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思想該如何理解?

編者按：大一統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文社會的根本特性之一。通俗而言，人文道德人倫是人類最基本的普遍價值觀，其特性之一就是人文社會一體化，這個一體化，首先當然是人文文明的一體化，其次是基於人文王道的政治一體化。滿清以降，大一統思想被空殼化，人文核心內容被虛無化之後，政治上的『人文王道』被簡化『皇族』爲執政黨如今簡化。野蠻民族通過暴力取得對人文社會的統治權後，爲了美化、合法化政權，抹掉『不合理毫無人文野蠻民族、非法禮義不合』的特徵，而刻意通過掌控學術話語權的方式，將相關的學說扭曲、偽化。大一統思想自三代開始，就以禮義爲原則基礎，雖然禮義的內涵各有所側重，但從西周到春秋這一歷史時期，特別是春秋公羊傳，就已經對大一統思想的禮義基礎，體系化爲人文王道，其政治基礎則是民本，即後來總結的『啟民智』、『民貴君輕』。本文對大一統思想的認知尚有一定的偏離，特此予以說明，希望對讀者理解大一統思想能有扶正的意義。

最近學術界出現一種新動向，一股新潮流，用『大一統』來解讀中國文化，將其看成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

大一統思想

說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是『大一統』沒問題，但一定要清楚，也正因爲『大一統』非常核心，也導致其非常古老，歷經了很多時代。也正因爲其歷經了很多時代，導致在不同的時代被混入了不同解釋。因此，現在我們在說『大一統』時，就應該能夠區分時代的影響和干擾，排除附加於其上的錯誤解讀，而把握其不會隨時代而變化的永恆真義。

不排除誤解，或者壓根沒有意識到附加於其上的誤解，而直接將中國文化歸爲『大一統』，將製造新的混亂。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對『大一統』的誤解、曲解更是雪上加霜。

現代人對『大一統』的最大誤解，將其理解爲政權、政府意義上的，因此，『大一統』也必然是以武力、專制爲基礎的。當然，現代人可以給武力和專制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好人對壞人的專制、人民對人民敵人的專制。

事實上，從根本上，『大一統』與政權、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也是絕對地反武力、反專制的。

從時間上來說，『大一統』的出現，遠比政府、政權的出現爲早，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就有了，而政府僅到黃帝之後才開始萌發，直至堯舜時期在開始成熟，真正成型則在夏朝。

但是，現代人則想當然地認爲，『大一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才真正實現。秦朝的建立也就當然被認爲是『大一統』之真正起點。

既然真正的『大一統』的基礎不是武力和專制，那麼是什麼？是共識性的意見，而且共識的形成則是來自雙方或多方的協商，這種協商完全是自願的、獨立自由的。

『大一統』的『一』指的共識的形成過程，是自願協商的求同存異過程，也是意見的曲同、統一過程。具體制度形式上來說，這種統一是契約式的，是契約式的統一。

大一統思想-中華文明的根柢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中的結繩和書契，都是契約，中國的上古時代，就是一個契約時代，整個社會依賴契約，而非政府來實現治理和秩序。這種契約秩序就是『大一統』。

『大一統』中的『大』，並非是大小之大，而是大人之大，是大人。大人的基本職責是充當契約中介，爲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幫助其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形成一致性的意見，即實現統一、『一』。

因此，『大』的作用就是幫助實現『一』，或者直接說，就是『一』。

到了黃帝堯舜時期，當政府開始在中國出現時，大一統的契約文化已經在中國存在至少5000多年，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大一統』就成爲約束政府的基本憲法，是政府得以在中國存在的合法性基石。這樣『大一統』也成爲政府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說，不是政府創造了『大一統』，而是『大一統』創造了政府。這也意味著，中國歷史的政府從一開始就是『大一統』的。而支撐，或者強迫政府不得不去『大一統』的，是中國歷史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統』的理念和思維。

現在，我們要追溯和考察『大一統』的歷史和內涵，所依據的資料已經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文獻，一種是現代社會之後所出現的新資料，包括中國之外文明歷史的自由、人類學資料、考古資料。而在考古資料中又包括至爲重要的甲骨文資料。

甲骨文的重要之處，並不在於甲骨文語句中所記錄的信息，而在於其字形結構中所記錄的信息。

從根本上來說，甲骨文是契約文字，其基本字形結構直接繼承了契約時代的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書契符號和大人符號。當甲骨文造字者在使用這些契約符號去設計字形時，實際就是在構思一篇文章，當時的理念就是被注入到字形之中，其中就包括至關重要的『大一統』理念。

然而，甲骨文的這方面的價值至今依然未被世人發現，甚至壓根沒有認識到。

從傳統文獻上看，關於『大一統』的最重要討論有三處。一處就是首次直接說出『大一統』這三個字的【公羊春秋】，另一處在出自【孟子】，第三處則是【周易】的『同人』卦。

【春秋】經文的開篇便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將『王正月』解讀爲『大一統』。

大一統思想-春秋公羊傳

『元年春』和『王正月』實則是兩套日期系統，『元年春』是魯國的，『元年』指的當時魯國國君的元年，即即位的第一年，此國君便是魯隱公，也是【春秋】中的第一位魯國國君。『王正月』則周的日期系統。

【春秋】本爲魯國史，但日期系統卻記錄了兩套，在魯國自身的之外，又加上了周朝的，顯然表示對天子的尊重和服從。這同時也意味著當時的中國並無真正完全統一的日期系統，每國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日期系統。其記年是獨立的，只是在記日和記月上接受和遵循周國。

但是，無論如何，在日期系統上，已經實現了相對的統一，周國的日期在記月和記日系統被整個中國當成標準。而【公羊傳】將這一點解讀爲『大一統』。也就是說，這個『大一統』，是基於日期系統的。日曆系統是技術上，而非政權上的，這裡實際上包含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當明白契約時代契約式的日期系統就會明白這一點。

遺憾的是，【公羊傳】本身並未對『大一統』的具體含義做進一步解釋。而後人的解釋，則是基於政權的，將集權和暴力專制當成『大一統』的必然元素。

也可以說，對『大一統』的誤解和曲解，恰恰就是從【春秋公羊】始。

大一統，是立天下之一，而統籌諸方。
儒家之大一統，以王道爲一，生民爲義，人道爲公。故三代一統而兩千載。
秦漢以降，法道坐大，以權爲一，以法爲義，以天道爲公，雖有儒學之盛，而不能聖賢其內，反斥盈詭詐，實利好謀，上不正而下作亂。故後世之兩千載，竟更替頻繁，胡夷禍亂不堪。
東周雖敗，春秋之國猶御胡，漢唐雖盛，王公竟引狼謀權。是宋明之盛，乃頃刻崩潰，權之祟也。又稱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