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萌]四庫提要

[周　萌]四庫提要
《四庫提要導讀》教學提綱

第一講 修書與康乾“文字獄”
第二講 《四庫》編撰始末概觀
第三講 《提要》的體例和總敘
第四講 經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第五講 史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第六講 子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第七講 集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第八講 《四庫》之於乾嘉學風
第九講 《提要》的辯證並勘誤
第十講 《書目答問》治學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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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提要導讀》課程簡介

凡今之治中國學問者，莫不以《四庫》為必資參考之書目，《提要》為初始問學之根基者也。然《四庫》鴻篇巨制，卷帙紛繁，人多視為畏途。至《提要》出而全書綱領明，因總目而提要，因提要而全書，為學之路徑亦粲然畢現矣。前賢篳路，肇啟明哲，後生問學，豈可不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乎？今若欲略窺學術之玄旨，粗涉夫子之堂奧，舍此則別無他途者也。故分設十章，以總論之：其一曰修書與康乾“文字獄”，其二曰《四庫》編撰始末概觀，其三曰《提要》之體例和總敘，其四曰經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其五曰史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其六曰子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其七曰集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其八曰《四庫》之於乾嘉學風，其九曰《提要》之辨證並勘誤，其十曰《書目答問》治學啟示。由是觀之，則欲修此課者，必有為學之精神，必有文獻之根柢，必有謹嚴之態度，方為上善也。

第一講 修書與康乾“文字獄”

中國自北宋後期以來，間或有文字獄發生，如烏台詩案與車蓋亭詩案都是尋章摘句加以引伸曲解，因言論致人以罪行。明代初期，隨意之惡幾至難測，一篇頌表會因用字受疑以致殺頭，成為言論史上一個殘酷的奇觀。滿清入關，把這種惡劣發展到了極致，特別是在所謂康乾盛世（1662－1795）一個多世紀裏，文字獄的發生頻率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
滿清文字獄的發生不像北宋那樣，多由體制內不同派系傾向軋所致，也不同於明代初期，全由皇帝的個人好惡所決定，而是文化身份合法性追求的必然結果。早在順治二年(1645)，江陰人黃毓祺的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複明，抄家滅門戮屍，兒女發配給旗人為奴。順治四年(1647)，廣東和尚釋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蹟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以私撰逆書的罪名流放瀋陽。順治五年（1648），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認為是目無正統的不赦之條。
滿清禁書可謂五花八門，蔚為大觀，除涉及思想、歷史、政治及民族問題外，大量純粹的科學、技術、經濟方面的書籍也在禁列。毫無疑問，凡是涉及明代的，如明人的文集、詩集、歷史、人物傳記，就連明人選編或者作過評注的唐詩選集，如《杜工部集箋注》、《杜工部詩集》、《杜工部詩集輯注》、《杜詩詳注》等，都在禁毀之列。甚至很多為滿清歌功頌德拍馬奉承的書，如《大清典禮》《大清天定運數》，也包括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和順治的書都被禁毀。

一、康熙朝文字獄
1、《明史》案（康熙二年（1663））
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告老回浙江烏程後編了本《皇明史概》並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浙江湖州人莊廷鑨從朱國禎後人處買了史稿，並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代年號，不承認滿清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之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駡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寫清軍入關用“夷寇”等。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後，起初並無事，只因數年後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頂回。不想有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鼇拜等人對此頒旨嚴究。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清軍將《明史》案“人犯”七十余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及當地官吏)，在杭州弼教坊同時或淩遲、或杖斃、或絞死，“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入京，經人營救方才出獄。後來竟發展到歹徒們索性自製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其中要數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託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餘名。康熙六年(1667)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於西市。
2、黃培詩案（康熙五年（1666））
黃培在明末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于家，曾接濟過於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等，反映出他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是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此人本姓姜，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僕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並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黃元衡還嫌不夠，又夥同別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黃元衡在文中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3、朱方旦《中補說》案（康熙十九年(1680)）
朱方旦是位名醫，他發現了“腦”才是思想中樞，而不是傳統醫學認定的“心”。此說一經發表，引起醫學界極大的震撼，群起撻伐，最後他以“妖言惑眾”罪被處斬，所有著作一律焚毀。他還有不少醫學著作，如《中質秘錄》，這部書會有多少超越西方醫學的發現，已無從得知。康熙雖然對科學有興趣，卻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斬首。當時征吳三桂有功的順承郡王勒爾錦十分尊敬朱氏，因此極力營救，康熙便先革了勒爾錦，再下詔殺死朱方旦。明中葉以來的文藝和科技復興，就這樣被這一系列的文字獄扼殺中斷了。
4、《南山集》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
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代歷史甚感憤慨，於是通過訪問明代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書印出十年後被人告發，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並涉及多爾袞的不軌之事。康熙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淩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滿清功臣家作奴僕；同鄉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黔貴記事》，也和戴名世同樣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職銜者，一律革去；給《南山集》作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給《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雲鶚等人及其妻子，發甯古塔充軍。受《南山集》案牽連的有三百多人，後來康熙故作慈悲，改戴名世淩遲為斬刑，本應處斬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龍江，方孝標已死，仍被發棺戮屍。
此外，康熙五十三年(1714)，民間有說唱藝人徐轉，用說唱的方法寫歷史。這本是一代創舉，但康熙認為他褻瀆歷史，將徐問斬。

二、雍正朝文字獄
1、年羹堯案（雍正三年（1724））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雍正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並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即便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他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於是定其九十二條大罪，令其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有牽連者統統受到處罰。
與此相連的有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在做年羹堯幕客期間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給年氏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以此提醒年氏，雍正讀後咬牙切齒。汪景祺被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甯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此相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後，雍正給錢名世定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將其革職逐回原籍後，又禦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不僅如此，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的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誇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之人當中， 查嗣庭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謝濟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然而沒多久，他們也跟著遭殃。
雍正五年(1727)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被劾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而與此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於隆氏治罪前數月。此前查嗣庭被任命為江西省鄉試主考官，鄉試完畢，雍正反復推敲，找到了一些文字上的“罪證”，但稍嫌不足，於是下令對查氏的寓所和行李作一次搜查，果然查出兩本日記。雍正於是召集在京大小官員，當眾公佈其罪行：一，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認為用此為試題，是對朝廷保舉人才之令有所不滿，暗中譏訕。二，第三題“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笑”，認為出此題實為居心不良。三，策題“君猶腹心，臣猶股肱”，不尊君為“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有辱君威。四，《易經》次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詩經》次題“百家盈止，婦子寧止”，《易經》三題“其旨遠其辭文”，暗示人要把“正”和“止”兩字聯繫起來思考，體會其中寓意，而且暗與汪景祺《歷代年號論》一文，說“正”字頭上去一橫，如同斬頭。同時，雍正又宣佈查氏第二部分罪證，從其日記中摘出數項：對聖祖用人行政的無端攻擊，如以翰林改授科道為“可恥”，以裁汰冗員為“當厄”，以欽賜進士為“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為“文字之禍”等。還有“一派荒唐之言”記載“未有之事”，如記熱河（承德）偶發大水，“淹死官員八百人”；又記“雨中飛蝗蔽天”等。雍正還列舉查氏“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罪行之重，不容辯解。查嗣庭被捕入獄，病死獄中，雍正五年（1727）五月，命“戮屍梟示”。查氏家產一律變賣，充作浙江海塘工程的費用，受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而且，由於連出汪景祺和查嗣庭兩案，雍正在浙江特設觀風整俗使，並暫停全省鄉、會兩試，以示懲罰。
2、謝濟世案、陸生楠案（雍正四年（1726））
此兩案都源于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雍正二年(1724) 田文鏡擢受河南巡撫，劾罷過信旭知州黃振國。雍正四年(1726)，新授直隸總督李紱取道河南上任時指責田文鏡，於是田氏上密奏參劾李紱與黃振國等人因科舉同年而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搞朋黨。同年冬，浙江道監察禦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因而被革職逮捕。由於謝氏所劾與李紱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而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又與李紱關係親密，雍正於是認定這幾個人搞朋黨，遂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勒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
而與謝濟世同鄉的陸生楠在覲見時傲慢不恭，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句，雍正覺得是諷刺自己，進而聯繫到他們都是廣西人，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於是認定他們也是朋黨，便將陸生楠革職，發配阿勒泰。雍正七年(1729)五月，駐守阿勒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著《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雍正逐條加以批駁，並將陸生楠就地正法。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譭謗程朱，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認為謝氏不僅譭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於《注》中“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人地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雍正密諭錫保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後卻宣佈謝氏免死。
3、曾靜、呂留良案（雍正七年（1729））
雍正七年五月，川陝總督岳鐘琪參奏湖南人曾靜派門徒張熙投發書信，勸他共同謀劃起事。曾靜被捕後招供說：因到州城參加考試，見到呂留良評選詩文，其中有論及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又供稱與呂留良的門徒嚴鴻達、沈在寬等人來往，頗為投機等。曾靜、張熙等隨後被押到京，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達、沈在寬家中藏書，查獲日記等書。雍正認為呂留良的罪過還在曾靜之上，將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發遣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裏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後頒發全國所有學校，並命曾靜、張熙到各地宣講。可笑的是，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押到京師淩遲處死，並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
與此相連的還有屈大均案。《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於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結案屈大均戮屍梟首；因屈明洪自首，免死，僅將其及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
4、裘璉戲筆之禍（雍正七年（1729））
裘璉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後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允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于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5、“清風不識字”案（雍正八年（1730））
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徐駿在奏章裏把“陛下”錯寫成“狴下”，被革職。後來在其詩集中查出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三、乾隆朝文字獄
乾隆朝的文字獄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單是社會底層的 “小案”就多達四十二起，包括炫才邀恩十六起，妖言案九起，憤怒謗議八起，僭妄犯諱九起。在這些案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淩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之野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塗抹也被定為“逆案”，淩遲處死，荒唐到了極點。
1、“偽孫嘉淦奏稿”案（乾隆十六年(1751))
乾隆十五年(1750)前後，民間出現了一個假託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並對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雲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譭謗聖賢，狂妄悖逆。乾隆即刻命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後來查明與此無關，遂將王肇基杖斃，其母、妻等人交地方管束。後來，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朴父子，而劉守朴的幕友孔則明供稱，偽稿得自蘇州，封寄給劉時達乃其代為經手。在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的情況下，乾隆只好將盧、劉二人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主犯”盧魯生被淩遲處死，所有偽稿傳抄俱加恩寬免，而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
2、劉震宇獻策案（乾隆十八年(1753))
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闡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多屬迂闊難行之事，甚至與當時制度有衝突，如批評朱熹注經錯謬，請撤貶“關聖帝君”（關羽）的封號、祀典等，被乾隆認為大逆不道。剛開始查辦時，湖南巡撫范時綬將其革去生員，杖一百，永遠禁錮，已屬重判，可乾隆覺得判得太輕，將劉震宇即行處斬，書版銷毀，並將范時綬交刑部嚴加議處。十年前，劉震宇曾將此書獻給江西巡撫塞楞額，塞氏沒有看出問題，還獎勵了幾句。此案發生時，塞氏早已死去，乾隆帝還就此大發雷霆。
3、胡中藻《詩鈔》案（乾隆二十年(1755))
乾隆惡胡中藻為鄂爾泰黨羽，遂撮舉其《堅磨生詩鈔》詩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腸論濁清”、“無非開清泰”、“斯文欲被蠻”、“與一世爭在醜夷”、“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等加以批駁：“‘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認為這些詩句都是譏貶仇視滿清，胡中藻被淩遲處死，家屬全部監禁，家產全部抄沒，死去的鄂爾泰以“私立朋黨”罪名撤出賢良祠。
4、王錫侯《字貫》案（乾隆四十年(1775))
王錫侯因不滿《康熙字典》為一家之言，花費十七年心血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刊行面世後被其同鄉以誣衊康熙的名義告官。經辦此案的江西巡撫海成認為王錫侯狂妄不法，奏請先革去其舉人，再審擬定罪。乾隆下令將王錫侯處斬，子孫六人處死，全家二十一人連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為奴；並痛斥海成辦事不力，革去職務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高晉，因為難辭失察之咎，一番痛駡後受到降級留任的處分。
5、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乾隆四十三年(1778))
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暗喻滿清。又有“明代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乾隆稱“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顯有興明滅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仇家蔡嘉樹檢舉徐詩辱駡清廷，於是釀成大案，牽連的人很多，徐述夔及其已死之子均被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而認定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滿清剃發之制，以大逆罪處死。連乾隆的寵臣沈德潛也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儘管沈氏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徐家慘遭滅門不說，當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櫃抄家，有些人被迫無奈隱姓改名以躲追究。
6、“古稀罪”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乾隆西巡五臺山回蹕保定，而已離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的尹嘉銓一心要參加接駕盛典，但沒有旨意召他入覲。於是他草擬了兩份奏摺：一是請諡，二是從祀。乾隆看到他兒子替他送上來的奏本，當即惱了。而尹嘉銓接著又送上一本，請求恩准他父親從祀文廟。乾隆十分震怒，於是承辦官員給尹嘉銓扣上大不敬、假道學、偽君子等罪名，影響最大的是所謂“古稀罪”：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乾隆說：我稱古稀老人，早已佈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於是被殺。
7、李一、喬廷英互告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
李一《糊塗詞》有語“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帥相，無非糊塗”，被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喬廷英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即是謀反。檢舉人和被檢舉人皆被淩遲處死，兩家子孫均坐斬，妻媳為奴。
8、賀世盛《篤國策》案（乾隆五十三年(1788))
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都沒及第，平時常替別人代寫詞狀時把道聼塗説的傳聞和故事拉雜地拼湊出一部《篤國策》，準備寫成以後上京投獻，以求獲得一官半職。因為書上寫了批評捐官制度的意見，便成了“妄議朝政”，被判斬立決。
9、其他涉及“華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獄
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著，“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雖說是寫元朝，被認為影射滿清。祝庭諍被開棺戮屍，十六歲以上子孫輩斬立決。
李驎《虯蜂集》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句，被認為影射，定為叛逆大罪。
張縉嚴在給劉正宗詩稿作序中有一句“將明之才”等，被定為逆案。
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指為憶念明代，圖謀不軌。乾隆對卓氏一家深惡痛絕，卓長齡著有《高樟閣詩集》，其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學箕集》等詩稿，族人卓軼群寫有《西湖雜錄》等書，均有狂妄悖逆之語，此五人俱先後病故，仍照大逆淩遲律梟首示眾。卓天柱系卓長齡之孫，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連坐律斬立決。卓連之收藏逆書不行首繳，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斬立決。陳氏、高氏、王氏並卓天馥二歲幼子均給功臣家為奴。
方國泰收藏其祖方芬《濤浣亭詩集》內有“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馬蹄新”、“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被認為有反清複明之心，羅織成罪。
有個劉三元，本就瘋癲，某日失口對人說：我乃漢室後裔，要眾官扶持。這個瘋子因此得罪被殺。
有些字句是帝王的專用品，如果不慎誤用了，就是僭越犯上。
王爾揚為別人父親作墓誌銘，用“皇考”兩字，這是習語，屈原《離騷》和歐陽修《瀧岡阡表》都稱父為“皇考”，卻被斥為“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僭逆”。
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中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被指為殊屬狂妄。
黎大本為母親做壽，祝壽文內有“女中堯舜”等字句，被充軍烏魯木齊。
程明諲為人作祝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于河南”，“創大業”被曲解為做皇帝，程明諲“語言悖逆”，斬立決。
其他觸犯廟諱、禦名以及提到皇帝應該換行抬寫而沒有並因此獲罪的，不可勝數。有個劉峨，編印《聖諱實錄》出售，本來是為了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避諱，所以把應避諱的滿清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卻被控大不敬，斬首。
乾隆時的文字獄，甚至是因為向滿清統治者歌功頌德、獻書獻策，因拍馬不得法，犯了忌諱，也會遭致殺身之禍。
有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部《萬年曆》，祝頌滿清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把乾隆的年數隻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短命，被處死。
安能敬寫了首頌揚滿清的詩，中有“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被曲解為咒駡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
著名學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敘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他的仇家卻向乾隆控告說，全祖望文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賊”字於“清”字之上，此為大逆不道。全祖望幾遭陷害，因朝廷官員為之辯解，才得以倖免。
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出現了龔自珍所說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及“萬馬齊喑亦可哀”的歎息。

