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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隨着中國成功實現經濟崛起，開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疫情讓這個大變局來的更戲劇，更劇烈。此時，中國需要改變民國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綱領。 目前的社會綱領屬於『馬上』時代的，還需要一套屬於『馬下』時代的。 中國的歷史是『馬上』、『馬下』交錯，也是『無道』、『有道』的循環。『馬上』基本和『無道』重合，『馬下』則也基本與『有道』一致。 陸賈說：『居馬上得之（天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意味着，在『無道-馬上』與『有道-馬下』兩類不同的時代，應有不同的行為準則和社會綱領。國歌可以視作社會綱領之點睛，也應該有兩套，『馬上-無道』時代一套，『馬下-有道』時代一套。 中國傳統的史觀是二元循環的，這個二元可以有三種表達方式，實質則相同。除了『馬上-馬下』、『有道-無道』兩種二元外，還有『治-亂』、『張-弛』、『分-合』等諸多的二元方式。 【宋書武帝上】：『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聖明』。【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三國演義】：『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究其實質，這些諸多的二元模式都可歸之於『無道-有道』模式。『亂』、『張』、『分』可統之於『無道』，『治』、『弛』、『合』則可統之於『無道』。 西方文明的史觀與中國絕然不同。以中國之標準，西方自古至今，並無真正的歷史，也無真正意義上的史觀。 從根本上來說，歷史是人的歷史。中西文明的根本差異就在於對人的理解上。之所以說西方文明自古至今並無真正的歷史，也無真正的史觀，原因就在於，西方文明自古至今並沒有建立對人的正確的理解，沒有形成真正的獨立自主的人的概念。 二
人的本質在什麼？在人心，在人性。人性是指人心的穩定狀態。人心的功能在『意』，即發出意念、意願、意志，人正是根據這些意念、意願、意志而行動。行動是可見的，支撐行動的，是不可見的意，而發出意的，則是心。 在著名的【大學】八條目中，就正確給出了行動、意、心三者之間的關係。八條目分別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前兩條『格物、致知』屬於行動，後四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行動，除去這屬於行動的六條外，剩下的兩條就是『誠意』和『正心』，『誠意』是說『意』的，『正心』是說『心』的。 因此，【大學】八條目是從行動到行動，前一個行動是『格物、致知』，後一個行動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一個行動是學習，後一個行動是應用。學習的結果是什麼？是『誠意』、『正心』。『誠意』就是認知自己最真實的意，最真實的想法，同時，按照自己最真實的想法去做事。『心』是『意』的主體，『正心』就是通過『誠意』去認識心的本體，認識本心。 這樣，『誠意』、『正心』，即『意』和『心』八條中就居於中心、核心地位，是兩個行動的主體、主導者，即前一個學習型行動的主體、主導，也是後一個應用型行動主體、主導。學習是『意』和『心』在學習，也是認識『意』和『心』本身，應用就是由『意』和『心』主導的行動，是『意』和『心』的展開是實現。 那麼在『意』和『心』之間，誰又更重要？答案是『意』而不是『心』。儘管邏輯上說，『心』是以『意』的本體，但是『心』是無法直接感知的，能夠直接感知的只是一個一個的『意』，『心』的存在，只是一個邏輯推導的結果。無論是學習還是應用，都是直接通過『意』來實現的。 因此，人的本質在『心』，但更重要的不是心之本體，而是心的功能，或者說是『心之用』，而心的功能，心之用，就是『意』。人就是『意』的主體，人就是一個『意』的連續體。故而，在中國傳統的學問中，『意』就居於中心地位。 不過，中國傳統所重的『意』並非孤立的個人意義上『意』，而是社會公眾的共識意義上意，即『公意』。孟子說：『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同然』即『公意』，『公意』即是『理』、『義』。『理』、『義』都是中國傳統經學中的核心概念，與『道』同義。 唐朝大儒韓愈、清朝大儒戴震，都看出了孟子對心、理、義的詮釋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戴震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孟子字義疏證】，運用清朝考據學的成果去重新詮釋【孟子】。在此書的【序】中，戴震引用韓愈的話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戴震對『理』做了進一步詮釋。