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要復興中國文化，重建文化自信，是因為咱們之前否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否定了中國固有的文化，我們對自己所固有文化的信心崩潰了。這並不是在鴉片戰爭之後，而是在甲午海戰之後，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 文化復興、文化自信的對立面和敵人，就是文化破壞和否定，以及文化依附，即破壞和否定中國文化，依附西方文化。 文化復興的主要工作有兩點，一是否定此前對中國文化的否定，這個是重中之重；二是，對此前一味肯定甚至崇拜西方文化進行否定和批駁。 要做好否定對中國文化的否定，首先要了解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情況。 但是對中國文化的否定，情況是複雜的，大致來看，可以分成四個層次。其中後三個層次，都有很大迷惑性、欺騙性，因為它們都打着復興中國文化的名義。可謂是舉着中國文化反中國文化，打復興文化之名，行否定和破壞中國文化之實。 對於這些情況，真正致力於了解中國文化和文化復興的人，不可不察。 第一個層次是什麼呢？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進行徹底的否定，全盤的否定。所有的中國文化都是落後的，但凡中國歷史上存在的都不是啥好東西。 是一種最極端的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在當下之中國依然存在，其典型代表就是公知派、恨國黨。不過，隨着中國的經濟崛起，也在文化上逐漸覺醒，這些一味中國媚西方的公知派、恨國黨們，在中國老百姓中地位越來越差。 『公知』甚至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可謂是過街之鼠，人人喊打。在武漢日記事件中，輿論對方方的批駁，已經很明顯底證實這一點。 對中國文化的整體否定，其核心卻在儒家，因為儒家是中國文化之核心。最最嚴重的時候就是新文化運動，也是辛亥革命的一個結果。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其教育總長叫蔡元培，1912年一上任，就發了一個政令，就是廢止讀經，就是傳統經學進行系統性否定。 1916年，他從教育總長變成北大校長，然後北大就成為日本留學生的聚集地，成為日本文化進口至中國的總碼頭。像陳獨秀、魯迅、李大釗、錢玄同等人，還有胡適，他是美國回來的。他們就開始系統性的攻擊中國文化，但主要攻擊儒家，所以就要打倒『孔家店』。 其實這種對中國文化進行系統性攻擊，最早是出現在日本，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一項重要工作。明治維新相當於咱們的洋務運動，也是對西方入侵的反應。 明治前，日本也認為自己的傳統是儒家文化，因為它學中國已經1000多年了，從唐朝大化改新的時候開始，只是他們還清楚地知道，儒家來自中國。 一看到西方文化，他們很快就覺得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文化落後，因為中國也被人家西方打，所以就很容易見異思遷，『脫亞入歐』。 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儘管學中國學了1000年，由於自身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導致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學習的只是抓住了皮毛，沒抓住精髓，根基很淺，是牆上蘆葦。 明治時期的日本，甚至還認為儒家傳統不僅是阻礙日本進行的關鍵因素，也是阻礙日本引入西方文化的絆腳石，所以必須打倒和拋棄。所以，他們的所謂的『啟蒙』『思想家』，就開始系統性的去否定和攻擊中國文化，主要是攻擊儒家，打倒孔家店之類思想，其實是日本人所首創。然後再由咱們回國的日本留學生們引入中國，搖身一變，成為新思潮、新文化。 這是第一個層面的否定，對中國文化進行整體的否定，諸子百家，不管你是哪一家，全部否定。總之凡是中國的都是落後的，但是其中以儒家為核心為代表，所以它主要是攻擊儒家。 第二個層面的否定是什麼呢？就是在諸子百家中，他們壓低甚至否定儒家，而抬高其他各家。 他們抬高法家地位，抬高墨家的地位，抬高道家的地位，甚至說重新抬高佛教的地位。所以在民國時期佛教也開始興起，譬如熊十力的『名作』就是【新唯識論】，後來叛逃至台灣的牟宗三就是其學生。 外來宗教如佛教在西方列強的『宗教自由』蔭庇下強勢復興 你比如胡適他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儒家，但他覺得墨家好，極力鼓吹墨家。還有鼓吹道家的，鼓吹法家的，鼓吹陰陽五行的，可謂沉渣泛起。 