四、《四庫》與文字獄
纂修《四庫全書》，雖說是一件文化盛事，卻也是乾隆“寓征於禁”思想的體現，可以是一次徹底的全國圖書大檢查。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在禁之列。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得特別嚴厲。
修書是文字獄的產物，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如此之徹底，甚至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被禁毀，至於吳三桂的《反滿檄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所以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經過許多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不僅與滿清利益相關的明代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宋代。《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於反映民族問題的作品儘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如岳飛《滿江紅》 “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犯忌，於是四庫館臣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六州歌頭&#8226;長淮望斷》“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陳亮《水調歌頭&#8226;不見南師久》：“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還有更荒謬的，辛棄疾《永遇樂&#8226;千古江山》“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二字與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涉；此處的格律應作“仄平”，兩組字也相同，並不涉及音律問題；然而，“寄奴”是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一種尊稱，用小名稱呼帝王，使四庫館臣感到彆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也要改。因此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裏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

第二講 《四庫》編撰始末概觀

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四部之書具備，故稱《四庫全書》，並非無書不有，無本不全之意。四部之名，起于晉初。荀勖與張華整理政府藏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丙部，紀《史記》及其他記載；丁部，紀詩賦、圖贊、汲塚書。經史子集的之序，定於東晉。李充整理政府圖書時仍分四部：甲部，《五經》之屬；乙部，《史記》之屬；丙部，諸子之屬；丁部，詩賦之屬。四庫之名，始于初唐。玄宗時，於兩都各聚書四部，仍以甲乙丙丁為次，分經史子集四庫。經史子集四大類別，由是確定。四庫之名，亦由是起矣。全書之名，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朝，清初猶沿習明朝風氣，故用全書之目。《四庫全書》之名又乾隆取定，其書由四庫館編纂而成。

編書的原因，就表面而言，主要有三：一是周永年首倡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三；二是乾隆下詔求遺書，令各省督撫學政搜集名著，匯送京師；三是朱筠、王應采奏請校辦《永樂大典》，主張擇取其中散片，各自成書。就實際而言，則乾隆一人之私意而已，主要表現在十個方面：一是關於本身者，康熙時，有雍正與海甯陳氏易子之說，故後有乾隆似漢非滿之事。朝野流傳，必有記載之者。乾隆欲借採集遺書之機會，湮滅此類不美之記載。二是關於宮闈者，宮闈之亂，至清初而極。雍乾之際曾諭內監等：國家政事，毋許妄行傳說，犯者正法。以前宮闈之事，傳至外間，亦必有記載者。乾隆欲借採集遺書之機會，湮滅此類不美之記載。三是關於宗室者，父子之變，兄弟之禍，骨肉之慘，亦至清初而極。宮中府中，有不得而盡秘者。流傳後世，醜莫大焉。乾隆欲借採集遺書之機會，湮滅此類不美之記載。四是關於種族者，滿清入主中原，漢人反對，勢所必然。排滿學說散步民間，為滿清大患。乾隆欲借求書之名，行焚書之實。而且，滿人知識程度之低，遠在漢人之下。乾隆欲集漢人數千年之書，使滿人能遍觀而盡識，以增加其抵抗力。五是關於黨派者，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張廷玉兩派黨爭甚烈。鄂爾泰人頗方正，力持大體。張廷玉人略圓通，陰承旨意。乾隆雖陽排朋黨，實袒護張氏。編纂全書之議起，於敏中極力主張，劉統勳則極力反對。蓋劉得鄂之方嚴，于為張之嫡派。乾隆卒用於議，下詔開館，抑方正而獎圓通。六是關於思潮者，乾隆對於編撰全書，又具有迎合當時思想界潮流之作用。當時思想界有三大趨勢：一為厭宋學，開館編書，以牢籠當時旭日初升之漢學派。二為厭類書，彙集原書，以滿足讀書界求讀原書之新時代。三為輯佚書，當時漢學家一面研究經史，一面考訂古書，將舊類書中散見的各種古書，各還原本，乾隆校辦《永樂大典》，以收拾當時閉門著書之學者。七是關於明朝者，乾隆欲暴露明朝之短，故搜集其種種失德之記載，使之隨古人名著共傳於後世，以永播其惡於人間。八是關於清朝者，乾隆一面宣傳明朝之過惡，又一面宣揚滿清之盛大，使無關輕重之文字亦得與古人並存而不朽。九是出於好勝心者，唐朝《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宋朝《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朝《永樂大典》，皆巨制也。康熙朝有《古今圖書集成》，足以比擬前朝，乾隆乃欲結集空前大業之書，以期壓倒一切。十是出於猜忌心者，當時學人，經康、雍兩朝慘酷之文字獄，排滿之心較前更烈。乾隆既屢舉博學鴻詞以網羅文章之士，又開館修書以招致著書守道之書，使之耗精費神於故紙堆，以安其反側。
四庫館之組織法，當時議有單行條例。正總裁總攬館事，以副總裁襄助之。正總裁僅由皇室郡王及大學士兼任之，副總裁僅由六部尚書及侍郎兼任之。總裁之下有總閱官，總理閱定各書之事。有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有總校官，總理校訂之事。有總目協勘官，管理協定全書總目之事。有翰林院提調官、武英殿提調官，管理提取兩處藏書之事。總纂官之下有纂修官，分任編書之事。纂修官又分為四種：一是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二是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三是《黃簽考證》纂修官，四是天文、算學纂修官。總校官之下有分校官，分任校訂之事。分校官除篆隸分校官、繪圖分校官外，多由纂修官兼任。繕書處專掌鈔書之事。有總校官總理校對脫誤之事，有分校官分任校對之事。督催官專掌督促編書、鈔書之事。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繕書處收掌，分任三處書籍出入之事。監造官專任刊刻、印刷、裝訂整理之事。實際任編纂之事者，為總纂官、纂修官、總校官、分校官，故館中職務，以這些人最為重要。待遇方面，館臣各照原職支俸，在館飯食，照武英殿修書處之例，由政府供給。當時，乾隆系令交正總裁福隆安派員經理。

自開館至第一部分書成，歷任館職者共三百六十人。在此之中，旗人不及六分之一。其中任正總裁者八人，副總裁者一人，總閱者二人，提調者六人，繕書處分校者一人，其餘多為督催、收掌、監造等職。歷任正副總裁者，正總裁十六人，永瑢、永璿、永瑆、劉統勳、劉綸、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際華；副總裁十人：梁國治、曹秀先、劉墉、王傑、彭元瑞、錢汝誠、金簡、董誥、曹文埴、沈初。這些人中，除永瑢、永璿、永瑆三人系以皇子資格加入外，惟和珅為滿清最著名之巨奸大滑，其餘多為當時名臣。以上二十六人中，劉綸、劉統勳卒於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舒赫德卒於四十二年四月，于敏中卒於四十四年十二月，錢汝誠卒于同年，程景伊卒於四十五年八月，皆不及見全書之成。副總裁中，亦有管理實際事務者，金簡曾奉乾隆命令，管理館中一切刊刻、印刷、裝潢等事，《欽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書，即出其手。值得一提的是，劉統勳當初反對修書，其理由有四：一是修書非當時急務，二是四處搜訪遺書易滋騷擾，三是恐乾隆借此大興文字獄，四是恐朝野文人學士因此益啟朋黨之爭。

除福隆安、金簡外，擔任館事最為出力者有四人：紀昀、陸錫熊、陸費墀（chí）、戴震。紀昀為總纂官十三年，始終其事，全書體例，皆其所定。每進一書，則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評論精審，又撰《全書總目》，存書存目，幾至萬餘種，皆一手所定。歷任總纂官中，孫士毅任職日短，實際負責者為紀昀與陸錫熊二人。陸氏考訂全書，又總撰人之生平，撮書中之大概，為全書提要，用力頗勤。《四庫》修成，由於校對者不謹，舛錯脫漏，所在多有，文溯閣一份尤甚。陸氏請自往校之，既而以為未盡，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複往，至奉天以病寒卒。館臣中與四庫相始終而實際任事最力者為總校官陸費墀，先後十七年，勤於館務，而卒亦因館事憂鬱以死。戴震在當時為南北大師，館中以舉人充纂修者，戴氏一人而已；館臣中如朱筠、朱珪、紀昀、裘曰修、戴之友也，金榜，戴之鄉里同學也，王念孫、任大椿，戴之弟子也，聲氣之盛，又惟戴一人而已。全書經、史、水地、天算、楚辭等類提要，多出戴手，其餘大部分，亦為其所商訂。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館臣中與戴震齊名者為史學家邵晉涵，館中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為神。

據張之洞《國朝著述家姓名略》，當時館臣中，可稱為專門學者約二十一人：彭元瑞、莊存與、謝墉、朱珪、紀昀、陸錫熊、李潢、任大椿、邵晉涵、周永年、戴震、姚鼐、翁方綱、朱筠、王太岳、陳際新、金榜、曾燠（yù）、洪梧、趙懷玉、王念孫。其中，姚鼐名為漢宋兼采之經學家，實陰附于程朱。邵晉涵雖私淑王陽明，專治《爾雅》，精研史事，以開浙東學派。當時算學家，又有中法、西法兩派，李潢專用中法，陳際新、戴震則兼用中法、西法。此外，浙江歸安丁傑，專心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讎，未列館職而以私人資格助理館事。

四庫館臣中，不但有朋友師弟均列名館職，而且有父子、兄弟、叔侄同館任事者，最著名者如：劉統勳、劉墉，劉綸、劉躍雲，裘曰修、裘行簡，父子也；永瑢、永璿、永瑆，朱珪、朱筠，劉權之，劉校之，兄弟也；戴均元、戴衢亨、戴心亨，則叔侄兄弟也。當然，館中同事，也有意見不合者，如姚鼐與紀昀，因為前者為理學家，後者為樸學家，學術傾向對立。值得一提的是，總纂官紀昀、副總裁彭元瑞，應對敏捷，出人意表，時稱南北兩才子。又有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同入翰林校典秘笈，時稱五征君。四庫館臣中，除陸費墀著有《四庫全書辨證通俗文字》外，周永年嘗約程晉芳、邵晉涵、丁傑共借館中書，屬桂馥為《四部考》，會禁借官書，遂止。

除漢人、滿人外，外族人參與館事最著者為蒙古正黃旗人運昌，後改名法式善，任翰林院提調。外國人參與館事者為朝鮮人金簡，通滿洲語，為乾隆所信任，自請入旗籍。除以副總裁管理印書事、手創聚珍板外，還改譯遼金蒙元三史人地官名，複以三史國語解，重為編次，附刊于原書。《四庫》書中，有滿人著作，如納蘭性德《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義》、圖理琛《異域錄》。有蒙古人著作，如小澈辰薩囊台吉《蒙古源流》、寶巴（保八）《易源奧義》、《周易原旨》。有西域人著作，如贍思（沙克什）《重訂河防通議》。還有德國、希臘、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朝鮮、安南、日本、印度等國之人的著作，如湯若望《曆法西傳》、《新法表異》，歐幾裏德《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義》，南懷仁《坤輿圖志》等。然而，公私所進之書，有譯自回文者，有附列回文者，有出自回教徒之手者，而回教著作僅子部雜家類雜學之屬存目書中有兩江總督采進的劉智撰《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又，遼及日本之書極少，沈括《夢溪筆談》謂契丹書禁極嚴，傳入別國者坐法皆死，故遼朝之書傳至內地者頗罕。日本古時亦有書籍出境之禁，除特使獻書外，由海舶輾轉流入吾國者甚少。

