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汉代商业（4）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我国从秦代起就与外国发生通商往来。在两汉极盛时期，和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发生了联系，发展了对外贸易。汉王朝幅员辽阔，对外的陆路海上交通四通八达。当时的对外贸易，以陆路为主。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地区），开辟了由新疆地区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到过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 （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通商关系。自此与西域的往来日渐频繁。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从五、六批到十几批；每批人数多的几百人，少的也有百余人。汉使曾到达安息（今伊朗高原及其以西地区）、身毒（今印度）、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屿y （又名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从中国内地输往西域的货物，以丝织品和金属品为主。张骞在大夏市场上曾见到我国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是商人从身毒传来的。可见四川早就有产品经西藏、印度到达阿富汗。由西域输入中国内地的货物以马匹、谷物、水果等为主。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如葡萄、苜蓿、蚕豆、胡桃、胡萝卜等就是原产在中亚一带而后移植来我国的。王莽时，内地与西域的贸易逐渐衰落。公元七十三年，东汉政府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前后三十年，对于巩固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以及进一步寻找通往欧洲的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中国内地与西域的贸易又活跃起来。中国商人前往西域的很多，西域商人也有不少到中国内地经商。东汉时的洛阳 （以及西汉时的长安），都设有“蛮夷邸”，接待邻族、邻国来的宾客。


    张骞通西域以后，在物资交流和贸易发展的情况下，西域各民族社会经济面貌迅速改观。汉族人民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先后在西域推广，对当地的生产起了促进的作用。西域的音乐和乐器（胡笳、v篥）等也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亚各国的安息香、条支大鸟（驼鸟）、一峰骆驼、狮子、汗血马以及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也相继传入我国。我国的炼铁技术、掘井法等也传到中亚。当时通往中亚，有南北两路。南路出阳关（今敦煌西南），经鄯善 （今新疆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到莎车，西越葱岭南部，到达中亚细亚地区的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出玉门（今敦煌西北玉门关）、交河城（今吐鲁番西）、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地，再越过葱岭北部到达大宛、康居等国。中国的丝绸即经过这两条道路源源运往中亚，甚至再经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大秦。因此，历史上称这两条路为“丝绸之路”。这两条路是当时中外经济关系的大动脉，全程均达七千多公里，是古代历史上最长的重要商路。


    张骞通使西域，也开辟了和印度的直接交往。张出使中亚时，他的副使曾到达身毒（今印度）和Y宾。Y宾在今克什米尔。至于商人的贸易，则早在这以前已经存在了。


    在汉代，我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了有经由中亚、缅甸的陆路以外，还有海道。海路从广东徐闻县出发，可航行到马来半岛、印尼等地。东汉时，大秦国王曾遣使经波斯湾到达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马来半岛经苏门答腊到达现在的越南登陆，最后抵洛阳运来象牙、犀角、玳瑁等物。


    中国和朝鲜、日本，早在秦汉就有经济文化上的联系。由于当时航海船舶和技术的限制，中日两国之间的海上往来，只能经朝鲜沿中国海岸行驶。中国的铁器、铜器、丝绸和日用品以及养蚕技术等逐渐传入日本，日本也不断遣使来我国，使两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交流。


    西汉时代，开辟了对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西欧、罗马等地的陆上、海上交通，对密切各国之间的联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