我們的諸子百家其實是分成兩派，一派是儒家，是正統是主流，另一派涵蓋其他所有各家，是邊緣性的非主流、非正統。這是漢武帝至辛亥革命以來這2000多年中國歷史的基本事實。無論你喜歡，還是厭惡，這是基本事實。 那麼漢武帝之前的中國歷史又是啥樣？這就需要搞清楚，漢武帝為何要接受董仲舒的建議，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春秋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期，事實上，真正終結這歷史時期的，正是漢武帝。『禮崩樂壞』就是禮樂崩壞，而禮樂則是三代及三代之前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形態。 因此，『禮崩樂壞』實為中國歷史的大斷裂，中國文化的大崩潰。這裏的中國歷史，指的是春秋之前的歷史，即從三皇五帝到三代。這裏的中國文化指的是春秋之前的中國文化，就是三代，及三代之前的中國文化。 西周以民為本的禮制文化 那麼我們想一想，我們的歷史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大斷裂，我們的文化為什麼會突然發生大崩潰。這樣的情況一定是受外來蠻夷文化的入侵和衝擊。 春秋時期，中國遭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伴隨着這種入侵，一些與中國固有文化迥乎不同的文化因素進入中國，讓中國歷史中斷、禮樂崩壞的，正是這些蠻夷文化，而非單純的武力。 正是隨着中國固有制度和文化的崩潰，所謂的諸子百家的局面出現了。禮崩樂壞與諸子百家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都是受外來的蠻夷文化衝擊的結果，同時也反映蠻夷文化與華夏文化激烈鬥爭，形成所謂的華夷之辯、夷夏之防。 因此，在中國傳統文獻中，諸子百家、百家爭鳴，並非好事，而是壞事。孟子認為是『聖王不作，處士橫議』，莊子認為是『道術將為天下裂』。 儒家是什麼？在我們中國文化遭遇蠻夷衝擊開始出現崩潰的時候，是儒家出來努力繼承之、固守之。也就是說，儒家代表春秋之前的中國固有文化。 五經是儒家經典，也是三代的歷史材料，記錄着三代，以及三代之前的歷史。那麼只有儒家對三代的歷史文獻進行了整理和註解，然後拿它做教材來教給學生，這是孔子做的事。 注意只有儒家繼承了咱們的五經，保留了傳承了春秋前的歷史。經典就在那兒，其他家為什麼不去繼承呢？儒家之外的各家，不僅不繼承，而且還去否定和破壞，尤以法家為甚。當時蠻夷文化的核心就是法家，當然道家、墨家、陰陽家等其他各家，也都存在蠻夷成分。 秦始皇搞『焚書坑儒』，『焚書』就是毀滅儒家經典，毀滅中國固有文化，毀滅中國的歷史。『坑儒』就是消滅那些努力學習和傳承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人。 那麼這個秦國為什麼強大？就是因為它是蠻夷。秦國本來就是西部蠻夷，沒有禮樂，不講仁義，不講道德道義，所以也就更適合同屬蠻夷文化的法家，適合搞軍國主義，所以他才能戰勝東方6國。 但是戰勝東方6國統一中國之後，你想把你這一套應用東方六國的頭上，老百姓就不幹了。東方六國，尤其是黃淮平原這一區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區域，這裏的文化才是正宗的中國文化，以仁義、道義為基石，對不講仁義，只講武力專制和利益的法家文化極度不適應，因此極力反對。 秦始皇活着的時候，就想方設法去刺殺之。秦始皇一死，農民們乾脆起兵造反，看似不可一世的強秦迅速崩潰。 為什麼到董仲舒要來個180度大轉彎，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咱們現在認為這是一個思想專制，其實不是這樣。 『百家』實為包含着蠻夷因素的蠻夷文化，他們對中國固有文化進行這樣那樣否定，是儒家的敵人。『罷黜』的並非『百家』的思想，而是政府所設置的『博士』官位。政府只設立『五經博士』，所有其他家的博士一律罷免。 所以，秦始皇搞『焚書坑儒』，漢武帝反其道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都是中國固有文化與外來蠻夷文化之間的衝突，是華夷之辯。『諸子百家』中包含着華夷之辯。 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是一次偉大的文化復興，也是文化自信的回歸和重建。歷經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崩潰和中斷，幾百年打擊和羞辱，中國固有文化再次回歸中國社會的中心，不僅是個人生活的基本原則，也是社會秩序的基石。 中國歷史本來就是儒家的，即是以仁義、道義、義理、心性為本位和基石的。 三代社會的核心在禮樂，禮樂的內核也是仁義、道義、義理、心性。禮樂屬於實踐範疇，那時也只有實踐，而沒有獨立出來的學術。所以，那時的一流儒家都是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都是實踐者。 