《四庫》書中，有由別種文字譯成漢文者，如遼金蒙元三史地名、人名、官名及《三史國語解》由滿洲語譯出，唐《開元占經》由西域九執曆譯出，《七政推步》由西域默德納國王哈穆特之回回曆譯出，西洋人所撰各書由歐洲語譯出。而由漢文譯成別種文字者，僅滿文而已，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四庫館臣中，纂修官兼分校官翁方綱精通滿洲文字。另外，還有數種文字並列之書，一般以滿洲文字為綱。兩種文字並列者，如《增訂清文鑒》，滿漢雙語；三種文字並列者，如《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漢蒙滿三語；四種文字並列者，如《同文統韻》，西番字母、天竺字母、漢字、滿文四語；六種文字並列者，如《西域同文志》，滿文、漢字、蒙古、西番、托忒回回等語。
四庫館採集遺書的標準有五：一是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於世道人心者；二是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三是歷代名人與清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乾隆初年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各著成篇並非剿說卮言可比者；四是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八股）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障、壽言等類不采；五是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唱酬詩文，瑣屑無當者不采。按照這一標準，舉業時文原在不采之列，但實錄《經義模範》與《欽定四書文》兩部。楹帖聯語，並無不收之條，卻並無一部。實際上，錄與不錄，全在乾隆一人之意耳，烏有所謂絕對之標準者。輯錄《永樂大典》的標準有二：一是足資啟發牖後學，廣益多聞，而實在流傳已少者；二是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不輯。當然，也有合乎四庫館標準而未及采入之書。阮元撫浙時，曾進呈《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五種，皆與四庫館標準相符，禦題宛委別藏以貯之。其子阮福，刊有《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行世。

何書著錄，何書存目，何書不收，一般先由各纂修官預擬，次由總纂官酌定，交總裁出奏，候乾隆決定，故稱為《欽定四庫全書》。事先指定必須收入者，為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等人著作。而四庫館臣單獨或共同述作，得乾隆許可，作為禦定或欽定之書方可列入，否則不能。至於婦人女子之書，除散見他人書中及與他人合著者不計外，見於《總目》者二十部。如集部詞曲類有宋朝李清照《漱玉詞》、朱淑貞《斷腸詞》等。而僧道著作，經史子集四部俱收，子部、集部尤為集中，見於《總目》者，佛教徒著作百十五部，如唐朝玄奘譯、辨機撰《大唐西域記》、宋朝贊甯《宋高僧傳》等，道教徒七十三部，如五代杜光庭《廣成集》、蒙元邱處機《攝生消息論》等，釋家多於道教。不過，《四庫》並不收釋道二教經懺章咒，原因有四：一是二氏為外教，二是泥於歷代著錄之舊例，三是釋藏、道藏另有結集，四是雍正開藏經館、乾隆譯四體藏經，以牢籠滿蒙番藏之人，《四庫》則以收拾漢族儒者之心志，不列二氏之經咒，以免引起羼入異端之反感。值得注意的是，《四庫》錄南懷仁、湯若望等耶教徒著作，卻不收耶教經典。因為清初來華傳教士雖眾，且有任職京朝者，但在社會上，反對者極多。乾隆四十九年，歐人羅嗎當秘密傳教被捕，嚴令凡向奉耶教者，經卷勒令繳出銷毀；傳教與接引傳教者，發往伊犁給額魯特人為奴；曾受番銀者，家產查抄入官。當時對待耶教徒之態度，可見一斑。只是乾隆酷愛西法算術，而四庫館中主用西法之算學家，較從前稍佔優勢，故耶教徒著作得以列入書中。有意思的是，據《總目》所述歷代作者履歷，就職業而言，以官吏最多，商人最少。除書賈外，純粹商人僅胡鎮有《夢草堂稿》十二卷，系浙江孫仰曾家藏本，在集部別集類存目書中。就裏居而言，宋朝以前，北方人為多；此後則南方人為多，而明朝至清初，江浙人幾占十分之九矣。

四庫館采書、校書、輯書、還書都有一定的手續。一，采書手續：各督撫訪得遺書後，在坊肆者，或量給代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只系鈔本者，繕錄副本。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明系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折奏聞，候令匯齊送四庫館校辦。二，校書手續：館臣將送進各本互為校核，考字畫之訛、卷帙之脫落、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是否不謬于聖人，與晁公武、陳振孫等人議論之不同，撰為各書考證。又將書中要旨概括，總敘大略，並詳著書人世次爵裏，撰為各書提要。再行擇敘簡明略節，並注明應刻、應鈔、應存書目，簽粘各書開卷副頁右方，進程御覽，聽候上諭定奪。三，輯書手續：輯錄《永樂大典》，亦系先將原書詳細檢閱，並與《古今圖書集成》互為校核，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連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旨裁定。其校辦手續與各省送到遺書相同。四，鈔書手續：校核各本奉旨決定後，即交由四庫館中繕書處，繕寫成冊。須待乾隆信手抽閱，不見訛舛，始作為定本。辦書期屆五年時，曾將校對謄錄諸人議敘實官。五，原書手續：敕撰本、內府本用後仍送原處存貯。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通行本，如系購進者，匯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借用者則原本付還本家。六，還書手續：借鈔之書，于進呈時，即在各書面頁標記藏者姓名，進到年月，以便給還。還書時，在外省者，由各督撫派員領回，分送本家；在京者，親赴四庫館領回。對於進書者有三種獎勵辦法：一是獎書，進書在五百種以上者，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在一百種以上者，賞《佩文韻府》一部。二是題詠，進書中有精醇之本，乾隆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並令四庫館儘先發還。三是記名，私人進書在百種以上者，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之末。各省采進本在百種以下者，亦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

《四庫》所收之書，有四種來源：一是政府固有藏書，二是公私進到遺書，三是《永樂大典》中散見之書，四是臨時編纂加入之書。四庫館所據之書，共分六項本子：政府固有藏書，分為敕撰本，內府本；公私進到之書，分為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通行本；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之書，即稱《永樂大典》本；臨時編撰加入之本，亦稱敕撰本。所謂敕撰本，指自清初至乾隆時，諸臣遵照皇帝命令編撰之書，有禦定、禦纂、御批、禦制、禦注、禦選、禦編七種，分四庫館未開之前與開館後臨時編撰加入兩類，如《欽定明臣奏議》、《欽定歷代職官表》、《欽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等，皆臨時敕撰加入者。所謂內府本，皇帝住居游憩之地，謂之大內（內廷），當時藏書供皇帝閱覽者，如皇史宬、懋勤殿、摛藻堂、昭仁殿、武英殿、內閣大庫（即明朝文淵閣）、含經堂、或者宮掖、禦園，皆謂內廷。凡取自上列各處藏書者，謂之內府本，分舊板、新刊、鈔本三類。所謂各省采進本，指各省督撫學政採集各地遺書送四庫館備用者，分購用與借鈔兩類。當時進書最多者為浙江，共進書十二次，計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另有無卷數者二千零九十二冊，刊有《浙江採集遺書總錄》。雲南、奉天最少。四川、甘肅、貴州均無采進之書，此蓋當時平定金川、回部、苗疆之役所致，並非盡由風俗鄙塞，交通險阻所至。所謂私人進獻本，指當時藏書家自己送四庫館備用者，有奉旨進獻與自願進獻兩種。進書五百種以上者，為浙江鮑士恭（626）、范懋柱（602）、汪啟淑（524）、江蘇之馬裕（653）四家。進書百種以上者，為江蘇周厚堉（無考）、蔣曾瑩（無考）、浙江吳玉墀（305）、孫仰曾（231）、汪汝（王栗）（219）以及在京黃登賢（299）、汪如藻（271）、勵守謙（172）等。惟怡賢親王府之書，全未進呈。分家藏本、家刊本、購進本三類，家藏本系借用性質。所謂通行本，指采自社會上最流行之書籍者，分購用與借鈔兩類。所謂《永樂大典》本，指從《永樂大典》中采輯散書成帙者。此前徐乾學、全祖望、杭世駿等人雖有此議或此舉，然屬周永年用力最多。當時除校補、校正各書不計外，已輯出收入《四庫》者，僅四千九百二十六卷，三百八十五種，其中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輯成之書附列別部者四種，存目者百二十七種，尚有已輯出卻未列入者，如《宋元兩鎮志》、《奉天錄》、《九國志》等。《四庫》所據之書，附載於《總目》書名、卷數之下，未載者則於《提要》內敘明。當時因書有重複違礙或不合標準，被擯棄許多，而《總目》又時有合併數書列為一目之事，故所進與所據之書數目不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遺書的刊寫本、增刪本各不相同，四庫館依據善本、足本著錄。另外，在《提要》內，除記錄進書藏書人姓名、處所外，並未述及原書的板本、行款。不過，厥後莫友之專就《簡目》將各書刊板、善劣、時代，箋注各條之下。又有邵懿辰之子邵繩孫採錄乃父所見經籍筆記，錄為《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專述《四庫》書板本、行款，除《四庫》著錄各書外，間及存目之書，其未收者亦記于上下方。

四庫館開，表面以修書為務，實際以焚書為重，故搜查抵觸、違礙滿清或與之主張不合之書，幾乎成為主要目的。乾隆特派正總裁英廉主辦查書之事，英廉指定纂修翰林十三人，將明朝以後之書，逐一詳加磨勘，分別簽注，呈由英廉會同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復核後，請旨定奪。結果，先後查出禁書及應抽毀書目約二千餘種。對抵觸滿清的禁書，辦法有三：一是進到之書，奏繳銷毀。二是流傳之書，開單令各督撫查繳解京銷毀，書版亦同。三是石刻拓本，一律繳出銷毀，豎碑摩崖，完全摩毀。對有謬於是非或違礙滿清而應分別抽出銷毀之書，辦法也有三：一是將應抽各條，分別撤出銷毀，並詳悉開明令各督撫將應毀篇頁嚴行查抽封固，一體解京銷毀。二是如有原板者，將板內查明，一併鏟毀。三是進到之書，如有缺卷，令再將全本查送辦理。當時磨勘抽毀各書，苛細達於極點，不但對於滿清似有觸犯幹礙與涉及明末邊事之處，不予存留，即認為持論略有乖謬駁雜，紀載涉於荒誕妄戾，或旨意認為狂悖偏誣，甚至寓意感慨，詞含憤激，亦在撤毀之列。更有甚者，書中如有挖空字面，墨塗字樣，缺行空格，亦指為意存違悖，語必幹犯，撤毀期於淨盡。對於個人，如屈大均、陳恭尹、吳偉業、龔鼎孳、呂留良、金堡等，其著作編纂選錄評點之書，自不必說，就連他人書中，偶有薄物小篇，片詞隻字，必刪洗無遺而後已。而對於錢謙益之誅絕爬剔，尤為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不但他人書中不容有錢氏文字及與錢氏往來文字，更不用說推重錢氏之文字，甚至凡有錢氏姓名字樣之處，亦非悉予竄奪不止，有時竟改錢謙益為朱竹垞。可謂偏狹纖刻，曠古未聞。當時對於禁書，令民間限期繳銷。限滿後，如有隱匿藏留違礙悖逆之書，發覺後，將藏者從重治罪，並以承辦之督撫是問，不可謂不森嚴也。當時查送銷毀之禁書，以浙江為最多。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先後送毀二十四次，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明朝及清初名臣宿望之鴻篇巨制，多被銷毀。

《四庫》對於所收之書，多有筆削，最著者有十：一是道院青詞，教坊致語，刻本削去，鈔本仍舊。二是詩文中語謬於是非者，刪去本篇，全集仍舊。三是關帝之諡，改為忠義，鈔本、刻本一律照改。四是書籍中有違礙之語，或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或酌加刪節，仍錄余文。五是書中有直書以前君主之名者，酌改用諡號。六是書中以彝敵代夷狄者，仍改為夷狄二字。七是書中體例混淆，書法訛舛者，依例改纂，紀載仍存其舊。八是詩詞媟（xiè）狎，毫無寄託者，削去。九是全書中著錄各書，與別本或有同異，詳加校訂，於提要內說明其股。十是各書中遇有必須筆削之處，乾隆以命令行之。
四庫館將書分為著錄（應刻、應鈔）、存目兩類：凡有益於世道人心之書，一面鈔列《四庫》中，一面付印流通天下，是為應刻之書；凡有裨實用之書，僅鈔錄《四庫》中，不再付印，即為應鈔之書；凡應刻、應鈔之書，皆收入《四庫》中，即為著錄之書。其書雖關係世道人心，有裨實用，而其中有俚淺訛謬之言，不鈔其書於《四庫》中，僅存其書名於總目，是為存目之書。凡有下列四種之一者，著錄、存目一概不收：一是詞意抵觸滿清者，二是其人實不足齒者，三是釋道二教之經懺章咒等，四是依聲填調劇詞小曲等。《四庫》著錄之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七萬九千零七十卷；總目中僅存書名而未收其書者，六千七百六十六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共一萬零二百二十三種，且存目之書多於著錄之書。

