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漢末士魂

  來源: 中華讀書報

東漢末年，中國士大夫經受了煉獄的煎熬。公元166年與公元169年至176年，在中國的東漢末年，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士人與官僚、外戚相結合，反對禍國殃民的宦官最後遭致殘酷迫害的事件，史稱『黨錮之禍』。讀【後漢書・黨錮列傳】與【世說新語】等史籍，迄今仍能感受到東漢士大夫在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歲月中凸現出來的悽美士魂。追尋往昔，令人嘆扼。

    登車攬轡

　　春秋戰國以來，社會處於劇烈變革之中，原先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許多上層貴族驕奢淫逸，昏聵無能，不能應付日益變動的社會關係，處於下層的士一躍成為政壇的活躍人物。當時的士與君主的關係不僅是君臣關係，還有師友關係等，其人格是相對獨立的。到了漢代社會，天下一統，君臣之序分明，士不能再像戰國時代那樣遊說於各國之間，也不可能再聚徒講學，說東道西了。西漢著名文人東方朔在其賦作【答客難】中，對當時士人地位的轉折作過精闢的分析。在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中，士一度又恢復了先秦時代的地位。隨着東漢時代士人的日益強盛，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憂患意識也日漸成熟，它們以自覺的道德追求為己任，積極參與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中去。

　　東漢王朝與西漢相比，由於一開始就倚靠的是世家大族，不像西漢開國君臣靠的是一些下層官吏與屠沽負販、吹簫引車之徒。光武帝加強專制統治中另一個措施就是加強皇帝個人的權力，這樣勢必依靠宦官與皇族的力量，最後導致這兩批人的內訌。在宦官與外戚的車輪大戰般的內訌中，東漢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滅亡。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少同情外戚的官僚士族與當時太學生也被卷了進去。魯迅先生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對於士大夫來說，當然是極度鄙視這些宦官的。東漢末年士大夫與宦官的鬥爭，不僅是政治上的鬥爭，而且具有了人性中善與惡、文化與反文化較量的意義。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兩漢風俗條】中論及後漢的『黨錮之禍』時說得很透徹：

　　西漢時自從漢武帝表彰六經，倡導儒學以來，雖然經師很多，學的人也不少，但儒學的真諦並未被弘揚，許多人只是將儒學作為功名利祿的工具，所以漢末王莽篡權時，許多人競相上書祝賀，頌揚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東漢後，鑑於這種狀況，於是加強了教化，尊崇節義，考察名實，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經明行修著稱的人，風氣為之一變。等到東漢末年時，朝政昏黑，國事日非，而那些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正如詩經中所說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來，風俗之美，還沒有超過這一時期的。(據原文今譯)

　　顧炎武認為東漢末年那些敢於和宦官的邪惡勢力作鬥爭受到禁錮與迫害的黨人(即官僚士大夫與京中的太學生)，他們在鬥爭中體現出來的英勇無畏、捨生取義的行為是受到儒學教化作用的結果，這一點與西漢的官僚士大夫只會背誦經義、潔言污行的舉動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現在讀【世說新語】、【後漢書】等典籍中，發現那些最能打動人的便是士大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不避時難的氣概，雖是古籍中三言兩語的記載，也可以見出中古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豪氣與精神。【世說新語】卷一【德行】篇載：『陳仲舉(蕃)言為士則，行當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漢紀】卷二十二載：『汝南人范滂……後為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陳蕃、李膺、范滂都是當時士林中的領袖人物，中國士大夫階層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人格追求，在他們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已經呈現出一種群體的自覺意識，『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寥寥數語，將這些仁人志士的高風亮節傳神寫照，它較之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萎頓，有天壤之別。

　　【世說新語】本是魏晉風度的寫照，編寫者是劉宋時的劉義慶，注釋者是齊梁時的劉孝標，當時是一個所謂風教陵夷、崇尚虛無的時代，但即使在這種年代，漢末士大夫的高風亮節依然為南朝人所景仰，其道德感召力是無法抗拒的。【世說新語】的第一篇就是【德行篇】，記載的是漢末士大夫的精神風采。胡適有一篇文章叫【領袖人才的來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漢魏士大夫的風度氣概。他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范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范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范型的領袖。』他認為東漢士大夫的氣概風範，源於漢代實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貴族教育。

