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治國與漢代法律（1）

  來源: 鳳凰網

漢代經學對法律曾產生重大影響。前人很早就注意及此，並以『引禮入法』和『【春秋】決獄』來概括。這基本是符合史實的，也把握住了它的主要特徵。但就深入研究以經治國而言，卻還遠遠不夠。為了全面分析它的影響、作用及原因，本文即着重討論漢王朝對於法律的基本態度及其立法精神和『【春秋】決獄』等，並就『引禮入法』的得失問題談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寬猛並施』的基本態度


    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漢代法律在許多方面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於法律的基本態度出現了重大轉變。從有關記載看，漢王朝已不再像秦代那樣一味強調暴力，而是提倡『寬猛並施』，把刑罰與教化相互結合起來。


    漢代自武帝開始，統治者根據經學便強調對法律應『寬猛並施』。如武帝明確提出，『勸善刑暴』乃至治之道。因而一方面『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壇，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漢書・武帝紀】）；另一方面，又重用酷吏，極盡其嚴刑酷法之能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史記・酷吏列傳・太史公曰】）甚至為鎮壓農民起義，竟頒布所謂【沉命法】。【史記・酷吏列傳】:『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宣帝也公開宣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東漢建立後，也同樣是王霸並用，寬猛相濟。如章帝時，司空第五倫指出: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後漢書・第五倫傳】）


    因為經學雖反對嚴刑峻法，但卻並非不要刑法，只不過有一個『德主刑輔』的先決條件而已。例如【五經】中的【尚書】，就曾提出安治『百姓』應重視刑法:『在今爾安百姓，……何敬非刑？』孔子也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論語・子路】）而且，他還明確提出寬猛相濟的理論。【左傳】昭公二十年載: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所以，儘管漢王朝宣揚德治，史籍上仍一再出現他們要求重刑的記載。


    昭帝時，鹽鐵會議，桑弘羊便代表漢王朝公開宣稱:『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奸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逾矩。』（【鹽鐵論・刑德】）東漢初年的梁統，也上疏提出『宜重刑罰』，他說: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於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後漢書 ・梁統傳】）


    又馬嚴也曾要求章帝『宜敕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並徵引【左傳】說:『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D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後漢書・馬援傳】）班固撰【漢書・刑法志】則論述說:『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還有，東漢後期的王符、仲長統、崔等，同樣都提出過重刑。尤其是王符，曾針對『德化可獨任』的觀點着重指出:


    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卻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有喜怒也，蓋以止亂也。（【潛夫論・衰制】）


    當然，以上事例，桑弘羊的說法有着濃厚的法家色彩，王符等人的主張也有着特殊的時代背景，即所謂『叔世用重典』（【漢書・刑法志】載:『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但儘管如此，這也說明在寬猛並施的基本態度下，漢代統治者對於法律的重視。


    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漢代以經學治國，許多官吏還能以任法而著稱。例如王溫舒，遷為河內太守，部吏『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餘里』（【漢書・酷吏傳・王溫舒】）。再如沛相王吉，『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後漢書・酷吏傳・王吉】）。更有甚者，某些酷吏還把任法嚴酷作為經驗來告誡後代――


    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慎毋然！（【漢書・酷吏傳・尹賞】）


    因而在某些『醇儒』看來，這已經完全超出了他們能夠接受的範圍。如元帝時，貢禹就曾憤怒地指責說:


    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窮，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使居大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漢書・貢禹傳】）


    宣帝時，重用『文法吏』，蓋寬饒也批評說:『方今聖道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漢書・蓋寬饒傳】。按:即使是所謂『名儒』，其用法亦頗多嚴刻。如魏相、蕭望之、於定國等，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六【魏相蕭望之】就曾經嚴厲批評說:『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於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恨也！』由此也啟迪我們:至少在西漢中期，所謂『德主刑輔』在很大程度上應當說是『刑主德輔』。）再就『酷吏』而言，范曄也感慨說:『漢世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煊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後漢書・酷吏傳・論曰】）顯而易見，這正是漢王朝對於法律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