春秋之後，禮樂崩壞，三代的制度和文化範式崩潰。此時，對中國文化的系統化學習和傳承，唯有通過做學問、學術來實現。此時獨立的、專門的學術出現了。在這個學術創生大潮流中，孔子是一位開路人。此後到戰國，又出現了百家爭鳴之局面。 因此，辛亥之前的中國歷史就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禮樂階段，從伏羲時代到春秋；第二階段，是春秋、戰國，直至漢武帝，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大崩潰、大斷裂時期；第三階段，從漢武帝到辛亥革命，是儒家階段，以儒學作為學術之核心。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既是對禮崩樂壞的終結，也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和回歸，這兩者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所以，當我們在說文化復興、文化自信的時候，其實你就需要一次向我們中國固有化的回歸，像儒家的回歸。 對中國文化第一個層次的否定，是對諸子百家的全部否定。第二個層次的否定，表面是是承認和肯定中國文化的，不過只承認儒家之外的各家，而否定儒家，至少認為其他各家的某一家，地位比儒家重要。 因此，有些人開始主張法家，認為最代表中國文化的是法家；有些人主張墨家；有些人主張道家。 最近有一個叫什麼叫白雲先生的，他就是主張道家。此人也說在復興中國文化，其實你是在否定中國文化，因為你在肯定傳統所否定的，否定傳統所肯定的。從魏晉玄學的王弼，到宋明理學，道家的弊端已經被充分揭露，也是一直為一流和主流學者所不屑。實際上，道家是包含這蠻夷因素，屬於蠻夷文化。 魏晉玄學激進反禮制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卻披上了一個肯定中國文化的外衣，帶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第三、第四個層次也是如此。 第三個層次的對中國文化的否定是，主張諸子百家是平等的，儒家與其他各家一樣，都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 主張思想平等、百家平等，貌似開明、公允，其實這種主張，不僅違背中國基本的歷史事實，而且也不講是非評判，失去是非的標準，也失去評判的能力。 中國歷史的基本事實是，儒家是正統，是主流。孔子之前，中國只有儒家而無其他百家，即中國是禮樂社會。孔子之後，獨立的學術開始出現，與禮樂原則相背離百家也開始出現。結束春秋戰國的大混亂的不是秦始皇，而是漢武帝，將儒學作為正統之後，中國才重新回歸穩定的秩序。此後，任由朝代更迭，而以儒家為核心的學術和制度範式基石則堅如磐石。 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甲午海戰之後，中國歷史又一次重演了春秋戰國的故事，再次出現歷史的大中斷，文化的大崩潰。否定和肆意篡改中國歷史，成為潮流和時髦，否定和辱罵中國固有文化可以讓人顯得高明。儒家不過百家之一，與其他百家平等，此類嚴重違背中國歷史事實的觀念，開始大行其道。 當你說，儒家與百家平等時，你就是在不尊重中國的歷史，就是在否定中國的歷史。更可笑的是，恰恰有這種主張的人，他們卻聲稱自己在復興中國文化，復興中國傳統。 儒家與百家的根本不同在哪裏？為何儒家歷史的中國所奉為正統？ 儒家認為，人的本質在思考，人是一個思考、思維主體，並由此構造出心、心的概念，以及義、理的概念，並將心性、義理作為人生和社會的基石，後來作為學術的基石。 儒家認為，人就是心性人、義理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遵循和順應自己的本然心性，即【中庸】說的『率性之謂道』、『誠者天之道』。 用現在的話，儒家的核心要義，就在於維護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百家的其他任何各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的理論當然存有用的地方，但是都這樣或那樣地在破壞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道家如此、墨家如此，法家更如此。 其實不僅中國的百家，包括人類歷史中所謂的思想流派、宗教派別，也都沒有意識到人的本質在心性，人的意義在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總之，儒家與百家平等說，是對中國歷史的否定，一旦被這種說法所迷惑，就會去否定中國歷史所肯定的，去肯定中國歷史所否定的。 譬如，在中國歷史中，在傳統文獻中，諸子百家是壞事，而非好事，是社會混亂的表現，但是現代人卻認為是好事，是『思想繁榮』。 