勢力制衡的考慮，又體現出他對於『宥密之司』治事效率的關心。作為精明的統治者，他早已注意到『藩邸親隨』之資質與制度發展、事任要求之不相適應。對於他一手提拔且曾經寄予厚望的王顯、張遜等人的失望，促使他兼用文武新舊。
表面上看，北宋初期樞密使選用中所貫徹的，是『文武兼用』的原則；而考慮到宋初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以及君主強烈的危機意識，我們會看到『武』與『文』後面掩映的『親』或『疏』甚至『能』或『庸』交錯作用的背景。在汲取五代『亂世』教訓、發展穩定政治局面的總框架之下，這層關係制約着宋初政治制度更革的走勢及措置的緩急。我們同時注意到的是，趙宋的開國帝王們，不僅對於以往與他們『比肩同氣』的武將充滿警惕；對於他們原本不熟悉的文臣，事實上也並不全然倚信，而且，這種不信任感，應該說同樣是根深蒂固的。
幸運的是，北宋初期的最高統治者畢竟謹慎小心地以五代為鑑，較為理智地權衡處理着他們所面臨的棘手問題。從而顯示出長期亂離之中磨練出來的承上啟下的領袖人物們政治上的不斷成熟，也賦予趙宋不同於五代王朝的開國氣象。對於這一根本性轉變的實現，趙宋帝王及士大夫們都懷着很高的歷史成就感。
五
【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二】說：
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
北宋初期樞密院的設置，自晚唐五代發展而來；而『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的格局，是在反覆曲折之中確立下來的。樞密院自中官掌機要到皇帝的親信僚屬掌決策，再到外臣掌軍政，不僅是職責的變化，也是機構本身性質的變化。
正如梁太濟先生曾經指出的，宋代『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之權力格局的確立，從制度設施來看，是分割宰相軍政權的結果；而從樞密院的淵源及其演變來看，實際上又是限制樞密使完全侵奪宰相事權的結果。
蘇基朗先生【五代的樞密院】一文中亦指出，史家每以宋代的樞密院制度為相權遭分割的例證，實際上，從五代樞密院演變的角度加以考察，『所謂相權之分割更應是削樞密之權，以實中書之任。換言之，這毋寧是重建中書宰相制度的開始，而非其分割與削弱的肇端。』
認識特定的官僚政治制度、特定的官僚機構之性質，離不開對其淵源背景以及所處社會情勢的理解，離不開對其職事規章的研究，也離不開對其『執掌人選』與 『機構』『制度』問題的結合分析。本文希望通過對於晚唐五代以來樞密院演變過程的勾勒，通過對於北宋初期樞密院長官委任原則的討論，對樞密院自『內廷』、『中朝』機構向嚴格意義上的正式國家政府機構過渡演變問題，提供另外一個思考角度。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