康熙四十三年，詔令翰林孫致彌于武英殿內新纂《佩文韻府》，乾隆時修書處改在武英殿浴德堂。四庫館因各書原本大小不一，全刻又費時耗款，於是全用鈔本，不但可將長短闊狹，統歸劃一，而且分竿插架，整齊美觀。既省時節費，又便於修改原書。不過，鈔書易有脫誤，四庫館繕書處，任總校官者四人，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尤以翰林院庶起士侍朝任事最力。此一百八十三人，上自編修，下至進士，就知識資格而言，對校對一事，不可謂不鄭重。然其結果，信手抽查，即有訛舛，尤以文溯閣書為甚。《四庫》書鈔成正本七份，副本（底本）一份。其中，原鈔四份，一藏紫禁城文淵閣，一藏圓明園文源閣，一藏熱河行宮文津閣，一藏奉天行宮文溯閣，是為內廷四閣，又省稱北四閣。續繕三份，一藏揚州大觀堂文匯閣，一藏鎮江金山寺文宗閣，一藏杭州西湖行宮文瀾閣，是為江浙三閣，又簡稱南三閣。七閣之形式全仿浙江范欽所建天一閣，當時特派杭州織造寅著親至寧波察看閣中房屋造法及書架款式。但在其他方面，南北略有不同，北四閣本，用開化榜紙，南三閣則否；且北閣本較南閣本略寬大。各閣本卷數互有不同，內容亦稍有歧異，尤以文瀾、文津兩閣本為著。而文津閣書，至嘉慶初年始完全寫定。另外，當時間有書已寫定，未及發閣，尚留藏宮中者，如《日講詩經解義》、《老學庵續筆記》；兩書，各閣皆有目錄而架上無書，其實書藏宮中者尚有若幹部，蓋因書目之成在先，各書寫定在後也。副本（底本）一份，貯藏翰林院，以清秘堂辦事翰林掌管。《四庫》每份裝訂三萬六千冊，冊面，經部用青絹，史部用赤絹，子部用白絹，集部用黑絹，分別象徵春夏秋冬四時之色，共六千七百五十二函。乾隆上諭內云：《四庫》應繕寫者，統計十六萬八千冊。此系四份《四庫》與二份《薈要》之總數，《四庫》一分三萬六千冊，四份得十四萬四千冊；《薈要》一份一萬二千冊，二份得二萬四千冊，共計十六萬八千冊。若論《四庫》書全部，則正副本八份，計二十八萬八千冊；再加上兩份《薈要》，總計三十一萬二千冊，工程之巨，舉世罕有。然而，由於藏所不同，七閣書並非全可隨時鈔閱。其中，文淵閣本，大臣、官員、翰林，許赴閣觀覽；江浙三閣本、翰林院副本，許士子等進內鈔閱；而文津閣、文溯閣地在行宮，文源閣亦居上苑，即大臣官員，非特許隨駕，亦不得入內。至摛藻堂、含經堂之《薈要》，則專供御覽者也。

《四庫》應刻之書，用武英殿聚珍板印刷。聚珍板即活字板，因活字二字不雅，特定一名為聚珍板。四庫館未用雕版而改為活字板，出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副總裁金簡之奏請，其格式詳記于《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書內。金氏主張用活字板，乃因雕版有三費而活字板有四便，雕版三費是：一是雕版所用板片浩繁，二是逐部刊刻多需時日，三是板多時久，多需款項；活字板四便是：一是活字板成，四庫館書印完，各種書籍皆可資用；二是即便刷印經久，字畫模糊，又須另刻一份，所用工價，亦不過此數；三是可能尚有可以揀存備用者，於刻工更為節省；四是較木板體積特小，易於收藏。就大量印刷而言，活字板省費省時省料，在以後便利極大，實為善法。《四庫》中付武英殿聚珍板印刷者，經類三十二部，史類三十部，子類三十五部，集類四十二部；《考證》、《提要》及《簡目》，均由聚珍板印行。當然，《四庫》中武英殿已有雕版者，不另付聚珍板印刷。

所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開館時，乾隆已六十三，恐不得見全書之成，乃命從到館各書中，擇其尤精者，先為《四庫全書薈要》，以王際華特管其事，經部得一百七十三種，史部得七十種，子部得八十二種，集部得三十九種，共四百六十四種。每書前皆有提要，以括書中大旨，有凡例、總目，列為首函，共二千函。書面，經部黃色，史部紅色，子部淺黃色，集部灰色。分繕二份，一藏于紫禁城坤甯宮後御花園內摛藻堂，一藏于長春園含經堂內味腴書室。所謂《四庫全書考證》：四庫館校書時，附粘考訂各書籤子，奉旨決定後，應鈔本附錄於每卷之末，應刊本附刊卷尾。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上諭，命館中總裁將所有諸書校訂各簽，另為編次，與《提要》一體附聚珍板排刊流傳，名為《四庫全書考證》，計一百卷。所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館將著錄與存目之書，匯列書名，繕為《總目》，每目之下，將一書原委，撮舉大概，並詳著作者姓名、世次、爵裏，可以一覽了然，是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二百卷。不過，各閣所藏各書提要，每互異其詞，較坊間刻本，同異更多。關於《提要》的撰寫，會稽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四庫總目》雖紀文達（昀）、陸耳山（錫熊）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震），史部屬之邵南江（晉涵），子部屬于周書昌（永年），皆各集所長。書昌于子，蓋極畢生之力，吾鄉章實齋為作傳，言之最悉，故子部綜錄獨富。雖間有去取失宜及部敘未當者，要不能以一疵掩也。耳山后入館而先歿，雖未及見四部之成，而目錄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之言修四庫書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雖名博覽，而于經史之學實疏，集部尤非當家。經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經則力尊漢學，識詣既真，別裁自易。史則耳山本精于考訂，南江尤為專門，故所失亦鮮。子則文達涉略既遍，又取資貸園，彌為詳密，惟集頗漏略乖錯，多滋異議。”可謂撰述《提要》之實況，亦為定評也。所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因《提要》卷帙甚繁，翻閱不易，遂另編《簡明目錄》，只載著錄書名、卷數，注某朝某人撰，並略志數語於其下，共二十卷，與《提要》同時刊行。《簡目》間有與《提要》不合者，如《總目》經部易類三，原本《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簡目》則離為二部：一作原本《周易本義》十二卷，一作別本《周易本義》四卷。下注云：謹案，《總目》此部不存。又《總目》尊稱朱子，《簡目》則直稱朱熹。《總目》以董楷為宋人，而《簡目》同條竟誤作蒙元人。另刊《考證》，便於民間隨時訂正；另刊《提要》，俾民間隨地得知著者生平、全書大概；另刊《簡目》，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政府而外，首先刊印《提要》者為浙江，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謝啟昆、署按察使司秦瀛、都轉鹽運使司阿林保等，因學者鈔錄《提要》供不應求，乃請于巡撫兼署鹽政吉慶，借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捐款刊印者為浙江沈青、沈以澄、鮑士恭等，工竣於乾隆六十年。又有安徽桐城胡虔於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單獨刊印《四庫》附存書名目錄，刻成《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十卷，僅列書名、卷數、某朝、某人撰，體例與浙江鮑廷傅家知不足齋刻《四庫》書正目（即著錄書目）相同。

管理方面，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閣中鑰匙，由內務府提舉閣事大臣掌管。閣中所有書籍，由內府官屬按時檢曝，按《大清會典》，乾隆四十一年奏准，於三、六、九月，文淵閣直閣事、校理、檢閱等官，如期詣閣，會內務府司員、筆帖式等翻晾，過期歸架。然五十三年上諭，每年並不曝曬，至康熙六十一年所定每年三月初六日為秘閣曝書之期，系指其他藏書而言，《四庫》書成，並未沿襲舊時日期。
《四庫》是區分門類而不拘時地之絕大叢書，自發議求書，至七閣書完全竣工，前後歷時約二十年之久。期間經過及大事，大致如下：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從禦史王應采、安徽學政朱筠之請，下詔求遺書。
三十八年二月初六從朱筠之請，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校辦《永樂大典》，並命與《圖書集成》互為校核。
同年二月十一諭令揀選翰林等官，詳定修書條規，並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
同年二月二十一校辦《永樂大典》條例議就，並令書成時定名《四庫全書》。
同年二月二十八令福隆安派員經理館臣飯食。
同年五月十七令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令各總裁妥議清理各省送到遺書辦法。
同年又令編《四庫全書薈要》，以王際華管理其事。
三十九年五月十四賞藏書家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圖書集成》各一部，周厚堉、蔣曾瑩、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王栗）、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佩文韻府》各一部。
同年七月二十五令於總目內載明進書藏書人姓名及處所，並令於《總目提要》之外，另編《簡明目錄》。
四十一年六月初一令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議定文淵閣官制及翰林大臣官員等赴閣觀書章程。
同年九月三十令刊《四庫全書考證》。
四十二年八月十九令於《四庫全書》鈔錄四份完成後，照式再抄一份，貯翰林院，以備就閱。購進之書交武英殿陳設收藏。
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令各總裁嚴飭館臣悉心校勘，勿得再有訛舛。
四十四年《四庫全書薈要》第一份書成。
四十五年九月十七令編《歷代職官表》，列入《四庫全書》。
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令編《明臣奏議》，列入《四庫全書》。
四十七年正月《四庫全書》第一份（貯北京文淵閣）、《四庫全書薈要》第二份，均鈔成。
同年七月《四庫全書》第二份（貯圓明園文源閣）、第三份、第四份書鈔成。
同年令續抄三份，分置江浙三閣。
同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簡明目錄》二書刊成。
四十八年貯《四庫全書》一份于奉天文溯閣。
五十年貯《四庫全書》一份于熱河文津閣。
五十三年續抄《四庫全書》三份成，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五十五年令士子得入翰林院鈔閱《四庫全書》副本，掌院不得勒阻留難。
五十七年陸錫熊再往奉天重校文溯閣書。
《四庫》書成，距現在已二百餘年，正本完全存者兩份：一是文溯閣書，民國初年從瀋陽故宮運至北京，後在張學良的交涉下返回原庫保存，建國十八年由於備戰前蘇聯的需要交由甘肅代管，一直至今；二是文津閣書，現存國家圖書館。已缺而鈔補完全者一份：文瀾閣書，曆太平天國而略有散佚，經浙江藏書家丁申搶救及民國年間兩次大規模補鈔，已基本齊全，現存浙江圖書館。缺去三十卷者一份：文淵閣書，民國六年清查，計經部缺《四書大全》十卷，子部缺《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學會通》十卷、《鄧子》一卷、《公孫龍子》一卷、《鬼穀子》一卷、《關尹子》一卷，集部缺《李太白集補注》一卷，共缺三十卷，當時撰有《清查四庫全書架槅函卷考》，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全毀者三份：文宗閣、文匯閣書，先後毀於太平天國；文源閣書，毀于咸豐十年十月八日英法聯軍火焚圓明園，含經堂所藏《薈要》第二部，亦化為灰燼。副本一份：英法聯軍入侵時，因翰林院與使館相近，外兵對於院中書籍，任意焚毀、遺棄、摧裂、攜取，無所不至，《四庫》副本多有散失。至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侵，《四庫》藏書失去四萬七千五百零六本，為外兵取出，用海船兩艘運至義大利納托爾埠者，有三萬五千本，《永樂大典》亦在其中。惟攜出之時，滿地狼籍，至不完全。後藏于英國之萬國藏書樓，自是翰林院副本散失無餘矣。《薈要》全毀者一份，全存者一份：原存於摛藻堂內，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以前有局部翻印《四庫》者，有翻刻武英殿雕版者，有翻印武英殿聚珍板者，有局部翻印而又益以《四庫》未收之書者，現在則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津閣《四庫》全部，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部（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此在內地印行）。今人主張續修《四庫》者為邵瑞彭，真正啟動于建國四十六年，竣工於五十四年。今人主張改造《四庫》者為呂思勉，未果。建國五十六年，儒藏編纂在爭議中正式啟動，標誌著又一次盛世修典的開始。