　　在東漢末年大廈將傾、風雨欲來之際，士大夫與官僚階層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責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受迫害遇赦後，再度被起用為司隸校尉，雖屢經挫折，但剛直之性不改。依然執法嚴明，公然不避權宦。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野王令時作惡多端，一聽到李膺復起為司隸校尉，知道大勢不好，於是躲到兄長的家中，李膺得知後，親自率領吏卒抓住張朔，立即處斬。張讓到皇帝面前告御狀，桓帝責問李膺為什麼先斬後奏？李膺理直氣壯地說：『過去春秋時晉文公抓衛成公回到京師，【春秋】上不以為非。【禮記】上說，公族有罪，雖然天子寬宥，辦案的官員可以依法不從，孔子為魯國司寇時，七日就殺了少正卯，現在我到任已經一旬有餘，即使陛下要殺了我，也望寬限五日，等我殺了那些元兇，再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桓帝聽後也說不出什麼，只好對張讓說，這是你弟弟罪有應得，不能專怪司隸。後來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問其原因，眾宦官叩頭流淚說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中曾比較唐代與明代士大夫與宦官作鬥爭時，其勇氣遠遠不能與東漢的官僚士大夫相提並論。

　　令人感動的是,漢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為榮。如【後漢書・劉陶傳】云：『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這是說劉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貴勢利推行為交易的準則。【後漢書・賈彪傳】載：『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於是賈彪奮然去遊說外戚竇武，冒死上書皇帝，使第一次黨錮之禍始得平息。當時還有一種會葬的儀式，最能將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憤的氣氛中將同志之心相溝通，而與朝廷的黑暗相抗爭。前太尉黃瓊，雖然因病家居兩年，但他始終沒有忘懷國是，臨死之前，給桓帝上書，要求皇帝從宦官專政中醒悟過來，無奈皇帝執迷不悟，黃瓊最後飲恨而亡。死後，四方名士爭往會葬。在低沉悲憤的輓歌之中，人們素衣白冠，會聚一起，多至六千人。這種會葬，無疑是對朝廷的抗爭。名士郭泰在第二次黨錮之禍起來後，不久鬱郁死去。年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問范滂，郭泰是什麼人，范滂這樣回答道：『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范滂對郭泰的評價，其實正可以說漢末士大夫已有春秋戰國時代士的獨立人格精神，也下啟人們所讚美的魏晉風度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後漢那些士人決沒有宋代之後中國讀書人那種迂腐的頭巾氣，而是猶存古代燕趙慷慨悲歌之士遺風。比如李膺親率士兵，逮捕惡棍，就地正法時的豪氣，還有黃浮殺宦官子弟、暴屍街頭時的剛烈性格。再如袞州刺史第五種上書彈劾宦官單超之弟單匡貪污受賄，反受單超報復，將他流放到朔方，原來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單超的外孫，第五種到了朔方，哪裏還會有活路？幸虧這宦官的陰毒心計為第五種原來在高密為官時的下屬孫斌所偵知，於是孫斌率俠客數人，星夜追到第五種一行，當即殺死押送的吏卒，將第五種藏於孫斌友人之家，免去了宦官的毒手。

　　其實中國古代最早的士與俠是不可分的。汪涌豪教授的【中國遊俠史】考證了中國西周時代的士大都是指武士。他們平常為卿大夫的家臣，統御百姓，戰時則執干戈保衛家園，並無嚴格的文武區別。顧頡剛先生認為後世武士所以轉化為文士，主要是在春秋之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日漸以道德之教為本，甚至羞言軍旅之事。於是戰國時期，出現了儒俠分流，『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不過儒俠並沒有那麼嚴格的畛域，儒俠從內在精神來說，應該是相通的，這就是追求正義、公平，捨身忘死，孔子所倡導的那些士的人格追求，其實也是俠所遵守的，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殺身成仁，可以說是儒俠都追求的道德境界。據說孔子弟子中就有所謂漆雕氏之儒，有俠義之氣，在當時諸侯中很有影響。故近代國學家章太炎作【儒俠】一文，認為俠出於儒，他說：『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並包之。徒以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其稱名有民於儒焉耳。』章太炎認為像孔子弟子漆雕氏這樣的儒，神色堅毅，不避權門，以氣為重，正是俠義精神的表現。

