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的漢代商業（4）

  來源: 中國經濟網

我國從秦代起就與外國發生通商往來。在兩漢極盛時期，和更多的國家與地區發生了聯繫，發展了對外貿易。漢王朝幅員遼闊，對外的陸路海上交通四通八達。當時的對外貿易，以陸路為主。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地區），開闢了由新疆地區通往中亞的道路。張騫到過大宛（今蘇聯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 （在阿姆河以北鹹海與巴爾喀什湖之間地區）等國，與這些國家建立了通商關係。自此與西域的往來日漸頻繁。漢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從五、六批到十幾批；每批人數多的幾百人，少的也有百餘人。漢使曾到達安息（今伊朗高原及其以西地區）、身毒（今印度）、條支（在今伊拉克境內）、嶼y （又名大秦，即羅馬帝國）等國。從中國內地輸往西域的貨物，以絲織品和金屬品為主。張騫在大夏市場上曾見到我國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是商人從身毒傳來的。可見四川早就有產品經西藏、印度到達阿富汗。由西域輸入中國內地的貨物以馬匹、穀物、水果等為主。一些重要的農副產品，如葡萄、苜蓿、蠶豆、胡桃、胡蘿蔔等就是原產在中亞一帶而後移植來我國的。王莽時，內地與西域的貿易逐漸衰落。公元七十三年，東漢政府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前後三十年，對於鞏固西域和內地的聯繫，發展貿易往來，以及進一步尋找通往歐洲的道路，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後，中國內地與西域的貿易又活躍起來。中國商人前往西域的很多，西域商人也有不少到中國內地經商。東漢時的洛陽 （以及西漢時的長安），都設有『蠻夷邸』，接待鄰族、鄰國來的賓客。


    張騫通西域以後，在物資交流和貿易發展的情況下，西域各民族社會經濟面貌迅速改觀。漢族人民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先後在西域推廣，對當地的生產起了促進的作用。西域的音樂和樂器（胡笳、v篥）等也傳入內地，豐富了漢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亞各國的安息香、條支大鳥（駝鳥）、一峰駱駝、獅子、汗血馬以及一些重要的農副產品也相繼傳入我國。我國的煉鐵技術、掘井法等也傳到中亞。當時通往中亞，有南北兩路。南路出陽關（今敦煌西南），經鄯善 （今新疆若羌東北）、于闐（今和田）到莎車，西越蔥嶺南部，到達中亞細亞地區的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出玉門（今敦煌西北玉門關）、交河城（今吐魯番西）、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等地，再越過蔥嶺北部到達大宛、康居等國。中國的絲綢即經過這兩條道路源源運往中亞，甚至再經過這些國家的商人轉運到歐洲大秦。因此，歷史上稱這兩條路為『絲綢之路』。這兩條路是當時中外經濟關係的大動脈，全程均達七千多公里，是古代歷史上最長的重要商路。


    張騫通使西域，也開闢了和印度的直接交往。張出使中亞時，他的副使曾到達身毒（今印度）和Y賓。Y賓在今克什米爾。至於商人的貿易，則早在這以前已經存在了。


    在漢代，我國到東南亞各國的通道，除了有經由中亞、緬甸的陸路以外，還有海道。海路從廣東徐聞縣出發，可航行到馬來半島、印尼等地。東漢時，大秦國王曾遣使經波斯灣到達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馬來半島經蘇門答臘到達現在的越南登陸，最後抵洛陽運來象牙、犀角、玳瑁等物。


    中國和朝鮮、日本，早在秦漢就有經濟文化上的聯繫。由於當時航海船舶和技術的限制，中日兩國之間的海上往來，只能經朝鮮沿中國海岸行駛。中國的鐵器、銅器、絲綢和日用品以及養蠶技術等逐漸傳入日本，日本也不斷遣使來我國，使兩國的經濟文化得到交流。


    西漢時代，開闢了對中亞、西亞、東南亞以及西歐、羅馬等地的陸上、海上交通，對密切各國之間的聯繫，促進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