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和冯友兰先生从美留学回来以后,用所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分析方法从事中国哲学史硏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出版与《中国哲学史》1934至1935年出版，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建立了基础与范式,其影响一直到今天。但两人对哲学的理解实有本质的区别。 胡适在美国服膺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实用主义的。他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切要的问题莫过于政治。故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为解决当时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问题是随时代和国家而不同的,故胡适亦强调形势及思潮对哲学的影响。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迅猛传播,胡适曾提出“多硏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义是寻求理想和根本解决之道的。为此他1923年，在《哲学与人生》一篇讲演中，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基本意思未变。他区分中国哲学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从先秦到魏晋；然后是中古——六朝隋唐以印度哲学为主；而后是近世宋元明清,三者都与形势及思潮相关。西方古代是希腊,以后犹太教传入而为罗马欧洲中古而后是近世。近世以后,中西哲学将汇成将来的世界哲学。 哲学自身有否本质属性？胡适把这个问题取消了。实际上他对此是没有真正认识的。 与胡适不同，冯先生认为哲学有自身的规定性,哲学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即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哲学都在探索这一问题，对之作出回答。这种回答是哲学家的洞见，与社会形势、思潮、政治要求没有关系。柏拉图首先洞见到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答案,这就是他的“共相论”。在中国,公孙龙子和朱熹也洞见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类似的答案。这不是中国抄西方,朱熹抄柏拉图,而是英雄所见略同。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并对之作回答的各种学说、主张,只能说是一些意见,是不能称为哲学的。故胡适所谓近世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融合而出现新哲学,这一观念,在冯先生的视域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冯先生说：“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周刊》新233期故只要把中国的有关材料装进西方哲学的“形式”里，中国哲学就显现出来了。“西方哲学的形式”就是柏拉图“共相论”所表现的。故讲到道学和朱熹,冯先生说：“道学现今通常称为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是用逻辑分析法得出的一个逻辑的宇宙结构。这个结构以理和气为其主要的两个支柱，因此道学也以理和气为其两个主要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所牵涉到的还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的问题。玄学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发展起来。玄学以有、无这两个观念表现一般和特殊，道学以理、气这两个观念表现一般和特殊。从这个意义说，道学是玄学的真正继承和发展。”实际也是“共相论”的继承和在中国的发展,朱熹也成为道家的一支了。 为何是理气而不首先是心性这一问题,在冯先生这里是不存在的,冯先生也没有回答。因为哲学与时代并无关系,与思潮的碰撞并无关系,也与哲学家个人的“悟”没有关系。但宋明理学有大的时代问题意识,即回答佛禅的挑战,扬弃吸收佛禅以为已用,以重新挺立中华文化与儒学的主体地位。这一问题意识被冯先生完全取消了。但这就造成了朱熹“扬弃吸收佛禅以为已用”的大“悟”被取消了。而朱熹之能成为朱熹,《四书集注》之能成为《四书集注》,完全依赖于朱熹三十七岁时在张栻的启发帮助下所获得的这一“大悟”丙戍之悟。 “大悟”以前,朱总是把儒与佛对立起来.故不知儒学何以能通过内心之体用工夫而正心诚意,而修齐治平,完成“体用一元,显微无间”,达致天人的合一。他形容自已是盲人骑瞎马,不知正路何在。“大悟”以后则如放揽行舟,无适而不轻松自在矣。朱《答江元适》说：“熹天资鲁钝，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文集》卷三十八《答薛士龙》说：“熹自少愚钝，顾尝侧闻先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而求知不得其术，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同上经过“大悟”,他知道了：“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毫未耳。”朱《答罗参议》,《文集续集》卷五“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语类》卷一百二十四“盖释氏之言见性只是虚见，儒者之言性，只是仁义礼智，皆是实事。”同上“释氏虽自谓惟本一心，然实不识心体，虽云心生万法，而实心外有法，故无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备……。若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皆备，而无心外之法。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文集》卷三十《答张钦夫》第十书盖朱熹于禅学早有深契。《语类》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随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遂得举。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卷一０四朱十五六岁时，已对佛禅的心性观有天才式的领悟。绍兴中，朱《与开善谦师书》说：“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校，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受一语，警所不逮。”故一经张拭启迪,立即把佛禅的“明心见性”拿了过来,为已所用。《语类》卷八,朱熹论佛教三门，说：“佛家有三门，曰教，曰律，曰禅。禅家不立文字，只直接要识心见性。……吾儒若见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会得本领，便自兼得禅底；讲说辨讨，便自兼得教底；动由规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会。”朱熹之为朱熹有赖这一大的彻悟。冯先生径直将“理气”套入柏拉图,大讲朱喜哲学之两个世界,形上形下,宜其与朱熹不伦不类了。 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内圣外王一体两面”,修齐治平被提到根本地位,内圣是为它服务的。故每一时代都会向哲学提出自已的问题要求解答。两汉不同于先秦,魏晋隋唐不同于两汉,宋明又不同于魏晋隋唐。胡适的“哲学解决人生切要问题”的说法,是与儒学的这一本质特点相一致的。冯先生的哲学无分古今中外,乃个人洞见之说,反是不切中国哲学的实际的。按冯先生的说法,今后也无所谓新哲学,只有新理学,新新理学,一路新下去,直至哲学消失之时。 金春峰2020.6.2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