他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也』：『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絜（音潔）』是衡量、度量的意思，『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相當於『將心比心』。 戴震所說的『情之不爽失』、『以情絜情』實質上是對孟子『心之同然』的細化、展開。這裡的『情』指的是『意』的表現，實質就是『意』，也可以用『意』來替換，即『意之不爽失』、『以意絜意』。後來，『情』、『意』乾脆連用構成『情意』。 到了宋明時期，傳統的經學乾脆被稱之為『理學』、『道學』，也被稱之為『心性學』。對同稱『理學』、『道學』很好理解，但對『理學』、『道學』為何又叫『心性學』，一般人很難理解。事實上，明白了孟子對『理』、『義』的定義，就不難理解。『理』就是『心之同然』，是人心所發出的『公意』。再簡化一點，『理』就是心。 因此，宋明理學可用六個字概括：『性即理』、『心即理』。而這六個字的基礎則在孟子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概而言之，『理』、『義』、『道』本質上都是『意』，是作為『心之同然』的共識性的『意』。 人的本質在心、心的本質在意，因此，也可說人的本質也意。人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意』的關鍵又不在個人之私意，而是群體之『公意』。『公意』即為『理』、『道』、『義』，也可統稱『道義』。 正是因為人的本質在心，心的本質在意，意的關鍵在作為公意的道義，所以，人的獨立自由，也就在於心的獨立自由，而心的獨立自由則在意的獨立自由，而意的獨立自由，最終會導致獨立的道義的出現。 三
縱觀整個人類文明史，能夠實現意的獨立自由，並出現獨立的道義，唯有中國文明做到了，而且在文明之始。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以『意』的獨立自由為中心的，也是以道義為核心的。這一點在易經中有明確的體現。其他任何文明，包括所謂的現代文明，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歷史是人的歷史，既然人的本質在意，在道義，那麼歷史的本質也在意，在道義。中國最早的一部成文的歷史是【春秋】，而春秋的核心和本質則在『大義』，即『春秋大義』、『微言大義』的『大義』。 作為一部歷史，【春秋】是用文字寫成的。不僅【春秋】的本質在義，連文字本身的本質也在『義』、『意』。【周易繫辭】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這裡的『意』指的是『聖人之意』，也就是孟子說的『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最終所指的是『公意』，也是『理』、『義』、『道』，即道義。即文字的本質在『意』、『義』、道義。 在【論語】中，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是在強調歷史的穩定性，而這個穩定性的基礎就是歷史之『義』、『意』。【禮記】說『禮者，理也』，禮的內核是『理』。孔子把歷史當成『禮』的歷史，實質也是『理』的歷史。 清朝與戴震同時，也是齊名的另一位大儒是章學誠，他的代表作是【文史通義】。章學誠之所以要30年的時間去寫這本書，目的是要告訴大家，歷史的核心和本質在『史意』、『史義』。也可以說，章學誠明確提出了『史意』、『史義』的史觀，也可稱之為『道義史觀』。 章學誠還認為：『六經皆史』，『經學即史學』 需要強調的是，直至章學誠才明確提出了道義史觀，並不是說，並非直至章學誠時期，中國的歷史才是道義史觀的。中國的歷史一直是道義史觀的，只是章學誠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而已。章學誠的結論適應於中國任何時期的歷史。 既然中國的歷史是道義史觀的歷史，那麼為何又出現『有道-無道』的二元史觀？答案是，在常態下，中國的歷史是道義的歷史，也是有道的歷史。但是，在中國歷史中，又周期性地出現和存在諸多『異態』、『病態』時期，在這些時期，中國的歷史也呈現『異態』、『病態』之狀，偏離道義，進入無道模式，形成無道的歷史。 那麼中國的歷史又為什麼會周期性進入病態，周期性患病呢？ 傳統上一般將此歸因與國家首腦的個人品德，是國君們的個人無得，導致整個社會出現無道。這樣的解釋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國君們的影響力也沒有如此之大，可以改變整個歷史的進程。 綜合現代所出現的新的歷史材料，包括中國的考古資料，以及其他文明的歷史材料，可以得出一個更符合歷史事實的解釋：外來文明的影響和衝擊。中國的歷史之所以會周期性犯病，周期性呈現無道的狀態，根源就在中國歷史上會周期性地遭遇外來的文明的衝擊。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中的病態和無道都是外來的，而不是內生的。 關於這個話題，本文不能展開更詳細的分析，這舉幾個例子。 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無道的時期是唐末及五代十國時期。