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 另外，在關於刑罰的寬嚴和時間上，漢王朝根據經學強調，用刑還必須同陰陽五行和四季變化等相符合。【鹽鐵論・紹聖】載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又【白虎通・五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如建始元年，因祖廟火災和出現彗星，成帝便引【書】下詔說:『【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群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漢書・成帝紀】）又建武五年，因旱、蝗頻發，光武帝亦明確提出並規定: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至於應時誅罰，史載諸葛豐被元帝所降職，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司隸校尉『豐以春夏M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漢書・諸葛豐傳】）。哀帝之赦免劉立，也是如此。【漢書・文三王傳】記載，成帝時，梁王劉立與其妹淫亂，並殺、傷八人，『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遣廷尉、大鴻臚執節訊。哀帝雖斥責『與背畔亡異』，亦仍以冬月已盡，『其春大赦』而不治。至明帝時，凡重刑不於春、夏、秋季執行即成為定製。所謂『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論，所以重人命也』（【後漢書・襄楷傳】。按:關於應時誅罰，由於其獨特而鮮明的司法形式和內容，也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注意。例如對『秋冬行刑』問題，美國學者D・布迪、C・莫里斯便饒有興致地進行了研究，並認為這是一種法律『自然化』的表現。詳請參看【中華帝國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3頁）。
除了以上所說，【周禮】所謂『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三宥』（弗識、過失、遺忘）、『三赦』（幼弱、老g、蠢愚）等，在漢代也都有一定的影響。班固在【漢書・刑法志】中便把這些規定完全照抄下來。以『八議』為例，自武帝之後，關於貴族、官吏的優待法令越來越多。甚至有些王侯犯了殺人罪、亂倫罪和通姦罪等，往往都可以寬免。如前引江都王劉建，所行淫亂可以說駭人聽聞，但在沒有試圖謀反前，雖然其弟曾予告發，廷尉亦不予治罪。樂成王劉萇『驕淫不法』，安帝以『八議』僅把他貶爵為侯，也是一例。【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載安帝詔曰:
萇有t其面，……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顛覆，風淫於家，聘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衍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於理。其貶萇爵為臨湖侯。
至於普通官吏，在武帝之後也增加了許多『請』和減免的規定。如高祖時『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漢書・高帝紀下】），還規定『請』的範圍須在『耐』罪以上。至宣帝時，便已取消了這一限制――『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漢書・宣帝紀】）到東漢光武帝時，則更加放寬，甚至規定『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後漢書・光武帝紀上】。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這顯然是『議貴』思想的進一步體現。另據【漢書・刑法志】記載，自景帝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又宣帝規定，『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亦規定，『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平帝還明確規定，『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漢書・平帝紀】）。說明其『三宥』、『三赦』的思想亦有較大的影響。
總之，隨着以經治國的推行，禮法結合的精神在漢代法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所謂『漢律正多古意，……尚得三代先王之遺意也』（[清]沈家本:【漢律摭遺・自序】，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就是對於它的概括總結。
四、對漢代引禮入法若干問題的思考
漢代以經治國之所以能對法律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是有着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原因的。從表面上看，這是漢王朝指導思想的轉變在法律中的必然反映，但從當時的具體情況看，它也確實存在着接受這種影響的可能性。
