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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和馮友蘭先生從美留學回來以後,用所學西方哲學和邏輯分析方法從事中國哲學史硏究,先後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出版與【中國哲學史】1934至1935年出版，爲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建立了基礎與範式,其影響一直到今天。但兩人對哲學的理解實有本質的區別。 胡適在美國服膺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他對哲學的理解是實用主義的。他給哲學下的定義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切要的問題莫過於政治。故每一時代的哲學都是爲解決當時政治問題而提出的一套解決方案。問題是隨時代和國家而不同的,故胡適亦強調形勢及思潮對哲學的影響。針對馬克思主義的迅猛傳播,胡適曾提出『多硏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義是尋求理想和根本解決之道的。爲此他1923年，在【哲學與人生】一篇講演中，重新下了一個定義：「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適用的意義』。基本意思未變。他區分中國哲學爲三個時期：一是古代，從先秦到魏晉；然後是中古——六朝隋唐以印度哲學爲主；而後是近世宋元明清,三者都與形勢及思潮相關。西方古代是希臘,以後猶太教傳入而爲羅馬歐洲中古而後是近世。近世以後,中西哲學將匯成將來的世界哲學。 哲學自身有否本質屬性？胡適把這個問題取消了。實際上他對此是沒有真正認識的。 與胡適不同，馮先生認爲哲學有自身的規定性,哲學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即一般和特殊的關係,無論古今中外，哲學都在探索這一問題，對之作出回答。這種回答是哲學家的洞見，與社會形勢、思潮、政治要求沒有關係。柏拉圖首先洞見到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已的答案,這就是他的『共相論』。在中國,公孫龍子和朱熹也洞見到了這一問題,提出了類似的答案。這不是中國抄西方,朱熹抄柏拉圖,而是英雄所見略同。沒有提出這一問題並對之作回答的各種學說、主張,只能說是一些意見,是不能稱爲哲學的。故胡適所謂近世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融合而出現新哲學,這一觀念,在馮先生的視域中是完全不存在的。馮先生說：『西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實是整理中國哲學之模範。』【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出版周刊】新233期故只要把中國的有關材料裝進西方哲學的『形式』里，中國哲學就顯現出來了。『西方哲學的形式』就是柏拉圖『共相論』所表現的。故講到道學和朱熹,馮先生說：『道學現今通常稱爲宋明理學的主要內容是用邏輯分析法得出的一個邏輯的宇宙結構。這個結構以理和氣爲其主要的兩個支柱，因此道學也以理和氣爲其兩個主要的觀念。這兩個觀念所牽涉到的還是一般和特殊的關係的問題。玄學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發展起來。玄學以有、無這兩個觀念表現一般和特殊，道學以理、氣這兩個觀念表現一般和特殊。從這個意義說，道學是玄學的真正繼承和發展。』實際也是『共相論』的繼承和在中國的發展,朱熹也成爲道家的一支了。 爲何是理氣而不首先是心性這一問題,在馮先生這裡是不存在的,馮先生也沒有回答。因爲哲學與時代並無關係,與思潮的碰撞並無關係,也與哲學家個人的『悟』沒有關係。但宋明理學有大的時代問題意識,即回答佛禪的挑戰,揚棄吸收佛禪以爲已用,以重新挺立中華文化與儒學的主體地位。這一問題意識被馮先生完全取消了。但這就造成了朱熹『揚棄吸收佛禪以爲已用』的大『悟』被取消了。而朱熹之能成爲朱熹,【四書集注】之能成爲【四書集注】,完全依賴於朱熹三十七歲時在張栻的啟發幫助下所獲得的這一『大悟』丙戍之悟。 『大悟』以前,朱總是把儒與佛對立起來.故不知儒學何以能通過內心之體用工夫而正心誠意,而修齊治平,完成『體用一元,顯微無間』,達致天人的合一。他形容自已是盲人騎瞎馬,不知正路何在。『大悟』以後則如放攬行舟,無適而不輕鬆自在矣。朱【答江元適】說：『熹天資魯鈍，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文集】卷三十八【答薛士龍】說：『熹自少愚鈍，顧嘗側聞先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知不得其術，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同上經過『大悟』,他知道了：『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未耳。』朱【答羅參議】,【文集續集】卷五『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語類】卷一百二十四『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只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同上『釋氏雖自謂惟本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雲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皆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文集】卷三十【答張欽夫】第十書蓋朱熹於禪學早有深契。【語類】說：『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卷一０四朱十五六歲時，已對佛禪的心性觀有天才式的領悟。紹興中，朱【與開善謙師書】說：『向蒙妙喜開示，應是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校，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受一語，警所不逮。』故一經張拭啟迪,立即把佛禪的『明心見性』拿了過來,爲已所用。【語類】卷八,朱熹論佛教三門，說：『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接要識心見性。……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討，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朱熹之爲朱熹有賴這一大的徹悟。馮先生徑直將『理氣』套入柏拉圖,大講朱喜哲學之兩個世界,形上形下,宜其與朱熹不倫不類了。 中國文化學術思想的根本特點是『內聖外王一體兩面』,修齊治平被提到根本地位,內聖是爲它服務的。故每一時代都會向哲學提出自已的問題要求解答。兩漢不同於先秦,魏晉隋唐不同於兩漢,宋明又不同於魏晉隋唐。胡適的『哲學解決人生切要問題』的說法,是與儒學的這一本質特點相一致的。馮先生的哲學無分古今中外,乃個人洞見之說,反是不切中國哲學的實際的。按馮先生的說法,今後也無所謂新哲學,只有新理學,新新理學,一路新下去,直至哲學消失之時。 金春峰202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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