而這個時期，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大肆進入和入侵中國的時期。譬如『安史之亂』的主角安祿山和史思明，儘管名字很有中國文化特色，但是這兩人都是突厥人。 唐末大黑暗一個更大的，也是全球性的歷史背景是，突厥化的伊斯蘭世界的東擴。此時伊斯蘭世界的掌權者已經不是阿拉伯人了，而是更兇悍的來自中亞的突厥人。一開始，突厥人只是伊斯蘭政府的軍事奴隸（馬穆魯克）。但是，隨着戰功的增加，以及政治經驗的增加，這些軍事奴隸們紛紛取代主人，成為各伊斯蘭政權的掌權者，這樣整個伊斯蘭世界就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奴隸（馬穆魯克）王朝時代』。 奴隸（馬穆魯克）王朝的實質就是軍閥統治，而且這些軍閥都是兇悍的突厥人。 當時，主導全球格局的，是伊斯蘭的突厥化，也可以說是中亞突厥的伊斯蘭化。伊斯蘭突厥化為伊斯蘭世界的繼續對外武力擴張吸納了新的動力，而中亞突厥的伊斯蘭化則讓原本鬆散的中亞游牧開始組織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暴力集團。 突厥化伊斯蘭武力擴張有三個方向，一個是南部的印度，一個是西方的歐洲及東羅馬帝國，一個是東方的中國。其結果是，印度被吃掉，東羅馬帝國被蠶食，唯獨西方的西歐和東方的中國對其形成了有效的遏制。但是，西歐在那時尚屬荒蠻貧窮之地，本身就對伊斯蘭世界夠不成太大的吸引。因此，真正實打實遏制突厥伊斯蘭擴張的，是中國大唐的軍隊。 突厥伊斯蘭的武力擴張，最終帶給世界的是，軍閥統治橫行，讓全球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中國五代十國時期的黑暗時代，只是全球黑暗時代的一個部分。西歐、埃及、印度、中東那時統統都進入了同樣的黑暗時代。 因此，中國歷史在唐末五代十國時期進入病態的無道狀態，從根本上說，是受突厥化伊斯蘭文明衝擊的結果。是外來的，而非內生的。 同時，東晉和南北朝時期的病態和無道，也是北方游牧衝擊的結果。北方游牧在衝擊中國的同時，也向西衝擊羅馬帝國，最終導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隨着考古資料的增多，也越來越發現，戰國時期的大混亂依然更可能是外族文化衝擊的結果。當時，主要的文明史前期的亞述，以及後期的波斯，以及再後來的希臘。秦皇陵所所出土的很多器具很可能都是由波斯人直接所造。同時，研究也指出，秦國的法律和制度與波斯帝國高度相似。實際上，波斯帝國之後的亞歷山大帝國、印度的孔雀帝國、中國的秦帝國，都是對波斯帝國的繼承。 四
1840年之後，中國迎來新一波的外來文化的衝擊，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衝擊來自東南方的海上，以往則來自西北方的草原。 同時，與以往歷次外來文明不同，這次從海路而來的西歐文明，還發展出自己獨立的史觀，而且他們認為自己的史觀很高明，更重要的是，當中國西化之後，這種西方史觀也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觀點。 西歐是從什麼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史觀的？很晚，在黑格爾（1770- 1831）之後。黑格爾很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歷史哲學』。開始把歷史本身當成一個獨立的東西，當然其獨立還是非常有限的。 黑格爾研究了當時他所能找到的人類歷史的全部資料，其實主要是西方的歷史，尤其是歐洲的歷史，發現歷史是有自己的規律的，這個規律就是不斷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這也是所謂的歷史辯證法。 但是，另現代人難以理解的是，黑格爾進一步指出，這種歷史的規律，又是由一種近似於神的『絕對精神』所決定，是『絕對精神』的展開。歸根結底，歷史的幕後決定者就是這個超然的『絕對精神』。 後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對黑格爾史觀的改裝。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將歷史的最終決定者定位神秘的『絕對精神』是錯誤的，是一種『唯心主義』。『絕對精神』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是人能夠直接感知的『客觀世界』。於是標榜是唯物主義的馬克思，就用『客觀世界』把『絕對精神』替換掉，把黑格爾的唯心史觀，改裝成唯物史觀。 其實，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黑格爾的唯心史觀，相同之處更多於不同之處。首先，兩者都是進化史觀，都認為歷史都是螺旋式上升，前一個階段不斷地被後一個階段否定，不斷前進的。其次，兩者都是決定史觀，認為在歷史之外存在一個超然的絕對決定者。唯一不同的是，黑格爾認為歷史的決定者是唯心的『絕對精神』，而馬克思則認為是唯物的『客觀世界』。 進化史觀和決定史觀決定了，無論是黑格爾的唯心史觀，還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歷史中，人都是缺場的，是無關緊要的。