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两兴两衰史从举国敬仰的民国大师,到人人喊打的恨国党

一

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更通俗地说，是出名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就是掌握知识的人。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公知、知识分子，尤其是连知识本身，都是西来词汇，不是传统中国所本有。

因此，公知的贬义化，乃至专家、教授的贬义化，包含着更深层的因素，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是中西文化的攻守异势。以前是西方压倒中国，现在中国的势头起来了，要压倒西方。

这一过程与文化复兴、民族复兴是同步。民族复兴的核心在文化复兴，文化是指中国所固有之文化。因此，公知在近现代之中国的兴衰史，也是中国本身的兴衰史，中国文化的衰兴史。注意，前者是兴衰，后者是兴衰，是反着的。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学者将英文的Knowledge与“知识”对译。甲午海战后，中国兴起日本热，日本的明治维新文化被引入中国，形成所谓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模仿日本，开始推行白话文。

大量日本词汇被引入中国，成为白话文的重要基石。由于日语与汉字间存在特殊关系，这些日本词汇，又有着汉字的外形。从汉字的角度而言，这种日本式的对译，实际上是为汉字词汇注入新的西方内涵。而且这种注入是单向的，仅仅是西方内涵注入了汉字之中。

因此，“知识”是一个十足的西化词，其字形是汉字的，但是其内涵是西方的。也正是其字形是汉字的，“知识”这个汉语词语也是自古有之，所以对现代人形成极大的误导，使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知识”的含义，不仅是中国自古有之，而且是一切“知识”的标准。

其实，现代白话文的“知识”，其西方内涵与中国传统的主流知识观截然相反。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是内在的，内在于人心的，甚至说就是人心本身。就是孟子所说的“义内”，“义”就是知识，最高价值的知识。

这种知识也是“良知”、“良能”，是人生而有之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后来王阳明所说的用“致良知”解读《大学》的“致知”，完全正确。

宋明理学还有一个经典概括：“性即理”、“心即理”。“理”就是最高的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即有关心性本身的知识，才是最高的知识，才是知识。《大学》“格物、致知”所“致”的也正是这种知识。

而西方则从未出现中国式的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当然也从未出现过中国式的内在知识观，他们的知识观是外在的。在宗教时代，最高的知识是关于神的，而神则是绝对外在于人的。在现代，最高的知识则是关于“客观世界”，即客观规律，也是科学真理，象神一样，也是绝对外在于人的。

即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内在知识观，讲的是人心本身。而西方的知识观则一直是外在知识观，宗教时代是，现代依然是，讲的则是物。无论宗教时代的神，还是现代的客观世界、客观规律，都是属于物的范畴。

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观中，知识是指是心的知识，即有关于心本身的知识。而在西方知识观中，知识则是指物的知识。

要明白这一点，需要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心物之辩”。“心物之辩”的根本目的是让心摆脱物的牵绊和干扰，从而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也可以说，儒家的知识，就是维护心性独立和自由的知识。

理解心物之辩的重点、难点在明白心物的边界和区分。心就是思考认知本身，物则是思考认知的结果。思考本身是无限灵活的，无限包容的，即心外之一切皆是我的思考对象。作为思考认知的结果，物则是死的、固定的。

因此，“心物之辩”中“物”其核心是现代所说的抽象之物、主观之物、唯心之物，当然也包括具体之物、唯物之物。总是，物是心的思考认知的结果，即心的判断的结果。看到具体之物，是心的判断的结果，任何的决定，任何的意见，任何的结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理论体系，任何宗教体系、制度体系，都是物。

因此，作为源自西方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的知识，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在内涵上截然相反。现代汉语中的知识，所指的是物的知识，都是物，而儒家的知识，则是指心的知识，都是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一词不仅对中国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新生事物，由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依据kownlege所创造。然后，在甲午之后被入中国。即便在西欧也是一个近现代的新概念。即便kownlege在之前存在，但是其现代内涵也与古代有着本质不同。

古代的西欧是宗教时代、基督教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是以上帝为本位的，甚至说就是上帝本身，人获取知识的唯一手段是信仰上帝。现代的西方则推翻了上帝，是一个所谓的“科学”时代，知识是存在与客观世界中真理，但是需要人的研究、实验也才能被发现。因此，人替代上帝成为知识的主体，成为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主体。

