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该如何理解?

编者按：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社会的根本特性之一。通俗而言，人文道德人伦是人类最基本的普遍价值观，其特性之一就是人文社会一体化，这个一体化，首先当然是人文文明的一体化，其次是基于人文王道的政治一体化。满清以降，大一统思想被空壳化，人文核心内容被虚无化之后，政治上的“人文王道”被简化“皇族”为执政党如今简化。野蛮民族通过暴力取得对人文社会的统治权后，为了美化、合法化政权，抹掉“不合理毫无人文野蛮民族、非法礼义不合”的特征，而刻意通过掌控学术话语权的方式，将相关的学说扭曲、伪化。大一统思想自三代开始，就以礼义为原则基础，虽然礼义的内涵各有所侧重，但从西周到春秋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春秋公羊传，就已经对大一统思想的礼义基础，体系化为人文王道，其政治基础则是民本，即后来总结的“启民智”、“民贵君轻”。本文对大一统思想的认知尚有一定的偏离，特此予以说明，希望对读者理解大一统思想能有扶正的意义。

最近学术界出现一种新动向，一股新潮流，用“大一统”来解读中国文化，将其看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

大一统思想

说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大一统”没问题，但一定要清楚，也正因为“大一统”非常核心，也导致其非常古老，历经了很多时代。也正因为其历经了很多时代，导致在不同的时代被混入了不同解释。因此，现在我们在说“大一统”时，就应该能够区分时代的影响和干扰，排除附加于其上的错误解读，而把握其不会随时代而变化的永恒真义。

不排除误解，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附加于其上的误解，而直接将中国文化归为“大一统”，将制造新的混乱。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大一统”的误解、曲解更是雪上加霜。

现代人对“大一统”的最大误解，将其理解为政权、政府意义上的，因此，“大一统”也必然是以武力、专制为基础的。当然，现代人可以给武力和专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好人对坏人的专制、人民对人民敌人的专制。

事实上，从根本上，“大一统”与政权、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是绝对地反武力、反专制的。

从时间上来说，“大一统”的出现，远比政府、政权的出现为早，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就有了，而政府仅到黄帝之后才开始萌发，直至尧舜时期在开始成熟，真正成型则在夏朝。

但是，现代人则想当然地认为，“大一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真正实现。秦朝的建立也就当然被认为是“大一统”之真正起点。

既然真正的“大一统”的基础不是武力和专制，那么是什么？是共识性的意见，而且共识的形成则是来自双方或多方的协商，这种协商完全是自愿的、独立自由的。

“大一统”的“一”指的共识的形成过程，是自愿协商的求同存异过程，也是意见的曲同、统一过程。具体制度形式上来说，这种统一是契约式的，是契约式的统一。

大一统思想-中华文明的根柢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其中的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中国的上古时代，就是一个契约时代，整个社会依赖契约，而非政府来实现治理和秩序。这种契约秩序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中的“大”，并非是大小之大，而是大人之大，是大人。大人的基本职责是充当契约中介，为契约双方提供评理服务，帮助其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即实现统一、“一”。

因此，“大”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一”，或者直接说，就是“一”。

到了黄帝尧舜时期，当政府开始在中国出现时，大一统的契约文化已经在中国存在至少5000多年，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大一统”就成为约束政府的基本宪法，是政府得以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基石。这样“大一统”也成为政府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创造了“大一统”，而是“大一统”创造了政府。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是“大一统”的。而支撑，或者强迫政府不得不去“大一统”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理念和思维。

现在，我们要追溯和考察“大一统”的历史和内涵，所依据的资料已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文献，一种是现代社会之后所出现的新资料，包括中国之外文明历史的自由、人类学资料、考古资料。而在考古资料中又包括至为重要的甲骨文资料。

甲骨文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甲骨文语句中所记录的信息，而在于其字形结构中所记录的信息。

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是契约文字，其基本字形结构直接继承了契约时代的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书契符号和大人符号。当甲骨文造字者在使用这些契约符号去设计字形时，实际就是在构思一篇文章，当时的理念就是被注入到字形之中，其中就包括至关重要的“大一统”理念。

然而，甲骨文的这方面的价值至今依然未被世人发现，甚至压根没有认识到。

从传统文献上看，关于“大一统”的最重要讨论有三处。一处就是首次直接说出“大一统”这三个字的《公羊春秋》，另一处在出自《孟子》，第三处则是《周易》的“同人”卦。

《春秋》经文的开篇便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将“王正月”解读为“大一统”。

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

“元年春”和“王正月”实则是两套日期系统，“元年春”是鲁国的，“元年”指的当时鲁国国君的元年，即即位的第一年，此国君便是鲁隐公，也是《春秋》中的第一位鲁国国君。“王正月”则周的日期系统。

《春秋》本为鲁国史，但日期系统却记录了两套，在鲁国自身的之外，又加上了周朝的，显然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和服从。这同时也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并无真正完全统一的日期系统，每国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日期系统。其记年是独立的，只是在记日和记月上接受和遵循周国。

但是，无论如何，在日期系统上，已经实现了相对的统一，周国的日期在记月和记日系统被整个中国当成标准。而《公羊传》将这一点解读为“大一统”。也就是说，这个“大一统”，是基于日期系统的。日历系统是技术上，而非政权上的，这里实际上包含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当明白契约时代契约式的日期系统就会明白这一点。

遗憾的是，《公羊传》本身并未对“大一统”的具体含义做进一步解释。而后人的解释，则是基于政权的，将集权和暴力专制当成“大一统”的必然元素。

也可以说，对“大一统”的误解和曲解，恰恰就是从《春秋公羊》始。

大一统，是立天下之一，而统筹诸方。
儒家之大一统，以王道为一，生民为义，人道为公。故三代一统而两千载。
秦汉以降，法道坐大，以权为一，以法为义，以天道为公，虽有儒学之盛，而不能圣贤其内，反斥盈诡诈，实利好谋，上不正而下作乱。故后世之两千载，竟更替频繁，胡夷祸乱不堪。
东周虽败，春秋之国犹御胡，汉唐虽盛，王公竟引狼谋权。是宋明之盛，乃顷刻崩溃，权之祟也。又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