更準確地說，人都是一種工具，或者是絕對精神的工具，或者是客觀世界的工具，因為人也是被決定的，或者被絕對精神決定，或者是被客觀世界所決定。 而在中國的道義史觀中，道義是真正的主角，道義就是公意，公意德基礎是意，意的主體是人心，人心是人的本質。因此，道義史觀的真正主角是人。 為什麼說在黑格爾之前，西方的文明壓根沒有歷史，原因在於，黑格爾呢之前，所有的西方文明都處於宗教時代。而在宗教時代，神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世界，包括人都是由神所創造和支持。歷史也當然是由神所創造和支配的，歷史是神的歷史。對於神，人需要做的是崇拜。因此人的歷史是不重要的，甚至沒有意義的。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全部人類文明史中，唯有中國文明對歷史進行了系統記載。在中國文明之外，除去發展出『歷史科學』的現代文明之外，任何文明都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記載，對歷史記載都是零碎的，甚至於無。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中國文明在歷史記錄上的獨特性，也總是希望通過這一點挖掘出中國文明的更深層的獨特性，但至今未果。原因在他們不明白中國文明在本質上是道義文明，歷史則是道義承載者，歷史是道義的歷史，重視歷史、記錄歷史的背後是重視道義、記錄道義。 道義是中國文明自開始就是有的，【周易】中『元亨利貞』之『貞』，其實就是道義。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有很強烈的思古、慕古情節。【尚書】一開篇就說：『曰若稽古』，鄭玄注說：『稽古同天』。天是天理、理、道義。因此，在中國傳統看來，『古』就是『道義』，『稽古』就是追尋道義。成語『人心不古』，是說人心偏離道義，道德敗壞。 因此，中國的歷史模式與西方決然不同，不是如黑格爾、馬克思所說，是不斷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過程，而是一個『有道-無道』的二元循環過程。就西方文明的歷史而言，黑、馬也的確是正確的，其錯誤之處在於，對中國歷史的獨特性缺乏了解，而坐井觀天地認為中國歷史也與西方等同，進而把西方歷史之特徵當成人類歷史之特徵。 進一步，西方歷史什麼呈現不斷否定不斷前進的特徵，它不斷前進的目標又在哪裡？答案很簡單，西方歷史前進的方向恰恰是中國文明一開始就有的道義，而西方歷史之所以不斷地階段性前進，因為儘管它不斷地在朝向道義接近，但一直未達到，即便到現代文明階段。 前面已經指出，就中國文明的歷史來看，在『有道-無道』的二元式循環中，『無道』階段只是病態、非常態，而『有道』階段才是常態、正態。同時，以中國歷史的標準來看，西方文明史整體，都相當於中國歷史中的『無道』階段，也是病態、非常態的。也正因為，西方歷史一直是病態、非常態的，所以才要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進。 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進這個事實，恰恰說明，西方文明史內部是缺乏常態、正態的，它是把它一直在追求的，當尚未達到的那個目標，當成常態、正態的。所以，西方歷史觀念中有『歷史的終結』一說。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就是指達到那個遠方的常態、正態之後，西方歷史就要結束不斷否定和前進的歷史。 而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開始就處於『終結』的狀態的，一開始就處於道義階段的常態、正態的。後來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中國歷史周期性出現『無道』的階段，也是很快就會向『有道』回歸，這個回歸其實就是西方所說的『歷史的終結』。 因此，不是西方的歷史模式，而是中國的歷史模式更能代表人類歷史的一般模式，不是中國的歷史進程會納入西方文明的軌道，而是西方的歷史進程將納入中國文明的軌道。 然而，1840年以來，尤其是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迫於西方列前武力侵略的壓力，開始迅速西化，幾乎不加判斷地無條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其史觀。以西方的史觀為正統，並用西方的史觀來硬套在中國歷史上。這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才生了錯誤的認知，更重要的是，也對中國和全球當前的局勢，以及未來走向產生迷茫和錯誤的判斷。 不應該以西方的史觀來衡量中國歷史，以及整個人類歷史，而應該以中國的史觀來衡量西方的歷史，以及整個人類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對中國的歷史，西方的歷史，以及人類整體的歷史產生正確判斷，才能對當前全球的局勢和未來走向產生正確的判斷。 五