第三講 《提要》的體例和 總敘

《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若干類，其中，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每類之中流別繁瑣者再分若干子目，如經部禮類分六子目，小學類分三子目；史部地理類分十子目，傳記類分五子目，政書類分六子目，詔令奏議類分二子目，職官類分二子目，目錄類分二子目；子部術數類分七子目，藝術類分四子目，雜家類分六子目，天文演算法類分二子目，小說類分三子目，譜錄類分四子目；集部詞曲類分五子目，別集類依時代先後分六子目。也有一些無類可歸之書，則別為附錄，有附錄於某類之後者，有附錄於某子目之後者。各類目之書，編列次序之方法有七：一是以撰書人時代先後為序，釋道、閨閣、宦侍、外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二是生卒年月無可考者，附於本代之末；三是考注舊書，仍從舊書之時代，不依作注之時代；四是名為輯舊書而實系自家著述者，仍從輯書之時代；五是歷代帝王著作，冠於各代之首，臣下奉敕撰輯者，亦同；六是官撰官印之書，列於私家著述之前；七是偽託之書，仍從其所托之時代。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分門別目，多因舊史，其所變更，亦非杜撰。如詔令類入史部，從《唐志》例也，奏議類亦入史部，從《漢志》例也，立別史一門，從《宋史》例也，立譜錄一門，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也，名墨、縱橫併入雜家，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也，詩集併入別集，從諸史通例也，兼詁群經者，題曰《五經總義》，從《隋志》之文也，凡斯之類，皆務求典據，非妄事更張。故各書分別類目，亦皆考校原書真際，非若從前泛就書名，略為分別，如《筆陣圖》、《羯（jié）鼓錄》改入藝術類，《左傳類對賦》改入類書類，《孝經集靈》、《穆天子傳》、《山海經》、《十州記》、《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改入小說家類，揚雄《太玄經》改入術數類，俞琰《易外別傳》改入道家類，《倪石陵》改入集部，陳埴《木鐘集》改入子部，皆就原書實質，分別門類。
經部收群經及小學之書，共分十類：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其中，禮類又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六子目；小學類又分為訓詁、字書、韻書三子目。具體而言，（一）凡解說《易經》之書皆入易類，並附錄《易緯》八種。緯書依託經義，多言符籙瑞應，有《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七種，謂之七緯，與七經相對。託名孔子所作，實起於西漢，至唐其書多佚，惟《易緯》獨存。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易緯》八種，以其無可附麗，故著錄于易類之末。（二）凡解說《書經》之書皆入書類，並附錄《尚書大傳》與《書義程式》二書。《尚書大傳》於經文之外，掇拾遺文，推衍旁義，非詁經之書，亦緯書之類，故附於書類之末。《書義程式》乃科舉程文，當歸別集，以其雖非詁經之書，實專發明經義之作，故亦附於書類之末。（三）凡解說《詩經》之書皆入詩類，並附錄《韓詩外傳》一種。此書乃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徑列詩類，自為未協。詩類以外，又無可附，故從《尚書大傳》之例，附於詩類之末。（四）解說《周禮》之書入周禮之屬。解說《儀禮》之書入儀禮之屬，並附錄《內外服制通釋》與《讀禮通考》，此二書皆詳言喪服、喪禮。《儀禮》雖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皆例附於《儀禮》。蓋《周禮》無凶禮之專門，《禮記》又為《儀禮》之義疏，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為根柢，故從其本而類附也。解說《禮記》之書入禮記之屬，並附錄《大戴禮記》與《夏小正戴氏傳》二書。《大戴禮記》為戴德撰，《夏小正戴氏傳》據《隋志》注所云亦戴德撰。《禮記》即《小戴》之書，《大戴》所記，未加經號，不易配隸，然二書同源，附錄於末，從其類耳。兼注三禮以發明經義為主者入三禮總義之屬，通解三禮而兼輯歷代之禮者則入通禮之屬。關於私家儀注之書，無可附麗，故歸為雜禮書一門。附於禮類之末，從《隋志》例也。（五）凡分注或兼釋《春秋經》、《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之書皆入春秋類，並附錄《春秋繁露》。此書雖本《春秋》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亦緯書之類，故置之附錄。（六）凡解說《孝經》之書皆入孝經類。（七）凡通解群經之書皆入五經總義類，並附錄《古微書》。其中有不及五經者，如《四書管見》之類，有過於五經者，如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之類。題曰五經總義，泥于《隋志》之文也。至專以通解三禮三傳為主者，則入禮類、春秋類。《古微書》乃明朝孫轂輯緯書之佚文而成者，七緯之外，又有《論語緯》四部、《河圖》十部、《洛書》五部，純屬緯書，故從《易緯》之例，附於五經總義之末。（八）《論語》、《孟子》加《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為四書。以《論語》為孔子之書，《大學》為曾子之書，《中庸》為子思之書，《孟子》為孟子之書，又稱《四子書》。四書合編始於南宋淳熙時。至懸為令甲，則自蒙元延祐複科舉始。諸家著述，或分注一書，或通釋四書，或兼釋《論》、《孟》，或並說《學》、《庸》，皆入四書類。（九）《樂經》雖不存，律呂仍可考；《樂記》雖併入《禮記》，仍列為經，故自來辨律呂、明雅樂之書，皆入樂類。（十）小學類諸書，皆言聲音文字訓詁之學者也。古代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史籀》等十家列之小學，四庫書從《漢志》例也。宋朝朱熹既出《禮記》之《大學》篇入四書，複作《小學》以配《大學》。朱子之小學，四庫書入子部儒家類中。故言文字之意義者入訓詁之屬，言文字之形制者入字書之屬，言文字之聲音者入韻書之屬。其中，韻書有今韻、古韻、等韻三類，自金朝韓道昭《五音集韻》出而等韻合於今韻，南宋吳棫《韻補》出而古韻亦合於今韻，滿清劉凝、熊士伯諸書出而等韻又合于古韻，三類遂相牽而不能分也。小學類附錄《六藝綱目》，蓋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玄注而標為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概括之。雖非專言六書之作，要亦古代小學所教，附于小學之末，存古義也。
史部收紀事之書，其他如考辨史體、評論史事而著有專書者，亦隸史部。又因紀事方法與所紀之事類、範圍不同，共分十五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其中，詔令、奏議各為一子目；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五子目；地理類又分宮殿簿、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水、古跡、雜記、遊記、外記十子目；職官類又分官制與官箴二子目；政書類又分通制、儀制、邦計、軍政、法令、考工六子目；目錄類又分經籍與金石二子目。具體而言，（一）凡司馬遷、班固以下二十四史皆入正史類，其餘對正史或訓音釋義、或掇拾遺闕、或辨正異同、或校正字句，各附本類，便尋檢也。二十四史乃二十四種正史，非二十四代之史也。《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是也。（二）凡史書以年月為綱，以事系於年月之下者為編年史，皆入編年類。有歷代之編年，有一代之編年，有一時之編年，不復分類。箋釋、校補諸編年史附焉。又起居注者，逐日記錄帝王一言一動之書也。以可信之書太少，未便另立一門，體亦編年之史，故亦列此類。（三）凡將史事分類排纂，一事為一編，各詳其起止，使之部目分明者為紀事本末，凡備一事或諸事之本末者皆入紀事本末類。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者，亦歸此類。（四）凡體例本為正史，或書已不完整，或向未列正史而修正史者先資草創，或與正史互取證明，或檢校異同，足與正史相輔，既非編年之類，又不可入紀事一門，上不列於正史，下不入於雜史，皆入別史類，蓋正史之別支也。（五）凡事系廟堂，語關軍國，遺文舊典，足以存掌故、資考證，而其書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只一家之私記，皆入雜史類。其校補、音注雜史者，附於此類。（六）詔令者，上告下之文也。秦漢以後，惟天子佈告臣民得稱詔令。故天子之命令入詔令之屬，臣下對天子因事上陳而條議其是非者入奏議之屬。（七）凡紀載事蹟者皆入傳記類，其中，記載孔孟、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周公、夷齊之事者入聖賢之屬。其餘正人君子、名臣高士、孝子隱逸、道學忠義、貞女烈婦以至翰墨文章，凡屬命世之英，有關後世者入名人之屬。敘一人之始末者入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入記之屬；合眾人之事以為一書者入總錄之屬。其類不一，其文不分者入雜錄之屬。逆亂之人各為一傳，其事可信，其書宜存者入別錄之屬，示不與諸傳比，即不與諸人齒也。（八）凡鈔錄史書，以便循覽者皆入史鈔類，有專鈔一史者，有合鈔眾史者，有類鈔者，有節鈔者，有為格言而鈔者，有為辭藻而鈔者，有鈔及注解者，有鈔而兼論者，有漫鈔者，有鈔而意為刪正、略施評點者，有纂鈔者，有約鈔者。（九）雖有別史、雜史、傳記，似已無所不包，然立乎中朝，凡敍述偏方、僭亂、遺跡之書，以前尚無類可容者皆入載記類。至《越史略》、《朝鮮史略》，雖為外方私記，不合此例，而為此數卷書另立門目，又嫌太費，故附錄焉。（十）凡言歲時節令，本天道之宜，立人事之制者皆入時令類。俾讀者用以乘時布政、順五氣之常；趨事勸功，裨四民之業；亦可以採擷詞藻，供翰墨之資焉。（十一）凡言地方疆域、山川、風俗、出產、人物、藝文、古跡、沿革者皆入地理類。其中，言帝王所居宮殿、苑囿、門觀、池館之制者入宮殿疏之屬。一統之時，總記一國之地理者入總志之屬。記錄城市、地方、省區、藩屬等局部之地理者入都會郡縣之屬。專錄水道源流及海塘、河防以至疏浚水利者入河渠之屬。記載名勝風景者入山水之屬。言國防、軍事、攻守、沖要及鄰國形勢者入邊防之屬，即今之所謂“兵要地理”者也。山水之屬所錄者乃風景遊覽之書，惟其風景之美；古跡之屬所錄者乃考證之書，惟其地物之古。美者不盡古，古者不盡美。或述風土，或志物產，或錄瑰異，或筆瑣談，或以類聚，或為漫記，或得自傳聞，或由於追憶者入雜記之屬。游蹤所曆，紀述見聞，或以道路為綱，或以月日為系者入遊記之屬。記外國地理者入外紀之屬，與專述外國史事之附錄於載記者不同。有述自高僧者，有撰自客卿者，有作於中朝大使者，有出之海疆老吏者，或專言一國，或泛及列邦。（十二）言官署之組織、官吏之職掌、百官之品秩及服官之規制者入官制之屬。言官吏之道德、做官之方法及天子大僚告誡官屬之事者入官箴之屬。（十三）凡國政朝章、儀注條格，或為一朝之故事，或為前代之故事，或為歷朝之掌故者皆入政書類。其中，纂述掌故，門目多端，僅屬於一曹一司之舊事者已入官制之屬，而以一代之書以兼六職之全者，不可分屬，故總而匯之通制之屬。諡法、官儀、典禮、廟制、禮器、位號、學制之儀注則入儀制之屬。財政、交通、實業及救荒、墾荒、錢法、捕蝗、保甲者入邦計之屬。兵制、馬政、武舉、平時養兵之法則者入軍政之屬，與邊防類、兵家類之言兵者不同。法令之屬多為條格，即法律也，與法家類之言法理及今日合法律命令而統稱法令者不同。考工之屬以言百工之事之不同於官者為限，他不及也。（十四）記載各書名目稱為目錄，有但記書名者，有附加題解者，敘錄書籍之名目者入經籍之屬。收錄古刻，條列名目，或附有題跋之書者入金石之屬。其因器而及款識者入譜錄類，考辨石刻音訓者入小學類，至於考證法帖源委，敍述石經本末者，雖非目錄，卻因其類可歸，乃援《宋志》之例，附錄於此。（十五）凡考辨史體與評論史事者皆入史評類。
子部收著書立說能成一家之言者，共分十四類：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術、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其中，天文算術又分推步、算術二子目；術數類又分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七子目；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四子目；譜錄類又分器物、飲饌、草木禽魚三子目；雜家又分雜學、雜考工、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子目；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三子目。具體而言，（一）儒家六經分入經部各類，訓詁入經部小學類，經部以外，凡發明孔孟學說者皆入儒家類，今之所謂哲學、倫理學、教育學者俱隸之。（二）凡言兵法者皆入兵家類，今之所謂戰略戰術者是也。（三）凡言刑名之學、用刑之道及聽訟決獄之事者皆入法家類，較今之所謂法學者範圍小。（四）凡言農時、農產、農政、農器及五穀蔬菜種植之法，馬牛羊豕飼養之事與夫養蠶、植桑、取水、蓄水者皆入農家類，間有雜言商賈之事者亦附焉。（五）凡言病理、診斷、治療、藥性、方劑、針灸、胎產、衛生者皆入醫家類，獸醫附焉。（六）用儀器與算術考測天象謂之推步，古人所謂推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者入推步之屬，其專言數理演算法者則入算書之屬。觀象，大政也；算數，小學也。然數為六藝之一，百度之所取裁也。天下至精之藝，如律呂、推步，皆由之以窮要眇，而測量之術尤可資取，故天文無不根於算書。算書雖不言天文，其法亦通于天文，二者互相出入，蓋流別而源同。今不入小學而次於天文之後，其事大，從所重也；不與天文合為一，其用廣，不限於一也。（七）凡研究陰陽五行生克制化之理以推知人事趨吉避凶者皆入術數類。其中，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務究造化之源者入數學之屬。因准《易》而作或似為《易》之餘緒者，雖言《易》之數，卻非作《易》之本，義不可廁於經；然作者既非言仁義道德，誦說先王，又非言主敬存誠，闡明理學，亦不可附於儒。此乃作書之體例與宗旨使然也，與今之所謂數學者，大異矣。占視日月、星土、雲氣之變與龍蛇、蟲魚、五穀之異以知吉凶禍福者入占候之屬。相視生人住宅（陽宅）與死人住宅（陰宅）之方向形勢、營造月日以知禍福吉凶者入相宅相墓之屬（古謂之堪輿，或作堪餘，又謂之形家）。依託《易》義，因數以觀吉凶者入占卜之屬。用龜、用蓍、用棋、用錢以至隨物取數，隨數取卦，不復分也。以人出生之年月日時定吉凶妖祥者謂命書（又曰“星命”），視人之形狀氣色定吉凶妖祥者謂相書（又曰“星相”），入命書相書之屬。遁甲、六壬、擇日、占星等，以陰陽衰旺、五行休咎、預知禍福，使人早為避趨者入陰陽五行之屬。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曆家、天文家、太乙家等皆是也。占夢、相字以至診脈辨人貴賤吉凶者如“太素脈法”入雜技術之屬。（八）凡所謂技能學科，美術遊藝者皆入藝術類，與今日泛言藝術者範圍又小。其中，論畫法、書法者入書畫之屬。有記載姓名如傳記體者，有敍述名品如目錄體者，有講說筆法者，有書畫各為一書者，又有共為一書者，彼此鉤貫，難以類分，統歸於此，而兼說賞鑒古器者則入雜家類雜品中。經部樂類所錄之書皆根據律呂，全為雅奏。至於山人墨客之技，識曲賞音之事則入琴譜之屬。品題、篆刻、印章者入篆刻之屬。記射法、述投壺、譜博弈、論歌舞者入雜技之屬。（九）前此各門各類，凡記言、記事、記人、記時、記地、記學、記書、記法、記術、記技者皆已分別配隸無遺，而記物者尚無所系屬，乃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類。其中，記載古器、雜器、文具、雜物者入器物之屬，並附《雲林石譜》。因此書所品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寶，且自然而成，亦並非技藝，專述一物，更非如雜品類之臚陳纖瑣者，無類可歸，乃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茶經、酒史以至品水、煮泉、蔬食、糖霜，與夫天廚珍膳、方州貢物入飲饌之屬。花譜、枯錄、竹詩、芋紀、箋卉、述菌、圃史、蟲志、蟹略、禽經、虎薈、異魚、怪蛇、談蝶、牒燕之作，或記載一物，或廣譜群芳，入鳥獸蟲魚之屬。（十）凡六家、九流，或本自一家，而書少不能成一類，或著述萬卷，而意旨不限於一家，統曰雜家。立說者謂雜學，辨證者謂雜考，議論而兼敍述者謂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雜品，類輯舊聞、塗兼眾軌者謂雜纂，合刻眾書、不名一體者謂雜編。其中，名墨、縱橫本各一家，傳者寥寥，書不能成一類者，或出入九流，旁及釋典，宗旨雜錯，不拘何家者，或依託儒家，說理而有出入，論事而參利害，不純為儒家言者，均入雜學之屬。考證之書辨論經史子集，不可限以一類者入雜考之屬。或抒己意，或訂俗訛，或述近聞，或綜古義，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不分次第，興之所至，即可成篇者入雜說之屬。宋朝以後一切賞心悅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閒居消遣，田家雜事，玩好小物，鑒別品評，動成巨帙。其專門明一事一物者入譜錄類，其雜陳眾品者入雜品之屬。采摭眾說，綴合群言，以成一篇，而其源不一，又可各因其書而各得其所出者入雜纂之屬。以數人之書合為一編而別題以總名者，與夫以一人之書合為總帙而不可名以一類者，入雜編之屬，即叢書也。（十一）凡采輯群書，或以事分，或以字分，使便於尋檢之用者為類書。雜家類輯舊聞，塗兼眾軌，且雜纂之屬多補闕遺，可備考證家之校核，而類書僅求尋檢，只供詞章家之掇拾，宗旨不同也。（十二）凡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聼塗説之所造者謂小說，對於史官之高文大冊而言者也。分劄記、傳奇、章回三體，以其寓勸誡，廣見聞，資考證者不少，故自周秦以來，盛傳至今。其中，敍述雜事者為雜事之屬，記錄異聞者為異聞之屬，綴輯瑣語者為瑣語之屬。敍述雜事屬於朝政軍國者入史部雜史類，其參以裏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隸于小說家類。（十三、四）四庫以釋道為外教，其經懺章咒，朱衣青詞，一概不錄，然二家所錄亦為二氏所作之書，使人知其源流變遷之故。所謂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錄此二家，不僅作考證之資，亦以協全書之名耳。
集部收詩文詞曲，無論散篇零什、分別部居、輯而次之，抑或考厥源流、評其優劣，以至立之準繩，為之法式，或勒為專書，或散見雜述，均配隸集部。共分五類：楚詞、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其中，別集類略依時代先後又分六子目：自漢至五代、自北宋建隆至靖康、自南宋建炎至德祐、自金至蒙元、自明洪武至崇禎、自清初至乾隆修書時；詞曲類又分別集、總集、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五子目，南北曲再分曲品、曲譜、曲韻三子目。（一）楚辭者，楚人屈原所創別體之文詞也，其後楚人宋玉、唐勒、景差皆摹擬此體，前漢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裒（póu）《九懷》亦其體也。至劉向集屈宋、嚴王及己作《九歎》，共為《楚辭》十六篇，遂有此名。因司馬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後人或舉此一篇，以為楚辭之統名，或謂之楚騷，或單謂之騷。又因宋玉《招魂》句尾有“些”字，亦謂之“楚些”。凡訓釋、音注、辨證、圖繪楚辭者皆入楚辭類。（二）以一人之著作匯合一編者為別集，有後人追題者，有自製名者，有區分部帙者，有前集，有後集，有一官一集，此以時分也。有文集，有詩賦集，有別集，此以體分也。有全集，有小集，有逸集，此以多少分也。有正集，有別選，有集略，此以精粗分也。（三）總集者，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集合數人之著作為一編者謂總集，有分體編錄者，如《文選》；有談理選錄者，如《文章正宗》；也有以時代、低於、宗派為系者，還有專錄一體之文者。其音注總集之作亦附於後。值得一提的是，楚辭雖專錄一體之總集，然其體出於古詩而實已非詩，類于古賦而制又非賦，且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別集類。體例既異，不得與總集不分也。又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有編一人或數人之著作者，自形式言之，與總集、別集相類，然自其實質言之，兩者純然不類。雜編之屬乃立說之書，而集部之書乃文章之屬，言各不同，不相貫串。雜編之屬所編乃成卷之書，而集部所集者乃散篇之文，言有所宗，自為起迄。（四）凡論文品詩之書為詩文評，其例有五：一為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如劉勰《文心雕龍》；二為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如鐘嶸《詩品》；三為備陳法律者，如釋皎然《詩式》四為旁采故實者，如孟棨《本事詩》；五為體兼說部者，如歐陽修《六一詩話》、劉頒《中山詩話》等。（五）四庫凡例言“其倚聲填詞之作，命從屏斥。”所真正屏斥者，僅曲文而已。曲類品題論斷之書及《中原音韻》之言度曲用韻者，仍酌取往例，附於篇末。至於詞之為體，于曲為高。蓋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詞號為詩餘，可附庸于文苑，供雅人之吟詠；曲已入於技藝俳優，故曲文斥而不錄。然曲究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故曲品、曲譜、曲韻之書，猶不得不錄焉。其中，集各人之詞者為別集之屬；選多人之詞者為總集之屬；評論詞（曲）之源流及工拙者為詞話（曲譜）之屬，猶詩文評也；集填詞制曲之格律而示其程式者為詞（曲）譜之屬；言詞曲中用韻、押韻之書為詞（曲）韻之屬。詩詞歌曲變遷之大要為：自古樂亡而樂府興，後樂府之歌法，至唐不傳，其所歌者，皆絕句也，唐人歌詩之法，至宋亦不傳，其所歌者，皆詞也，宋人歌詞至法，至蒙元又不傳，而曲調作焉。考三百篇以至詩餘，大抵抒寫性靈，緣情綺靡。至曲則依附故實，描摹情狀，鋪陳點綴，漸成套數。其初被之管弦，其後遂象以衣冠；其初不過四折，其後乃動至數十句，曲始為伶官歌妓之事也。南北曲起源之概要為：自五代至宋，詩降而為詞；自宋至蒙元，詞降而為曲。金蒙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因變為新聲，遂有元曲之名，即北曲也。其後江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北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平上去三聲，自其風土使之然也。於是複變新體，號為南曲。大抵北曲字多而調促，南曲字少而調緩；北曲宜於和歌，南曲宜於獨奏；北曲以絃索為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長短其聲以就板；北曲為貫酸齋、馬東籬等所創，南曲則為高則誠所創也。
就體例而言，《提要》在經史子集四部之下複分四十四個小類以統攝群書，同時在四部之首各冠以總敘“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庫提要&#8226;凡例》），在各小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改並隸，以析條目”（同上）。余嘉錫先生《目錄學發微》卷二論目錄書體制時說：“《四庫提要》之總敘、小序，考證論辨，可謂精矣。近儒論學術源流者，多折衷於此，初學莫不奉為津逮焉。”誠如張之洞《輶（yóu）軒語》所言，《提要》實為“學問門徑”，又如張舜徽先生《四庫提要敘講疏&#8226;自序》所言，總敘與小序“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苟能熟習而詳繹之，則于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憭然於心，於是博治載籍，自不迷于趣向矣。”故總敘與小序，實《提要》之經緯，由此則綱舉目張，舉一反三，學術之路徑明矣。研讀《提要》，必自此而始。