第一，漢代經學是一種兼收並蓄、『霸王道雜之』的儒學體系，它含有豐富的法律思想，本身就能夠對法律產生作用。這從漢代經學對先秦儒學的改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儒學原來存在着嚴重缺陷，它特別強調仁義，輕視法治。這使它在諸侯紛爭的戰國時代曾受到冷遇，而主張暴力的法家思想則受到尊崇。但是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又使統治者認識到，僅僅赤裸裸地使用暴力並不能有效鞏固統治。陸賈便明確指出:『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新語・輔政】）所以漢初力反其弊，在政治上採取了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黃老學說實質上還是刑名之學，只不過它主張清靜自然，不採取極端的暴力統治。事實證明，這還不是最能滿足統治者需要的思想體系。為了滿足統治者的長遠需要，也為了儒學地位的提高，從漢初開始，許多儒生便吸收各家學說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如陸賈、賈誼和董仲舒等。陸賈對儒家思想的改造是把道家的無為思想與儒學相結合，他主張治國貴在清靜自然，要求統治者應『進退順法，動作合度』（【新語・思務】）。賈誼則在重視禮治的前提下，將法家學說直接納入了儒學，並就禮法對於鞏固統治的作用和功能作了非常精闢的論述。他說:『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漢書・賈誼傳】）這是漢代儒學自我改造的一個重要環節，彌補了先秦儒學偏重仁義而又忽視刑罰的嚴重缺陷。至於董仲舒，則對儒學進行了全面改造，不僅是汲取黃老、法治、名實之學，乃至還把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論揉進了儒學。僅就法律思想而言，他在陸、賈等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德刑並用、德主刑輔的系統理論。例如: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
陽之出也，常懸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懸於後而守空處。此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基義】）
這樣儒學便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務，開始形成比較符合統治者口味的『霸王道雜之』的經學，從而為漢代法律接受經學的主張提供了可能。
第二，漢代法律本身並不完備，為了彌補缺陷，它在『獨尊儒術』的思想指導下，也能夠接受經學中的法律原則。漢代法律雖然是中國古代法律的淵藪，所謂『歷代法律，皆以漢【九章】為宗』（【明史・刑法志】），但實際上它在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都還很不完備。這一點，漢代法律條文的不斷增多即可以證明。據【漢書・刑法志】記載，僅僅到漢武帝時期，法律條文已由漢初的【九章】劇增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因此，在『獨尊儒術』的既定前提下，這就為經學對法律的滲入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原有的法律條文需要修訂，重新用經學加以解釋；另一方面，新的法律條文的制訂也必然要受到經學的影響。如宣帝規定『親親得相首匿』，明帝規定『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論』等，就是根據經學對原有的法律條文進行修訂。再如前引王尊之懲治『假子』奸母案，在西漢後期尚無律可循，被稱為『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漢書・王尊傳】）。而到東漢時期，則已相應制訂出『立子奸母，見乃得殺之』的法令，並與王尊斷案的基本精神完全吻合。可見，漢代這種法律條文的劇增，確為經學的滲入創造了條件。
同時，作為法律條文的補充，漢代法律的不完備，又使統治者推行『【春秋】決獄』並採用經學來解釋法律成為可能。趙翼就曾指出:『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廿二史札記】卷二【漢時以經義斷事】）而『【春秋】決獄』則明顯是運用經學的有關原則來充實當時的訴訟和審判制度。漢代與秦不同，在法律解釋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漢代沒有規定專職法律解釋人員，而是由博通法律的經學家來進行解釋，然後國家再予以認可。現在看來，這種做法固然有利於統治者對法律的任意解釋，但它更為經學對法律的作用提供了便利。事實也正是如此。史載西漢中期便已出現專門用經學來解釋法律的『律家』，如杜周、杜延年父子，所解釋法律以『大杜』、『小杜』而著稱（參看【九朝律考・漢律考八】）。以後，由於法律條文的猛增，便出現了更多的著名『律家』，以致到東漢後期竟有十幾家之多。【晉書・刑法志】云:『漢時律令，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漢代法律也就不能不受到經學的強烈影響了。
第三，為了鞏固統治，現實的政治需要也使得經學對法律能夠產生作用。因為經學雖講究綱常倫理，其實質卻是要處理好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從漢代的實際情況看，這兩大關係始終是統治者所亟需解決的。即以前者為例，早在漢武帝時期，由於統治者的沉重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已經是相當激化。所謂『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a鉞而並出』（【全後漢文】卷七三載蔡邕【難夏育請伐鮮卑議】）。以後矛盾雖有所緩和，但即使是在宣稱『承平』乃至盛譽『中興』的時期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也仍然是處在尖銳的對立之中。所以，就連以『正統史家』而自居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認: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漢書・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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