知识产权的基础就是知识是人创造的

因此，知识分子、公知，也都是现代概念，为古代所无，也是反古代的。对中国如此，对西方也是如此。

二

知识是一个西化词，其内涵是西方的，实际是特指西方知识，更准确地说是现代西方知识，即科学知识。但是，现代的中国却把其当作一般意义、一般标准来理解。因此，当一个人接受现代中国的学校教育，那么他便会想当然地把现代汉语的知识，当成评判知识的准则，也当然会天然地、想当然地否定中国传统的知识，否定儒家知识。因为，儒家的知识与现代汉语的知识截然相反，前者的关注对象是心，后者的关注对象是物。

现代很多人反对学习英语，因为学习英语意味着思想的西化。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即便学习汉语，也是意味着思想的西化。因为现代汉语中存在太多词汇，其字形是中国的，但是其涵义却是西方的。“知识”就是典型一例。这类西化词汇不妨称之为“香蕉词”，即黄皮白心之词汇。

明白“知识”一词是在甲午之后从日本传入，特指西方知识，很自然就会明白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则就是西方知识的搬运工，将知识从西方搬运到中国的人。

而且，这种知识从西方到中国的大规模搬运，最开始并非是直接从西欧、欧美到中国，而是经过一个中介，就是日本，是从日本到中国。而日本对西方集中学习则是在明治维新，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也是在这个时期。那些现代汉语中的“香蕉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明”。

需要再次强调一遍，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实则为西方知识，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分子，实则为西方知识分子，公知也当然是西方公知，他们是西方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明白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地站在西方知识的参照系内，以西方知识的标准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知识和文化。认为中国的知识是落后的，必然要消亡，要被淘汰，而西方的知识则是先进的，必然被全世界所敬仰。

公知看谁的脸色？

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第一代公知，民国大师就极力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这种情况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尤其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

当我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进行讴歌时，往往忽略一个基本事实，都是留学生，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留学日本，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易白沙、吴虞等人都是，只有极个别的是留学欧美，譬如胡适是留美的。

这些被现代人尊为“民国大师”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思想家们，其实并非思想的创造者，而是思想的搬运工。不仅是搬运工而且是二道贩子，因为是从日本搬运，日本是一道贩子。

并非日本是一道贩子，就意味着日本的水平就很高，恰恰相反，非常次。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集中在明治维新时期，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同时。明治前，日本已经拥有了1000多年的中国文化的学习传统，儒家的学习传统，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集中学习西方文化，这让日本人产生一种错觉，他们是“学贯中西”。

其实日本是个半桶水，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没有领悟到，西方文化的本质他们也没有弄懂，可以说即不懂中国，又不懂西方。所以，他们才在明治维新时期弄出了一个“脱亚入欧”。

“脱亚”其实就是“脱中”、“脱儒”。“脱中”、“脱儒”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系统性攻击之，咒骂之。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那些后来成为“民国大师”的日本留学生们，显然被洗脑了，他们居然认为日本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为先进，而仰慕之。

因此，这些“民国大师”们，实则都是在文化上认贼作父的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是否定中国文化的罪魁，民国大师们不仅没有攻击之，反而崇拜之、学习之。

三

中国的历史不会接受文化上认贼作父的民国大师的摆布，只会接受尊重中国实际的人们所引领。

民国大师蛊惑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成为领袖之后的共产党，则坚定地以中国实际为指针，不迷信任何外来的理论，无论取道日本的西化理论，还是取道俄罗斯、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理论联系实际”。

因此，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大分裂。一派是走“民国大师”式公知路线，高度公知化的国民党，他们崇尚日本式西化，亲日本，当然更亲西方、英美。另一派则是坚决反对公知路线的共产党，他们更尊重中国实际，更尊重中国人民，尤其是作为基层人民的农民，重实践而轻理论。

民国大师式公知

最后尊重中国实际，走人民路线的共产党，战胜了走公知路线，脱离中国人民和中国实际国民党，尽管国民党的武器硬实力比共产党强大地多。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公知们都跟随蒋介石叛逃至台湾，这样台湾就是成为公知的集散中心。高度公知化就成为台湾的文化基因，这注定了台湾今天之现状：“脱中入美”式的台独，以崇洋媚外为荣耀。

中国大陆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实际为中心，重人民而轻公知，重中国实际而轻西方理论。

进入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坚定地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即不迷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不迷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因此，把两大超级大国都得罪了。中国面临空前的大孤立、大决裂。