（一）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二）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三）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四）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複、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維。（五）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六）學脈旁分，攀援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注》誤引夏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承中《四書通證》即阙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七）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未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八）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九）要其歸宿，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十）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一）今參稽從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經部總敘）

經部總敘共分十一層，第一層乃尊經崇孔之說，自司馬遷以來，儒者莫不言孔子刪定《詩》《書》，定《禮》《樂》，然無征於《論語》，不見於孟、荀，秦火以前，無此說也。蓋自漢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刪定，此猶言易卦者，必託名於伏羲；言本草者，必託名于神農；言醫經者，必託名于黃帝；言禮制者，必託名于周公，莫不高遠其所從來，以自取重於世。第二層總括經部內容，歷代解經之說，至為繁雜，《提要》依時世先後著錄其書名、卷數，且各為提要，系於每篇之下。第其高下，評其得失，而歸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蓋遠規劉向《別錄》之例，近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體，而翔實過之。遍及四部，皆有評述，不第論次經部諸書而已。第三層言漢世五經博士之學，流於拘隘之弊。漢初經籍複出，學尚專門，謹守師法，無敢逾越。五經分立，此經不通於彼經，此說不通於彼說。一經之中，又各有門庭，互相攻詰。專固已甚，流弊日滋，故論者病之。第四層言魏晉以至唐宋，治經風氣流於泛雜之弊也。漢儒說《易》，多主象數。魏王弼注《易》，排擊漢儒，自標新學，乃趨於專言名理。漢末經生，多宗鄭玄之學，王肅獨不好鄭氏，為《詩》、《書》、《禮》、《論語》、《左傳》新注以敵之。唐初孔穎達撰集《五經正義》，賈公彥述《周禮疏》、《儀禮疏》，亦時出己見，於舊注不為苟同。啖助、趙匡說《春秋》，與三傳立異，啟廢傳解經之漸。至宋孫複撰《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撰《春秋傳》，逞臆見說《春秋》，務以攻擊三傳相高，而穿鑿瑣碎之弊日生，此其所以雜也。第五層言宋及蒙元諸儒說經，空所依傍，以至無所顧忌之弊也。洛陽程頤作《易傳》，不及象數；閩中朱熹作《詩集傳》，屏棄小序。不守漢唐窠臼，志在闡明理道。王柏作《書疑》、《詩疑》，乃至並全經移易補綴，刪削原文；蒙元吳澄撰《易纂言》、《書纂言》、《春秋纂言》，語多杜撰，於經文複不免割裂點竄，故論者病其強悍耳。第六層言明初經義定於一尊，以至偏黨之弊也。蒙元延祐中定科舉法，用朱熹《易本義》、蔡沈《書集傳》，朱熹《詩集傳》、胡安國《春秋集傳》、鄭玄注《禮記》。明初承用蒙元制，《禮記》則去鄭注而代以陳澔《禮記集說》。永樂中又詔儒臣纂《四書五經大全》，空疏固陋，益甚于前，顧炎武所謂“《大全》出而經說亡”，實為此而發也。第七層言明代經說定於一尊之後，才智之士，摧破藩籬，自造新說，以至放肆之弊也。自宋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至明而淺陋益甚。物極必反，乃有擺脫羈絆，竟以臆說解經者，乘之而起。於是空疏不學，皆得名為經師。正德、嘉靖以後，說經之書目日多，益潰決而不可收拾。至於豐坊偽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世人亦莫之能辨矣。蓋放肆之極，必至於此也。第八層言清初諸儒力矯明末之病，經學得以復興，由是考證之風大振，不免流於煩瑣之弊也。自宋人以空言解經，漢唐注疏，棄同糟粕。蒙元及明以經義取士，天下學者埋頭講章，經學之湮晦者數百年。明亡，昆山顧炎武倡“經學即理學”之說，數朝積弊，為之一振。由是蕭山毛奇齡解《易》說《禮》，太原閻若璩治《尚書》，德清胡渭辨《易圖》，咸崇考證，開滿清經學之先聲。秀水朱彝尊、武進臧琳，更究心故訓，立滿清經學之基礎。其後吳、皖諸儒繼起，滿清經學乃臻于極盛。一人獨治一經，專著一書者，風起雲湧。末流所至，自不能免於煩辭瑣碎之弊也。第九層言漢宋之爭，“漢學”、“宋學”之名，初見於此。其後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於是門戶之間，牢不可破，彼此攻詰，視同水火。龔自珍曾致書江藩，認為《漢學師承記》“立名有十不安”，且勸其改書名為《國朝經學師承記》，亦調和之論矣。第十層言治經學之基本法則，然通觀《提要》全書，於評定學術高下，審斷著述精粗之際，仍多揚漢抑宋之辭。蓋習尚移人，賢者不免。且紀昀學術根柢，仍在考證。有所軒輊，不足怪也。第十一層言經部分類，此承《漢書&#8226;藝文志》、《隋書&#8226;經籍志》之舊目而稍作變通耳。《漢志》序六藝為九種，即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也。《隋志》益以圖讖為十類。《漢志》有“五經雜議”，入孝經類，《隋志》附五經總義於論語類，四庫則以五經總義自為一目，廣《論語》為四書，不列圖讖，故仍為十類。

（一）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于《春秋》，莫詳于《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未。聖人觀其始未，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本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為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二）司馬光《通鑒》，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為《長編》，後為《考異》。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其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為草卷，以四丈為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光作《通鑒》，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燾《巽嚴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鑒》草藁盈兩屋（案：燾集今已佚，此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述其父廷鸞之言）。今觀其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必有故矣。（三）今總括群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諜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四）考私家記載，惟宋明两代為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五）然雖有疑獄，合眾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參眾說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棣《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質也；趙與時《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騢》一書，誣謗文彥博、范仲淹諸人。晁公武以為真出梅堯臣，王銍以為出自魏泰，邵博又證其真出堯臣，可謂聚訟，李燾卒參互而辨定之，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史部諸書，自鄙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有稗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之矣。（史部總敘）

史部總敘共分五層，第一層言史傳主于記事，苟無事實記載，則是非善惡，不可空言而定。因發明《經》《傳》相為表裏之意，深斥空言說經之非。漢儒尚昌言不可舍《傳》以求《經》，四庫館臣所指責者，乃唐宋以來經生耳。第二層言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歷時十九年，先有《叢目》《長編》兩程式，其自言“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則當日涉覽之廣博，剪裁之煩勞，用力之勤懇，可以想見。即如五胡十六國，事蹟最為紛亂錯雜，而《資治通鑒》所述，條理秩然。故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可見其功力之深。第三層總括史部內容，《漢志&#8226;六藝略》無著錄史籍之類，而以《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及《漢大年紀》之屬，附於《春秋》之後，良以其時史籍無多，不煩別立一門也。其後記事之書日繁，乃不得不自成一類。然如西晉荀勖《中經新簿》以史籍為丙部，東晉李充《晉元帝時書目》又改為乙部，蕭梁阮孝緒《七錄》有《記傳錄》以統史傳，《隋書&#8226;經籍志》始明標“史部”之名，複分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十三目。其後歷代史志，遞有增損進退。《舊唐書&#8226;經籍志》、《新唐書&#8226;藝文志》同分為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亦十三目，而稍有不同。《宋史&#8226;藝文志》所異於前者，惟別史、史鈔兩目為新立耳。此外公私書錄，分別史目，皆大同小異，略有出入。第四層言宋明兩代私家記載之流弊，兩宋新舊党爭，明朝閹黨與東林黨，互相攻擊之時，醜詆謾駡，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唆使文士造為短書小冊以播之遐邇，於是記事之作遂繁，仍附諸史部。顛倒是非，多不可信，故四庫館臣拈出言之。第五層言偽書雖行於世，然能多方取證以證斷之，亦無由以熒惑眾聽也。《南遷錄》一卷，舊題金朝張師彥撰，紀金愛王大辨據五國城及蒙元圍燕，貞祐遷都汴京之事，與《金史》多牴牾不合，宋朝趙與時《賓退錄》卷三辨其偽。《碧雲騢》一卷，《文獻通考&#8226;經籍考》卷四十四引李燾之語，詳辨其非出自梅堯臣可知。

