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的理論基礎

慈善事業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或缺的社會公益活動。即使再發達、再公平的社會，都會存在一些因天災人禍而導致的貧困群體，這些群體失去生存能力後，就需要社會公益機構進行救濟，如慈善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等。

慈善事業

那麼，慈善事業是一種怎樣的事業？慈善事業的理論基礎是什麼？本文將與您簡單探討一下。

慈善事業的內涵

要探討慈善事業的理論基礎，首先要了解慈善事業的內涵。

慈善事業的教科書式定義是，慈善事業是一種社會再分配的實現形式，是有益於社會與群體的社會公益事業，是政府主導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種必要的補充百科百度。這種定義是極為偏頗的，在下文中，我們將會看到，這種定義給中國慈善事業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

而對慈善事業較為直觀的理解是，慈善事業是一套巨大的利益輸送系統，其核心樞紐是慈善機構，通過將社會群體，或個人捐贈的物資收集起來，再輸送給社會中有需要的人。

以上關於慈善事業的解釋，雖然並不全面，卻是主流的認知，至於關係到其本質的定義，還需待到探討其理論基礎時，才能完全理解。

我國慈善事業的歷史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慈善事業的發展歷史。

我國慈善事業的歷史悠久，在古代的每個朝代，都有各種各樣的或政府或民間的慈善事業：濟貧、賑災、以及公益醫療救助等。

據記載，西周時期中央政府設立了大司徒一職，該職責之一是『以保息六養萬民』，【周禮·地官·司徒大第二·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所謂『保息六養萬民』，即是指保障民生休養生息。

其他朝代部分記載選摘如下：

【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後漢書·獻帝紀】：『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宋書·明帝紀】：『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

在宋朝時，政府的慈善事業已經十分完善發達：如『福田院』、『居養院』收容乞丐及殘疾人士；『安濟院』、『惠民藥局』救濟貧困病患；『漏澤園』扶助殯葬；『舉子倉』、『慈幼局』救濟孤兒等。

而古代民間的慈善事業主要表現為鄉紳的『濟賑』，如『施粥』『吃大戶』『社倉』『義莊』等，明清時期出現了『會館』模式。

現代慈善事業

雖然我國慈善事業的歷史悠久，所建立的慈善事業機制也是人類社會中最早出現的，但是我國的現代慈善事業卻深受西方慈善事業的影響，並且其發展程度遠不及西方社會。

現代慈善事業，即主要表現為物資資金物質的救濟，既有官方的慈善機構，也有民間的慈善基金會，如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華環保基金會、玉米愛心基金、一對一助學等，甚至有一些以商人、明星個人名義建立的慈善基金會，如李連杰壹基金、李嘉誠基金會、田家炳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等；除些以外，還有一些個人以不公開的形式直接向具體的社會群體捐助，如陳光標、古天樂、陳慧琳等。

古天樂捐助小學

近年藉助互聯網興起的新式慈善機構，其救濟方式顛覆了傳統模式，即利用網絡平台，直接向社會曝光需要救濟的人士，並利用該平台，向網友籌集捐款，如輕鬆籌、水滴籌等。

我國現代慈善事業與古代具有明顯的差異。首先，在政府慈善制度方面，從強制募捐變成了自願捐贈；其次，捐贈物資從以物質發放為主，過渡到了以資金發放為主；再次，對慈善事業的定性，從人文道德高度，下降為對分配製度不足的補充；最後，在義與利分離、重利不重義、慈善事業存在嚴重腐敗的大環境下，慈善事業在群眾心中變成：『企業家做慈善，不是傻子就是騙子』。

我國慈善事業中的一些問題

我國慈善事業近年不時曝出系列危及其正當性的問題，這是社會上對慈善事業的認知存在誤解，也是我國政府不作為的後果。

這些問題之嚴重，妨礙了我國慈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問題包括但不僅於：『貪腐』『詐捐』『冒充貧困人士』等。最出名的『貪腐』問題，是中國紅十字會的『郭美美事件』；而『詐捐』事件主要集中在明星群體，如互聯網上流傳廣泛的『楊冪詐捐』『章子怡詐捐』『成龍詐捐』事件均未經官方證實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等。

中國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

而一些公開數據顯示，我國慈善捐贈遠不及發達國家。

據中華慈善總會曾經公佈的一項統計數據，該機構獲捐的百分之七十物資來自國外及港台，而國內獲捐不到百分之十五。

2009年『慈善家排行榜』顯示，我國所有企業中，總資產逾千萬美元，且有過捐贈行為的，佔總體不到百分之一 。 相對於美國前五十名慈善家總捐款平均每年約130億美元，我國所有慈善捐款平均每年剛超出1億美元。

據了解，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慈善活動監管不到位，慈善機構公信力微弱， 政府推行的鼓勵政策不足等，是制約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主要障礙。

慈善事業的一些問題

慈善事業問題成因及理論探討

誠如本文開頭所指，慈善事業實際上是一套利益輸送系統，而且涉及的金額巨大。在利益輸送的過程中，慈善機構對物資的管理如果不透明，或相關法規缺失，或社會監管不到位，足以誘發諸多腐敗問題。