再譬如，漢武帝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傳統文獻認為是好事，是消除混亂，消除異端邪說，但是的現代人卻認為是壞事，是思想專制，壓制創新。 對中國文化第四個層面的否定是最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因為他們不僅在名義上肯定中國文化，甚至象傳統一樣肯定儒家，這些人也號稱儒家，不過叫『新儒家』。但是，這些新儒家們，實際所做的事，卻是反儒家的，被稱之為儒奸也不為過。 為什麼說，新儒家實質上是反儒的，因為他們做法就是讓儒學屈從於西方的概念，成為西學的奴僕。 概而言之，新儒家的儒學，是修正主義的、西化的，也是與儒家的基本精神相背離的。 前面已經指出，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認識和踐行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其實新儒家，就是『西儒家』，已經淪落的與儒家外的百家一樣，已經意識不到獨立和自由的心性的存在了。 新儒家又分為大陸新儒家和港台美國新儒家兩派。很顯然，大陸新儒家的西化程度，對儒家的背叛程度稍微要輕一些，港台美國的新儒家西化的程度要重的多，背叛的程度也惡劣的多。因為港台的文化，本身就是『脫中入西』、『仇中媚美』的漢奸文化、殖民文化。 一度，尤其是在上世紀60、70年代，在學術上，港台的新儒家比大陸活躍的多。實際上，大陸那時在學術上是徹底反儒的。因此，就給人們造成一種假象，儒家文化在大陸消失了，港台，甚至美國，對儒家的繼承比中國大陸好的多。這種謬論即便在當下，依然還在很多無知者的頭腦裏存在。 港台美國的新儒學，是反儒的儒奸式儒學，這種儒學越發達，對儒家的背離就越嚴重。 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在文明伊始就存在的中國固有文化，儒家在中國社會的根基非常深厚，在社會的最基層，在於最基層的人民大眾，存在於人民大眾的生活生產實踐。 因此，孔子說：『禮失求諸野』，【詩經】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野』和『芻蕘』，都是指基層的人民、基層社會。 這樣儒家文化的傳承在中國大陸實際上有兩條線，一條是實踐線，一條是學術線，而且前者比後者更重要，更基石。 中國大陸從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確在學術上否定了儒家，但是作為儒家基石的『野』和『芻蕘』，在中國依然堅實地存在。從根本上決定大陸文化形態的，不是上層的學術、大學，而是下層的生活、生產實踐。 學術是易變的，但是實踐，支撐實踐的基本精神則是不易變的，甚至是永恆的。 大陸只是在學術上否定了儒家，而在實踐中，而儒家精神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構成實踐活動的核心精神支撐。 學術是名，實踐是實。大陸僅僅在名上否定了儒家，在實上依然是踐行儒家的。是名反實不反。 港台，包括美國的新儒家，恰恰與大陸相反，僅僅在學術上是儒家的，在名上是儒家的，他們的在實踐上缺乏根深蒂固的儒家土壤。在名上儒家的，在實上則是反儒家的。 被佛釋捧為經典的陽明心學，成為『三教合一』的工具 1949年，有一批大陸的新儒家背叛了大陸，跑到了港台。最可笑的是，這些人是以堅守和保留儒家的名義而叛逃的。這真可謂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儒家文化的真土壤就在大陸，大陸，尤其是作為中國文化核心區的黃淮平原，就是儒家文化的土壤和聖地。香港、台灣是沒有儒家根基的蠻夷之地，美國就更是了。 進入蠻夷之地，這些所謂新儒家的思想也就一瀉千裏地蠻夷化了，西化了。 最後以叛逃至台灣的牟宗三，以及大陸的蔣慶為例，來說明為何新儒家都是西化的、反儒的，甚至是儒奸的。 牟宗三的名氣很大，但是他的所做的是什麼事呢？很簡單，也很可惡，就是將儒學康德化，就是將儒學變成西學的奴僕，更準確地說是『科學』和『民主』的奴僕。是一個披着儒家之名的洋奴、漢奸。 較之港台的牟宗三之流，大陸的蔣慶當然也好很多，但是依然難以擺脫西化式儒學的陷阱。蔣慶說，儒學分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兩種，他主張政治儒學。 其實，就儒家而言，政治即心性，心性即政治，是不可分的。孔子、【大學】都說的非常清楚。顯然，蔣慶沒有看懂這一點。你這麼一分，就是非儒了、反儒了。 進一步看，蔣慶的政治一詞，恰恰是一個西方概念，當他說政治儒學時，就是將儒學西化、蠻夷化了。諷刺的是，蔣慶還自稱是原教旨主義的儒家。蔣慶也是在打着儒家反儒家，抬着孔孟反孔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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