（一）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二）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别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為繼，或古無其目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三）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奸宄（guǐ）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经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農、黄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遊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群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萃，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有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四）夫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俱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其有不合于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jiān）蒯（kuǎi）；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取而慎取之爾。（子部總敘）

子部總敘共分四層，第一層言子書來源，周秦百家之書，不皆親自撰述，多由門人後學錄其言行，綴輯成書，故名其書曰某子。統百家而為言，則稱諸子；其所撰述，則稱子書。第二層言子書分類，此始于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分諸子為陰陽、儒、墨、法、名、道等六家，《漢志&#8226;諸子略》本劉歆《七略》分諸子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漢武帝時表章儒術，罷黜百家之政策得以實行，以董仲舒鼓吹之力為多。諸子百家之書佚而不傳，傳而後莫為繼者，見於《漢志》、《隋志》。至於古無其目而今增者，如《漢志》止有道家而無釋家，今《提要》依阮孝緒《七錄》別增釋家類。古各為類而今合者，如《鬻子》一卷、《鶡冠子》三卷，《漢志》皆入道家；《尹文子》一卷、《公孫龍子》三卷，《漢志》皆入名家；《墨子》十五卷，《漢志》入墨家；《慎子》一卷，《漢志》入法家；《鬼穀子》一卷，《隋志》入縱橫家；是皆古各為類，今《提要》均併入雜家類。第三層總括子部內容，《提要》參考歷代史志，私家簿錄，增損而分合之，厘定為十四類。《隋志》分子部為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醫方十四類，《提要》惟合名、墨、縱橫於雜家，天文、歷數並而為一，易五行為術數，新立藝術、譜錄、類書、釋家四類。四庫館臣于此諸類先後次序，亦考慮至為審密。第四層言經史乃學問根柢，儒家固可與經史旁參，其他諸家，亦各有所長，不能盡廢也。四庫之中，惟子史最為浩博，亦最為蕪雜，雖有冗濫之弊，亦有助於資考證、廣學問者，明此方能博收慎取，以通萬方之略矣。

（一）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餘也。（二）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見貫休《禪月集》。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詞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剪刈巵言，別裁偽體，不必以猥濫病也。（三）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詠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唱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孚眾議，而履霜有漸，已為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歇，公論終明，巋（kuī）然而獨存者，《文選》、《玉台新詠》以下數十家耳。（四）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鐘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為推闡；詞場恩怨，亙古如斯。冷齊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餘釁，報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別白存之，各核其實。（五）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六）大抵門户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gū）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為察相，而以殺楊繼盛為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尠（xiǎn）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為文體計也。（集部總敘）

集部總敘共六分層，第一層言集部分類及淵源，《漢志&#8226;詩賦略》僅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十六篇，以及其他諸家賦共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為屈賦之屬，而無楚辭之名。自劉向錄屈宋諸賦為一集，定名楚辭，實為總集之祖，敘文謂“楚辭最古”、“總集次之”，蓋就後出總集言之耳。第二層言楚辭與別集情況，古人本無意以能文立名，雖有所作，皆不自題姓名。故秦王始見《孤憤》、《五蠹》之篇而不知出於韓非；漢武讀《子虛賦》而不知為司馬相如所作。名且不自標記，更無收拾篇章之舉。由漢武帝遣人求司馬相如遺書及魏文帝詔求孔融文章之事，可知古人于所為文，不自愛重如此，更不足以言編次矣。至前漢始有詞人，然學與文未分，如司馬相如、揚雄之儔，俱以實學名于時，相如有《凡將篇》，揚雄有《訓纂篇》，並著錄於《漢志》，皆古小學名家，非僅擅長詞賦而已。至後漢以下，詞人始盛，《後漢書》遂分立《儒林傳》與《文苑傳》，然尚未有自編所為文辭以成一集者。故《隋志》集部所錄別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自荀況、宋玉下逮兩漢魏晉六朝諸家之集，叢雜猥多，大抵由後人集成編者也。六朝蕭齊張融自編所為文成《玉海集》十卷，乃自編文集之始。其時書皆手寫，傳鈔至難，故流傳尚不能廣。至李唐雕版術興，刊佈捷便，文辭易於行世，篇什富於前時。下曆宋元明清，作者多如牛毛，其名集之例，或以官階，或以郡望，或以別號，或以諡稱。而以齋、館、亭、園自名其集者，尤不可勝數。然別集既多，瑕瑜互見，自可審辨良莠，區別處理，不必概加鄙棄也。第三層舉例言總集情況，東晉王羲之等有《蘭亭集》，西晉潘岳有《金穀詩集序》，今已佚，《唐志》有溫庭筠、段成式、余知古等《漢上題襟集》十卷，李唐陸龜蒙編有與皮日休、崔璞唱和之《松陵集》，殷璠編同鄉十八人之詩為《丹陽集》，元結編友好及弟融七人之詩二十四首為《篋中集》，是皆私門敦好，有意揄揚，自不免聲氣標榜。蕭梁昭明太子蕭統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詩文成《文選》六十卷，陳朝徐陵選錄蕭梁以前之詩為《玉台新詠》十卷，但分門類，不事品題，而遺佚篇章賴之保存者不少。總集之編次，斯為上乘，故後編總集，多沿其體。第四層言詩文評情況，論文之作，以蕭梁劉勰《文心雕龍》最著；評詩之作，以蕭梁鐘嶸《詩品》為最著。沈約實僅言四聲，至唐始有八病之目，宋人又加以發揮。沈約有大名于齊梁間，當時撰述之士，皆欲得其一言以為重。史稱沈約未褒《詩品》，鐘嶸怒而列其中品，序中深詆聲律之學。其于《文心》則常陳諸幾案，從而推闡之。宋僧惠洪及識黃庭堅，《冷齋夜話》稱引元祐諸人十之八，而語及黃氏者尤多。宋朝葉夢得出自蔡京之門，《石林詩話》論詩推重王安石而陰抑元祐諸人。第五層言詞曲情況，填詞多依前人之調為之，故稱倚聲。詞極盛于兩宋，名家輩出，流派亦多。此處舉周柳、蘇辛，特約略言之耳。第六層言講學與論文的門戶之見，講學家門戶之爭，始于趙宋而盛于朱明，自朱熹撰《伊洛淵源錄》即已發其端。論文之有門戶，亦以明人為甚。如艾南英之于王世貞，深惡痛絕，勢不兩立，攻詆之詞，自不免過激耳。至於錢謙益，則因《初學集》、《有學集》以語涉誹謗，板被禁毀。四庫既未著錄其著述，撰敘文又假論及《列朝詩集》耳抨擊加劇，非定評也。四庫館臣雖于品評朱明諸家之集有意持平，既揚其長，複揭其短，然逞愛憎之私，失是非之公，亦于此畢現矣。

第四講 經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易類&#8226;小敘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以風謠，《禮》寓以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蔔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蔔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璦、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援以入《易》，故《易》愈繁，夫六十四卦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經因象立教者為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為條論，具列于左。
　　書類&#8226;小敘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昔疏今密，其勢則然，然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並蓄，以證異同，若夫劉向記《酒誥》《詔誥》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班固牽《洪范》於《洛書》，諸儒並及《河圖》，支離，淆經義矣，故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非解經之正軌者，鹹無取焉。
　　詩類&#8226;小敘
　　詩人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眾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義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底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挽續之明證，即成伯瑍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膺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為偏見，今參稽眾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采，並錄存之，以消融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采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禮類&#8226;小敘
　　古稱議禮如聚頌，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頌。《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毋庸聚頌，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偽，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三禮並立，亦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逾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製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可焉。
　　春秋類&#8226;小敘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並立於世，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谷梁勝，孫複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羊谷梁月日利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公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春秋是其射覆矣，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路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且實有征，平易為本者為本，其瑕玉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游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以之中，惟易包眾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經類&#8226;小敘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候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候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騤注、應辰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系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禦注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鄭之言為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注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勝之事也。
　　五經總義類&#8226;小敘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詁皆各自為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議》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群經，蓋覺其未安而采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不見為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采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複斥其不通語見沈廷芳所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亂也，考隋志于統說諸經不別為部分，然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並五以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准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中自為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經及傳經諸圖，並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四書類&#8226;小敘
　　論語孟子舊各為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為令甲，則自元佑延複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遂為一家，既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為之賦，迨立名曰楚辭，楚辭遂亦為一家，元邱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經以四書為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為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別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不去飯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帙並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所其名焉。
　　樂類&#8226;小序
　　沈約稱《樂經》亡于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雲有《樂經》《隋&#8226;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于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為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義至精，故尊其教於經。而後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豔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緻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為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母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
　　小學類&#8226;小敘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8226;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四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隋&#8226;志》增經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並參列，而小學益多岐矣，考訂源流，惟《漢&#8226;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家，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蒙求》之屬，隸屬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詁，《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屬兩家者，則各以所重為主如、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實字書，袁子讓《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

第五講 史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正史類&#8226;小敘
　　正史之名見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有一，皇上欽定明史，又詔增舊唐書為二十有三，近搜羅四庫，薛據正舊五代史得裒集成編，。欽稟睿裁與歐陽修書並列，共為二十有四，今並從官本校錄，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今典，莫敢私增，所由與稗官野記異也，其他訓釋音義者，如史記索引之類，掇拾遺闕者，如補後漢書年表之類，辨正異同者，如新唐書糾謬之類，校正字句者，如兩漢補遺刊誤之類，若別為編次，尋檢為繁，即各附本書，用資參證，至宋遼金元四史譯語，舊皆舛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視此，以考校纏訂自正史始，謹發其凡於此。
　　編年類&#8226;小敘
　　司馬遷改編年為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為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其不列為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今仍搜羅遺帙，次於正史，俾得相輔而行，隋志史志有起居注一門，著錄四十四部，舊唐書載二十九部，並實錄為四十一部，新唐書載二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傳六卷，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傳雖編次年月，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為信史，實惟存溫大雅一書，不能自為門目，稽其體例，亦屬編年，今併合為一，猶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之意也。
　　紀事本未類&#8226;小敘
　　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鑒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夫事例相循，其後謂之因，其初皆起於創，其初有所創，其後不能不因，故未有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即紀傳亦創，編年亦創，既有是體以後，微獨編年相因，紀傳相因，即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眾，遂於二者之外別立一家，今以類區分，使自為門目，凡一書備眾事之本末者，總匯於此，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者，亦並著錄，若夫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不列於此焉。
　　別史類&#8226;小敘
　　《漢書&#8226;藝文志》無史名，《戰國策》、《史記》均附見於《春秋》，厥後著作漸繁，《隋&#8226;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諸目。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則列諸雜史，義未安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創立別史一門，以處上不至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義例獨善，今特從之，蓋編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屬編年，皆得類附，《史記》、《漢書》以下，已列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東觀漢記》、《東都事略》、《大金國志》、《契丹國志》之類，則互取證明，《古史》、《續後漢書》之類，則檢校異同，其書皆足相輔，而其名則不可以並列，命曰別史，猶大宗猶有別子雲爾，包羅既廣，六體兼存，必以類分，轉形瑣屑，故今所編錄，通以年代先後為敘。
　　雜史類&#8226;小敘
　　雜史之目，肇于《隋書》，蓋載籍既繁，難於條析，義其乎兼包眾體，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遺記》，《汲塚》、《璅語》，得與魏《尚書》、梁《實錄》並列不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說，著書有體，焉可無分，今仍用舊文，立此一類，凡所著錄，則務示別裁，大抵取其事系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未，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祗一家之私記，要期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雲爾，若夫語神怪，供詼啁，裏巷瑣言，稗官所述，則別有雜家小說家存焉。
　　詔令奏議類&#8226;小敘
　　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別集，夫渙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為褻，尚書誓誥，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為一門，亦居集末，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未，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並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
　　傳記類&#8226;小敘
　　紀事始者稱傳記始黃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則《晏子春秋》即是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輿乎，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所引至繁，蓋魏晉以來，作者彌多，諸家注錄，體例相同，其參錯混淆，亦如一軌，今略為區別，一曰聖賢，如《孔孟年譜》之類，二曰名人，如《魏鄭公諫錄》之類，三曰總錄，如《列女傳》之類，四曰雜錄，如《驂鸞錄》之類，其杜大圭《碑傳琬琰集》、蘇天爵《名臣事略》諸書，雖無傳記之名，亦各核其實，依類編入，至安祿山、黃巢、劉豫諸書，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蕕同器，則從判臣諸傳附載史末之例，自謂一類，謂之曰別錄。
　　史鈔類&#8226;小敘
　　帝魁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取百篇，此史鈔之祖也，宋志始立門，然隋志雜史類中有史要十卷，注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又人三史略二十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嗣後專鈔一史者，有葛洪《漢書鈔》三十卷，合鈔眾史者，有阮孝緒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則其來已古矣，沿及四代，又增四例，通鑒總類之類，則離析而編纂之。十七史詳節之類，則簡汰而刊削之，史漢精語之類，則采摭文字而存之，兩漢博聞之類，則割裂詞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彌衍遺風，趨簡易，利剽竊，史學荒矣，要其含咀英華，刪除冗贅。即韓愈所所稱記事提要之義，不以未流蕪濫責及本始也，博取約存，亦資循覽，若倪思《班馬異同》，惟品文字，婁機《班馬字類》惟明音訓，及《三國志文類》，總匯文章者，則各從本類，不列此門。
　　載記類&#8226;小敘
　　五馬南浮，中原雲擾，偏方割據，各設史官，其事蹟亦不容泯滅，故阮孝緒作《七錄》，偽史立焉，隋志改稱霸史，文獻通考則兼用二名，然年祀綿邈，文籍散佚，當時僭撰，久已無存，存於今者，大抵後人追記而已，曰霸曰偽，皆非其實也，案後漢書班固傳，稱撰平林新市公孫述事為載記，史通亦稱平林下江諸人東觀列為載記，又晉書附敘十六國亦雲載記，是實立乎中朝以敍述列國之名，今採錄吳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亂遺跡者，准東觀漢記，晉書之例總題曰載記，於義為允，惟越史略一書為其國所自作，僭號紀年，真為偽史，然外方私記，不過附存以聲罪示殊足昭名分，固毋庸為此數卷別為區目焉。
　　時令類&#8226;小敘
　　《堯典》首授時，舜初受命，亦先齊七政，後世推步測算，重為專門，已別著錄，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節者，則有時令諸書，孔子考獻徵文，以小正為尚存夏道，然則先王之政，茲其大剛歟，後世承流，擄有撰述，大抵家家日用，閭閻風俗為多，與禮經所載小異，然民事既王政也，淺識者岐視之耳，至於選詞章，隸故實，誇多鬥靡，濅失厥初，則踵事增華，其來有漸，不獨時令一家為然，汰除鄙倍，采擇典要，亦未始豳風月令之遺矣。
　　地理類&#8226;小敘
　　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誌頗涉古跡，蓋用山海經例，太平環宇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誌書之濫觴，元明以後，體例相沿，列傳侔乎家牒，藝文溢於總集，末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誇飾，以侈風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禎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誌織錦璿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然踵事增華，勢難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擇尤雅者錄之，凡蕪濫之編，皆斥而存目，其編類，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跡，次雜記次遊記，備考核也，次外記，廣見聞也，若夫山海經，十洲記之屬，體雜小說，則各從其本類，茲不錄焉。
　　職官類&#8226;小敘
　　前代官制史多著錄，然其書恒不傳，南唐書徐鍇傳稱後主得齊職制，其書罕見，惟鍇知之，今亦無舉其名者，世所稱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蓋建官為百度之綱，其名品職掌，史志必撮舉大凡，足備參考，故本書繁重，反為人所倦觀，且惟議政廟堂，乃稽舊典，其間如元豐變法，事不數逢，故著述之愛，或通是學而無所用，習者少而傳者亦稀焉，今所採錄，大抵唐宋以來，一曹一司之舊事，與敬戒訓誥之詞，今纏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勸官方，明人所著，率類州縣誌書則等之自鄶矣。
　　政書類&#8226;小敘
　　志藝文者有故事一類，其間祖宗創法，奕葉慎守，是為一朝之故事，後鑒前師，與時損益者，是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錄，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載漢武故事，濫及稗官，唐志載魏文貞故事，橫牽家傳，循名誤例，義例殊乖，今總核遺文，惟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入於斯類，經符周官故府之遺，至儀注條格，舊皆別出，然均為成憲，義可同歸，惟我皇上製作日新，垂謨策府，業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襲舊名，考錢溥《祕閣書目》有政書一類，謹據以標目，見綜括古今之意焉。
　　目錄類&#8226;小敘
　　鄭元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仿也，其有解題，胡應麟《經義會通》謂始于唐李肇案漢書錄七略書名，不過一卷，而劉氏七略別錄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題而何，隋志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序，推尋事蹟，自是以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其文甚明，應麟誤也，今所傳者，以崇文總目為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並准為撰述之式，惟鄭樵做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並建議廢祟文總目之解題，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因之，自是以後，遂兩體並行，今矣兼收，以資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學，宋志乃附目錄，今用宋志之例，並列此門，而別為子目，不使與經籍相混淆。
　　史評類&#8226;小敘
　　春秋筆削，議而不辨，其後三傳異詞，史記自為序贊，以著本旨，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班固複異議焉，此史論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體，如劉知已倪思諸書，非博覽精思不能成帙，幫作者差稀，至於評騭舊聞，抨彈往跡，則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書動至漢牛，又文士立言，務求相勝，或至鑿空生義，僻謬不情，如胡寅讀史管見，譏晉元帝不復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叢生，亦惟此一類為勝，我皇上綜括古今，折衷眾論，欽定評鑒闡要，及全韻詩昭示來茲，日明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讕語，原可無存。以古來著錄舊有此門。擇其篤實近理者，酌錄數家用備體裁雲爾。