以中國的道義史觀，以及『有道-無道』史觀來看，中國1840年以來的歷史，並非是一個對過去否定的，向現代文明前進的現代化史，而是『有道-無道』的新一輪的循環，在歐美文明的衝擊下，進入了一個新的『無道』階段。 在『無道』階段，社會使命和社會綱領是在吸收和同化外來文化的基礎上，重返『有道』階段，即向道義回歸。也就是說，在『無道』階段，需要做兩件事，第一件是對外來文化的學習和吸納，第二件則是對外來文化的同化，同化即道義化、中國化。 從1840年，尤其是從1894（甲午）年開始至今，中國的社會綱領是以學習和吸納西方文化為主。在這個過程中，甚至出現了全盤西化，這是中國在學習西方文化上能夠虛心的表現，這很好。那麼160年以來，中國學習的成績如何？ 成績不錯！從經濟總量上看，按匯率，中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已經從昔日任由被列強宰割的小角色，晉身為全球頂級列強。同時，中國已經成製造業第一大國，外貿第一大國。也有專家和機構指出，按購買力評價，中國已經超越美國，經濟實力世界第一。即便按匯率，也一致認為，中國最終超越美國，也用不了幾年。 這裡需要提一下，最近爭議比較大的一件事。清華大學的一位胡教授，發了一個研究報告，說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全面超越美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其實，這樣的結論能夠引發大爭議，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這對中國而言，的確是自1840年以來的大變化，根本性的變化。而對習慣、甚至留戀於1840年以來中國狀態的人，對於這樣的變化自然是不適應，並將這種不適應發泄到胡教授身上。 胡教授的報告所涉及的更重要的問題，不是中美國力比較的技術細節問題，而是中國的社會綱領和國家方略需要根本性調整的問題。當中國的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國家硬實力達到世界頂級時，1840年以來的『落後就要挨打』的壓力，甚至擔心被開除球籍的壓力便不復存在。從1840年以來，希望通過學習西方而實現『富強』的目標已經圓滿實現。那麼在『無道』的階段，學習和吸納西方文化的階段應該結束，而應該轉入對西方文化進行同化的階段，從而最終結束從1840年開始的『無道』階段，重返『有道』階段。 因此，中國提出『新時代』的判斷，無疑是極具遠見卓識的。但是，目前對新時代的理解依然是基於西方史觀、西方歷史模式的，而非基於中國史觀、中國歷史模式，因此對新時代認知，尚存在諸多模糊和迷茫之處，這導致對新時代應該採取的策略的轉變，遠遠不夠準確和徹底。 中國需要社會綱領的變化，以及國家方略的變化。目前的社會綱領是1840年以來至今中國在列強重壓之下所形成：對列強的反抗和趕超。160年之後，隨着中國晉身為世界的頂級列強，昔日來自西方列強的壓力已經解除。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在列強壓力已經解除的新時代，中國需制定新的社會綱領。 新時代的新綱領，就是回歸道義時代，包括中國自身的回歸，以及對西方文明的同化，促使西方文明再次自我否定，再次進步。 指的指出的是，目前中國的歷史和西方歷史共處在同一個歷史階段和歷史周期，當中國自身實現對道義的回歸，並且促成西方的道義化之後，不僅可以使中國自身重道義時代，而是可以使的西方文明出現再一次躍遷，而進入真正的道義時代，從而幫助西方文明完成『歷史的終結』之使命。那樣，全球經永恆地處於道義時代。 也就是說，在新時代，中國將不再致力學習、跟隨和趕超西方文化，而是轉變為對西方文明進行改變和同化，不是致力於讓中國變成西方文明那樣，而是致力於讓西方變成中國傳統的那樣。 目前歐美所奉行的是權力、利益秩序，國內如此，國際亦如此。將秩序的基礎建立在權力、利益的基礎上，註定是沙中建塔，非常脆弱，無論國內秩序，還是國際秩序都將如此。因此，權力、利益的思維和秩序，將孕育爭奪和不公，製造分裂。近一百多年的西方歷史，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歷史，已經充分顯示這一點。當前西方和全球都處於高度的不公、鬥爭和分裂之中。西方國家內部如此，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亦然。 唯有將秩序的基礎建立在道義之上，唯有西方文明實現道義化，真正和平永恆的秩序方能實現，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 就中國本身而言，在目前已經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孤立地在本國之內回歸道義時代是不可能的，一旦在境外有非道義國家存在，這非道義文明將繼續都中國造成威脅，因此，將世界道義化，用道義來同化和改變西方文明，是中國自身回歸道義時代的必然前提。即中國必須和世界一起進入道義時代。 這意味着，進入新時代，對中國而言，在國內，要搞道義政治，在國際要搞道義外交；在國內要學習傳統文化，回歸道義，在國際則要以道義教化世界，促進世界的道義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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