　　東漢桓帝死後，幼年的漢靈帝繼位。這是一個更為昏聵的皇帝，他離不開宦官。當時由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武掌握政權，他同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竇武與陳蕃本打算消滅宦官的勢力，但事機泄露，竇武兵敗被殺，陳蕃等也被捕殺。在宦官的操縱下，漢靈帝大興黨獄，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錮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一千餘人。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魂歸何處

　　其實，這種慘烈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從深層的歷史原因來說，有其必然性。在中國社會演變出現波折的時候，知識分子往往甘願充當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殉道角色，這是一種性格悲劇。當兩次黨錮之禍的腥風血雨瀰漫一時，士人的悲歌也就分外高厲激昂。

　　范滂第一次出獄時，南陽士大夫迎之者千人有車數百輛之多，當是時，天下皆美黨人而穢濁朝廷。景毅讓其弟子做李膺的門徒，當他發現黨錮名單上沒有自己時慨嘆道，本來我就是讓弟子以李膺為師的，豈可因漏名而僥倖？於是自己上書辭去官職，回歸故裏。黨人張儉在被宦官追捕時，許多人受到牽累，為之招來殺身之禍，但這些人死而無怨。陳留人孔褒，是孔聖的後裔，與張儉是至交，張儉逃到他家，孔褒外出，弟弟孔融在家。張儉很沮喪，孔融見狀就笑着說，兄雖不在，難道我就不能做主嗎？於是留張儉住了幾天。郡吏聞風前來追捕時，張儉已經離去，於是郡吏將孔融孔褒一起帶走。孔融首先認罪，說是兄長不在時是我擅作主張，由我承當！孔褒則說，張儉來找的是我，弟本不知，我當坐罪！郡吏不能定案，又把孔母叫來訊問。孔母則說妾夫已歿，妾為一家之主。家事處分，應由家長承擔。郡吏見他一門爭死，案子難以定讞，於是申報朝廷，那些宦官仍不放過孔家後裔，竟讓皇帝下詔處死孔褒。孔融經此大難而名聲大振，後為建安七子之一。

　　魯迅早年也曾慨嘆中國少有敢於吊撫叛客的戰士，但是在漢末年代，這種吊撫叛客的俠義風尚還是很濃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考驗顯得分外嚴峻，而唯有胸中有浩然之氣的正義之士，才能將生死置之度外。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指出評論【世說新語】中記載的嵇康就義情景指出：『這是一班在文化衰墮時期替人類冒險爭取真實人生真實道德的殉道者。他們殉道時何等的勇敢，從容而美麗。』漢末黨人在邪惡與強暴面前展現出來的凜然正氣與不屈精神，應該說是嵇康的先導。范滂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入獄時，獄吏對他說，犯官按規矩應祭皋陶。皋陶傳說是大舜時的法官，以執法公正嚴明著稱。然而，在權閹當道人妖顛倒之時，哪還有什麼法度可言？范滂正義凜然地說，皋陶為古時直臣，如果知道我無罪，當代訴天帝，如果不能的話，祭了又有什麼用？其他入獄的官僚聽了范滂的話之後，一起罷祭。在審訊中，宦官頭目王甫詰問范滂為何誹謗朝政，勾結黨徒？范滂應聲答道，孔子說，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士大夫在世當使善惡分明，揚善去惡。現在朝廷將正人君子說成朋黨，難道善反為惡，惡反為善嗎？說得王甫啞口無言，只好將案子上報皇帝。