第六講 子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儒家類&#8226;小敘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而己，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模擬尼山，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脫克脫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自二派，筆直舌交攻，自時闕後，天下惟朱陸交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延至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聖門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關閩為宗，而依附門牆，藉詞衛道者，則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廢所長，惟顯然以佛語解經者，則斥入雜家，凡以風示儒者無植黨，無近名，無大言而不慚，無空談而鮮用，則庶幾孔孟之正傳矣。
　　兵家類&#8226;小敘
　　《史記&#8226;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證，然風後以下，皆出依託，其間孤虛王相之說，雜以陰陽五行，風雲氣色之說，又雜以占候，故兵家恒與術數相出入，術數亦恒與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當以孫子吳子司馬法為本，大抵生聚訓練之術，權謀運用之宜而已，今所採錄，惟以論兵為主，其餘雜說，悉別存目，古來偽本流傳既久者，詞不害理，亦並存以備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為猥雜，惟擇其著有明效，如戚繼光《練兵實效》者列於篇。
　　法家類&#8226;小敘
　　刑名之學，起于周季，其術為聖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于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于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鑒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減其籍，乃善於放絕者歟？至於凝幪所編和凝、和蒙父子相繼撰《疑獄集》，闡明疑獄，桂吳所錄桂萬榮、吳訥相續撰《棠陰比事》，矜慎祥刑，並義取持平，道資弼教，雖類從而錄，均隸法家，然立議不同，用心各異，于虞廷欽恤，亦屬有裨，是以乃准舊史，錄此一家焉。
　　農家類&#8226;小敘
　　農家條目至為蕪雜，諸家著錄，大抵輾轉旁牽，因耕而及《相牛經》，因《相牛經》而及《相馬經》、《相鶴經》、《鹿經》、《蟹錄》至於《相貝經》，而《香譜》、《錢譜》相隨入矣。因五穀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譜》、《荔枝譜》、《桔譜》至於《梅譜》、《菊譜》，而唐昌《玉蕊辨證》、《揚州瓊花譜》相隨入矣，因蠶桑而及《茶經》，因《茶經》及《酒史》、《糖霜譜》，至於《疏食譜》，而《易牙遺要》、《飲膳正要》相隨入矣，觸類蔓延，將因四民月令而及算術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風角鳥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問靈樞乎，今逐類汰除，惟存本業，用以見重農貴粟，其道至大，其義至深，庶幾不失豳風無逸之初旨，茶事一類，農家稍近，然龍圖鳳餅之制，銀匙玉之華，終非耕織者所事，今亦別入譜錄類，明不以末先本也。
　　醫家類&#8226;小敘
　　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然儒有定理而醫無定法，病情萬變，難守一宗，故今所序錄，兼眾說焉，明制，定醫院十三科，頗為繁碎，而諸家所著，往往以一書兼數科，分隸為難，今通以時代為次，漢志醫經經方二家，後有房中神仙二家，後人誤讀為一，故服餌導引，岐途頗雜，今悉刪除，周禮有獸醫，《隋志》載《治馬經》等九家，雜列醫書間，今從其例，附錄此門，而退置於末簡，貴人賤物之義也，《太素》、《脈法》，不關治療，今別收入術數家，茲不著錄。
　　天文演算法類&#8226;小敘
　　三代上之製作，類非後世所及，惟天文演算法則愈闡愈精，容成造術，顓頊立制，而測星紀閏，多述帝堯，在古初已修改漸密矣，洛下閎以後，利瑪竇以前，變化不一，泰西晚出，頗異前規，門護構爭，亦如講學，然分曹測驗，具有實征，終不能指北為南，移昬作曉，故攻新法者至國初而漸解焉，聖祖仁皇帝禦制數理精蘊諸書，妙契天元，精研化本，於中西兩法權衡歸一，垂範億年，海宇承流，相推衍，一時如梅文鼎等，測量撰述，亦具有成書，故言天者至於本朝，更無疑義，今仰遵聖訓，考校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變，古來疏密，嫠然具矣，若夫占驗禨祥，率多詭說，鄭當再火，裨龜先誣，舊史各自為類，今亦別入之術數家，惟算術天文相為表理，明只藝文志以算數小學類，是古之算數，非今之算術也，今核其實與天文類從焉。
　　術數類&#8226;小敘
　　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傳以雜說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務究造化之源者，是為數學，星土雲物，見於經典，流傳妖妄，浸失其真，然不可謂古無其說，是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雜，不可殫名，史志總概以五行，今參驗古書，旁近及近法，析而別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書相書，並而合之者一，曰陰陽五行，雜技術之有成書者，亦別為一類附焉，中惟數學一家為易外別傳，不切事而猶近理，其餘皆百偽一真，相煽動，必古無是說，亦無是理，固儒者之迂談，必謂今之術士能得其傳，亦世俗之或志，徒以冀福畏禍，今古同情，趨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彌變彌夥，然眾志所趨，雖聖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可也。
　　 藝術類&#8226;小敘
　　古言六書，後明八法，於是字學書品為二事，左圖右史，畫亦古義，丹青金壁，漸別為賞鑒一途，衣裳制而纂組巧，飲食造而陸海陳，踵事增華，勢有馴致，然均與文史相出入，要為藝事之首也，琴本雅音，舊列樂部，後世俗工撥捩，率造新聲，非複清廟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體之一，自漢白元朱，務矜鐫刻，與小學遠矣，射義投壺，載于戴記，諸家所述亦事異禮經，均退列藝術，於義差允，至於譜博弈，論歌舞，名品紛繁，事皆瑣屑，亦並為一類，統曰雜技焉。
　　譜錄類&#8226;小敘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後並為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目，有增減，亦不相甚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隸，六朝以後，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隋志譜系，本陳族姓，而未載竹譜錢圖，唐志農家，本言種植，而雜列《錢譜》、《相鶴經》、《相馬經》、《鷙擊錄》、《相貝經》、《文獻通考》亦經通考入農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無類可歸，又複窮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於是別類殊名，鹹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諸雜書無可系屬者，門目既繁，檢尋亦病於瑣碎，故諸物以類相從，不更以時代次焉。
　　雜家類&#8226;小敘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為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宜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穀子》一書，亦別立標目，自為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于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利為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敍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類書類&#8226;小敘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史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皇覽》始于魏文，晉荀《中經部》分隸何門，今無所考，《隋志》載入子部，當有所受之，歷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然無所取義，徒事紛更，則不如仍舊貫矣，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注書者利於剽竊，轉輾裨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佚，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得以托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璣斷璧，至捃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其專考一事，如同姓名錄者，別無可附，皆入之類書，亦今仍其例。
　　小說家類&#8226;小敘
　　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8226;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于武帝時矣，故伊尹說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託也《漢書&#8226;藝文志》注凡不注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問》雜陳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說家言。而《漢&#8226;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誼《新書》《保傅篇》中先引之，則其來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敍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徙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釋家類&#8226;小敘
　　梁阮孝緒作《七錄》以二氏之文別錄于末，隋書尊用其例，亦附於志末，有部數卷數而無書名，舊唐書以古無釋家遂並佛書入道家頗乖名實，然惟錄諸家為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經典，則其義可從，今錄二氏於子部末，用阮孝緒例，不錄經典，用劉煦例也，諸志皆道先於釋，然魏書已稱釋老志，七錄舊目載于釋道宣《廣弘明集》者，亦矣釋先於道，故今所敘錄，以釋家居前焉。
　　道家類&#8226;小敘
　　後世神怪之跡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教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于清淨自持，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戎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練入之，張魯立教，符錄入之，北魏寇謙之又以齋醮章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別，今亦無所事於區分，然觀其遺書，源流造變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第七講 集部分類提要及其舉例


　　楚辭類&#8226;小序
　　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經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其最著一篇，九歌發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隋志以楚辭別為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楊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補之朱子皆嘗續編，然補之書亦不傳，僅朱子書附刻集注後，今所傳者大抵注與音耳，注家由東漢至宋，相補苴，無大異詞，迨于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補綴，言人人殊，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詞賦矣，今並刊除，杜竄亂古書之漸也。
　　別集類&#8226;小敘
　　集者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眺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者，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曆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可不傳者，則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異也，今於無代以前，凡訟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恒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礫並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雲爾。
　　總集類&#8226;小敘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路放佚，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幫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其書雖佚，其論尚散見藝文類聚中，蓋分體編錄者也，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兩途，然文質相扶，理無偏廢，各明一義，未害同歸，惟末學循聲，主持過當，使方言俚語，俱入詞章，麗制鴻篇，橫遭嗤點，是則並真德秀本旨之失耳，今一一別裁，務歸中道，至明萬曆以後，儈魁漁利，坊刻彌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並無門徑之可言。姑存其目，為穴濫之戒而已。
　　詩文評類&#8226;小敘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于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傑本事詩旁采故實，劉頒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除糟泊，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以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于文章歟？
　　詞曲類&#8226;小敘
　　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品厥頗卑，作者費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為俳優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終，詞曲兩家，又略分甲乙。詞為五類，曰別集、曰總集、曰詞話、曰詞譜、曰詞韻。曲則惟錄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韻，而曲文則不錄焉。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可訓也。

周萌簡介
周萌，1977年生，字承憲，號普寂，又號涳濛。其文自稱：“涳濛道人，生于後70年代。聞讀書即生厭，論遊冶則傾心。恨不如家父之孔武，惜不得衙內之風標。常念蘇子“人生讀書憂患始”，益知世間“無災無難到公卿”。
又滄粟君撰其簡述，云：“為人面冷心熱，有書卷氣,名士風流。堅持大學&#39;精英主義&#39;教育。多詩詞創作，習小山、少遊遺風，精麗巧制，委婉愁郁。求之于其詩，“輕彈錦瑟紅顔醉”差強近之！惜其詩境偏隘，才氣略遜，未臻遊刃之境矣！”
觀涳濛君年不過而立，而文多文言，其文今較少時，愈顯蒼勁古樸，實多有可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