中国当时面临三个方面的决裂：与资本主义阵营决裂，与共产主义阵营决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决裂。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依然坚定地坚持以中国人民为中心，尤其是以最穷苦的农民为中心，希望以人民、农民为中心，建立一套崭新的文化系统，以支撑中国继续前进，建立文化自信。

在当时的世界，所盛行的文化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或苏联共产主义式的公知文化，中国之内当然也有很多人受其影响，而具备公知思想，要么盲目羡慕美国，要么盲目羡慕苏联，眼里没有中国实际，没有中国人民。因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人民与公知之间的斗争。期间，地位最高的是人民，而受冲击最严重的就是公知、知识分子，或者具备公知思维的官员。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公知在中国最春风得意时期；文化大革命，则是公知在中国的最悲惨时期。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主要革命对象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即文化大革命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对“民国大师”的否定。

两个原因注定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一是中国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巨大落后，二是，文化大革命尽管有对新文化运动有革命的成分，但是也有继承的成分，即在学术上继续否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儒家的否定，更是被推向一个新高峰。

四

公知派象其所崇拜的西方文化一样，是见利不见义，重利而轻义，有利而无义。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就是经济和军事上，就在利上，而不在义上。在义的方面，中国远远领先西方。“落后就要挨打”，也是指的利，即经济和军事。

公知派在中国存在的合理之处，就在于极力发展利的主张，极力发展经济和军事的主张。当然这种合理之处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公知派的缺陷是，他们是唯利主义者，因此要给其加上义的限制。这是文化大革命强调“又红又专”，“方向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因所在，用“红”来限制“专”。“红”是义，专是利；“方向”就是义，“知识”就是利。

当中国的硬实力实现崛起时，已经不再落后于西方时，公知派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便消失了，他们反中国文化的卑劣一面便会充分暴露。

公知一直在欧美人民的领导之下

因此，改革开放后，公知在中国命运又一次经历了一个兴衰的循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的硬实力，即发展利。于是，党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事依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然而，现代的人们一提改革开放，所想到的仅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往往忽略“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四项基本原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重要，甚至“四项基本原则”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重要。

“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没有陷入唯经济主义，陷入西方式的唯利制图的资本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是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利。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依然是义利之辩的中国。

这足以彰显中国文化博大和精微。说到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这是在学术上、名义上否定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但是在实践中，儒家文化依然活的好好的，支撑着中国的实践，包括革命实践和经济实践。即儒家文化的传承有两条线，一条是学术线，一条是实践线。学术线断了，但实践线没有。

一旦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公知派的地位又开始提升，并且与对经济的重视甚至崇拜程度的增加成正比。

大约在1990年代末，20000年代初，中国对经济的崇拜达到顶峰，公知派在中国第二轮的崛起也达到了顶峰。

事实上，支撑公知派崛起的，是改革开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改革开放的“四项基本原则”却又为公知派下了紧箍咒。这样公知派就是孙猴子，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国家的手心、人民的手心。

因此，公知派在提及和歌颂改革开放时，总是断章取义的，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说“四项基本原则”，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们视“四项基本原则”为迂腐、落后、累赘。

维护什么公知派的地位，在2000年代初达到顶峰，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四项基本原则”了，开始念紧箍咒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这个局面在2008年之后日趋明显。2008年的特别之处在于，美国发生了次债危机。

当中国在硬实力上不在落后，又昔日列强的侵略对象变成今日之列强时，公知派在中国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公知派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盘引入西方文化，认为这是实现经济崛起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的成功实践，还是经济的成功实践，中国的成功不是抛弃中国文化，恰恰相反，而是坚持了中国文化。在实践中，这种坚持表现在尊重中国实际，尊重中国人民，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中国文化并非仅仅存在于经典之中，更根本地，而是存在于中国实际之中，存在于中国人民之中。

当中国已经成功地实践经济和军事崛起时，而且，这种成功是坚持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的情况下取得的，那么公知派在文化上反中国、反人民的一面便会凸显出来，恨国党的一面便会暴露无余。

因此，今日之公知在中国便经历了第二次衰落，有些公知甚至已成过街之鼠，人人喊打。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知派的衰落有政治操作的成分，而在今天，公知派的衰落完全是人民自发舆论的力量所致。

公知派的自然沦落也显示，中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去公知化进程之中，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最强烈信号和表现。

公知衰落的背后，是知识本身的衰落，这个知识就是西方知识，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固有知识、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