　　第二次『黨錮之禍』興起後，范滂首當其衝。當督郵吳導奉命前往逮捕范滂，經過范滂暫居的居羌縣時，內心悲哀無奈，在驛舍中哭泣，恰好被范滂聽到，他聞聲而悟，這位官員一定是因為要抓我感到為難而哭，於是馬上到縣中自首。縣令郭揖，見到這位名士後大驚，立即拿出印綬，要與范滂一起逃亡，對他說，天下之大，什麼地方不可容身？為什麼一定要去自首？范滂激昂地說，我死之後，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免禍，豈可因罪而連累你？何況老母年歲已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連累老母嗎？於是縣令只好派人迎來范滂的老母，與之訣別。范滂哭着對老母說，弟弟素來孝敬，能奉養老母。願母親勿為我而傷悲，就當兒生病而死罷了。這位老夫人也是一位烈性婦女，她含淚對兒子說，你現在已與李膺杜密這些名士齊名，既已成名，就當捨身取義，若又想求長壽，天下事恐怕沒有這樣兩全的呢！范滂長跪聆受老母的教誨。轉身又對兒子悲憤地說，我欲叫你們為惡，惡不可為，我要讓你們學善，這就是我的下場！路旁聽者無不為之流下眼淚。於是范滂與家人訣別後，隨督郵吳導入獄，不久被宦官在獄中拷打而死。范滂，以他的就義，為自己的人生信念寫下了最後的一筆，這種求仁得仁的氣度令人感慨，『他們殉道時何等的勇敢，從容而美麗。』(宗白華語)他以其生命的實踐，控訴了在人妖顛倒的年代之中，正直的人無路可走的悲劇。自古以來，中國傳統的人生教育都是福善禍淫，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兩漢的天人感應論更是宣傳這一套價值觀念。然而黨錮之禍中范滂揭示的人生悲劇卻宣告這種學說的虛妄。正是有了『黨錮之禍』，才逼使漢末的士人對社會人生展開了重新思考，血色士風，在漢末的人生迷途上寫下了悲壯而無奈的一筆。林語堂【中國人】一書對此評論道：
　　漢末前後，中國的文人學士們並非對世事麻木不仁。事實上，政治批評在這個時期是最激烈的。當時文人學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學生有三千多人，他們積極參與時政的議論，對國家政策或皇親國戚們的行徑作了堅韌無畏的抨擊，甚至敢於對宦官太監乃至皇帝表示不滿。然而沒有憲法保障，這個運動被宦官鎮壓下去了。二三百個學士，有的是全家，都被處死，流放，或監禁。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發生的事，史稱『黨錮之禍』。這次鎮壓如此徹底，如此廣泛，整個運動即刻夭折，它的影響也持續了一百多年。從此開始了對消極避世的崇拜和對女人、詩、道家神秘主義的狂熱追求。

　　林語堂的分析，指出了漢魏之際士人道路變遷的原因。公元184年開始的黃巾農民起義發生後，漢靈帝害怕黨人與黃巾軍相勾連，於是下詔赦免黨人。當時宦官由於作惡太多，害怕農民起義軍對他們的打擊，有些暗作內應，有些試圖投降，倒是原先的黨人如盧植等人還在替朝廷賣命。經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的父親，趙常侍(趙忠)是我的母親』的漢靈帝這才覺得那些閹豎是靠不住的，他斥責宦官說，你們總說黨人想造反，該殺該禁錮，現在黨人給國家出力，你們反倒和黃巾通情，該殺不該殺？漢靈帝轉而想到士族，然而士族對皇權業已失去信心，他們既恨宦官，更怕農民起義。紛紛組織自己的武裝，等待割據時機的到來。公元189年，漢靈帝死去，皇子劉辯繼位。何太后臨朝，何進掌朝政。出身屠戶的何進目光短淺，他企圖依靠地方豪強董卓殺宦官，宦官們孤注一擲，先殺死何進，於是就像人們熟知的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開始描寫的一樣，早已恨透宦官的豪強士族的代表袁紹、袁術兄弟與曹操等人聯合起來，殺死宦官兩千多人，宦官勢力至此全部被消滅。董卓進京後，逐走袁紹，廢皇太子劉辯，殺何太后，立漢獻帝，而豪強與世族的勢力則在地方割據中日益發展起來，東漢王朝也就名存實亡了，從此，中國歷史上開始了將近四百年的動盪。漢末士魂，融入魏晉風度之中，正如我在【魏晉風度與現代人生】一文中所說，這種新型人生觀與精神觀既是對於舊的道路的轉變，也是對於新的人生觀的追尋，魂歸何處，這是中國士人永恆的人文追尋，也是士人不泯精神的薪火相傳。

    作者：袁濟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