然而，筆者以為，這些僅僅是慈善事業諸多問題的次要成因，主要成因應該是公眾對慈善事業的不了解所導致。

所謂的『不了解』，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慈善活動的運作過程的信息了解不充分，對慈善事業缺乏信任；二是對慈善事業的不理解，導致人們普遍對慈善事業支持不足。

傳統上，人們對慈善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一，慈善事業只是政府用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物質財富再分配。這種理解不能說錯誤，但對慈善事業的認知會形成誤導。首先，政府可以利用慈善事業實現再分配，但是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是不可能的，而且，慈善事業的起源，並非出於實現社會物質財富的再分配。不管是政府慈善還是民間慈善，都不是為了對社會物質財富再分配而創造慈善事業的。其次，這種理解會導致人們誤解慈善事業的社會意義，將慈善事業誤解為對政府職能不足的補丁。

二，慈善事業的理論基礎，被局限於：儒家的天良慈善論、道家的水利萬物論、宗教的功德論、墨家兼愛論等，而這些理論，並不能證明慈善事業的必要性。但是我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慈善事業一直沒有中斷過，由此可以斷定慈善事業是必要的，那麼，充分證明慈善事業必要性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

筆者以為，有兩點：

第一，儒學的義利論；第二，易傳的厚德載物論。

因義取利，以義制利

儒學的義利論

儒學的義利觀，首先肯定了利的正當性，其次論述了利的擴展辦法。

儒學認為義利是對立統一的陰陽關係，其論述觀點有：『因義得利』『以義取利』『見利思義』『以義制利』等。

『因義得利』『以義取利』論述了利的增長辦法，就是『因義』『以義』。在文言文語境裏，『因』字的內涵與『以』字的內涵是可以互通的，都是『因義』的意思：『就着義』。也就是說，得的增長，要以義的擴展為依據。『見利思義』是指當『利』出現了增長時，一定想辦法擴展『義』，否則『利』會反過來縮減。『以義制利』是指『義』未得到擴展前，『利』都是被掣肘的。前兩個立論，是關於『利』與『義』的統一關係的論述，後兩個立論，是關於『利』與『義』的對立關係的論述。

儒學中關於義與利的論述，是符合現實的。同時儒家認為，事物只有保持義利平衡的中庸狀態，才能維持長久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發現，當一個商人從社會中獲得巨額利益，卻不思回饋社會，不想承擔更大的社會義務，反而千方百計將財產轉移到國外，則人們都會譴責這個商人是奸商，是漢奸。而輿論也會呼籲社會共同抵制該商人所有企業生產的商品，這正是『以義制利』的現實案例。

在此糾正一個社會上對儒家的普遍誤解：重農抑商。說儒家重農，是不可置否的，在古代的中國，農業是國家根基，也是民生根基，不重視農業，就是忽略根本，會導致社會動盪的，而且歷史上的起義，大多以土地高度集中為起因，以土地均分為終結。但要說抑商，筆者以為那是誤解。許多人認為儒家重義抑利，並由此認為儒家『重農抑商』，而依據也往往是以上四點。但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儒家關於義與利的關係，未曾論述為重義抑利，而是『相互消長，對立統一』。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為富不仁』行為的壓制，正是『見利忘義』後的『以義制利』。由此可見，儒學對義利關係的定位是合理的，而且未曾抑商。

易傳的厚德載物論

孔子注【易】所得的【周易·象傳】中有一個論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回報社會的慈善事業

這裏的『厚德載物』所論述的，是『德』與『物』之間的關係。即『德』越厚，載『物』愈多，而『德』薄時，就會『德不配位』。這裏『位』是指職能，而職能越高，所得的『物』越多，亦即：『德』薄『物』少。

這裏的『德』，可以理解為『義務』、『聲望』、『能力』、『學識』、『經驗』等；而『物』可以理解為『利益』、『物質』、『名譽』、『職責』、『優勢』等。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發現，當一個人的『德』不足以支撐起其所得到的巨額利益時，往往會被這些巨額利益所反蝕。而且『德』薄時，意圖求得更多的『物』，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因此，當人們在身負巨額物質利益時，為謀求安穩或更上一層樓，都會想方設法去積『德』。

結論

通過對以上兩個理論基礎的論述，我們發現慈善事業是絕大部分事業成功人士都應該去踐行的，而且經過這兩個理論的闡發，慈善事業的宗旨及實踐範圍都廣闊了很多。比如以往的慈善，旨在救濟扶貧，而一旦擴大為『厚德』，則慈善事業的活動範圍就廣闊得多，比如成立慈善基金，捐助學業科研，等。而政府在慈善事業的管理及引導方面，可以儘量與『社會義務』結合起來，也可以通過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去鼓勵慈善事業。

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淺探的兩個慈善事業的理論基礎，對於我國慈善事業的完善及踐行，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