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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十三
邾人灭须句，鲁国夫人成风谓鲁禧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因劝封须句，以崇皞、济而修祀，纾中夏之祸。公伐邾，取须句，而反其君。韪哉其言也！邾既灭须句，势将逼鲁，不言鲁祸，而言周祸，鲁者，周之鲁也，周者，诸夏之宗主也，言周，不忘宗主也，诸夏皆周也，言周祸，则以其为诸夏之共患也。兴灭国，继绝世，尊王室，攘夷狄，春秋大义也，而成风以一女子能言之，以蛮夷猾夏为大虑，可见周礼之泽深入人心，华夷之辨普及女子。虽当四夷交侵，春秋诸侯皆能攘之，兼并之，使九州无复夷狄。
篇二十四
齐桓公死，而中原无霸矣，宋襄公有大志，欲继齐桓之霸，求合诸侯，而国小才疏，不足为资，况虐滕鄫两国之君，失德于诸侯乎？乃不度德量力，与强楚争盟，徒受执辱。郑伯如楚，不从宋，襄公复率卫侯、许男、滕子伐郑，楚救郑，战于泓。楚之蛮横无礼，近于夷狄，而襄公欲以君子堂堂正正之师待之，宋师败绩，公亦伤股，大国之不可测，安可以正兵胜之哉！犹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无德，不鼓不成列。辱中夏而长楚之狂耳。不重伤，不禽二毛，所以待礼义之国也，岂能待蛮横之楚乎？古之为军，不以阻隘，古之诸侯相对也，今楚之狡悍，目无天子，虎视中原，而以古道待之，不亦迂哉！宋之败，中原之败，楚益猖狂。而晋惠公与秦穆公战于三原，亦为穆公所俘，辱莫大焉。微晋文公之出，中原危矣，而使秦楚陵入中原，岂可哉！文公雄才大略，足继齐桓，而备尝艰难困苦，流亡各国，能负重任，熟知天下大势，返国为君，任贤使能，即采狐偃之谋，为勤王之举，辞秦师而下，复襄王于周，而名高诸侯，遂讨无礼之国，执卫禽曹。楚围宋，而文公救宋，文公问于舅犯、先轸，轸劝文公诈之，楚之蛮横无信义，唯可诈也，以其人之道治其人。文公用轸之谋败楚将子玉于城濮，以取威定霸，能通权达变也，使楚退出中原，不敢逞狂，以振中原之威，岂若宋襄之迂而辱中原哉！
〖春秋〗与晋文公而不与宋襄公，以晋文能败楚也。而既胜不骄，行赏以舅犯为首，或曰先轸之谋，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则权诈所以待楚，一时之权，文公通权达变而又不忘常道，以信义待诸侯，而晋世为霸主也。春秋真为霸者，齐桓、晋文而已，宋襄之弱，不足为霸也，秦穆之有夷心而侵郑，屡伐晋，楚庄王之狂，而问鼎于周，围宋急，目无天子，亦不可为霸也，强耳，诸侯畏其威而有所不服也，况秦穆公之败于晋襄公，不得逞于中原，只霸西戎乎？吴王阖闾之黩武无德，虽败楚陵齐，而伤于越王勾践，勾践虽灭吴，未长于中原，僭号之罪，礼所不容，皆不及桓文也。
篇二十五
仁义礼智信，本于诚也，王道贵诚，而或假之以为利，则伯也，伪之以为私，则伯之不若，岂可许为仁义哉？宋襄公之败于楚，或以为仁义之不敌，或以为蠢彘之仁义，是皆不知宋襄者也。宋襄公之欲主盟诸侯，召滕子不至，则辱之，召鄫子不至，则欲烹之，何其暴也！夫岂有仁义哉？欺其弱小也。其后与楚战，曰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欲为堂堂正正之师，岂虐于滕鄫而恤于楚哉？畏楚之强大，知非其敌，姑以为名，虽败而犹得仁义之名。宋人虽咎之，而有君子称宋襄之有礼义，公羊子以为文王之师不过，而宋襄名列五霸之中，甚矣，宋襄公之伪足以欺君子，并欺后世也！宋襄公之仁义不在愚，而在伪也，虽智者亦不察也。子鱼之谏，襄公岂不知？特欲博礼义之名耳。前之虐滕甑者，实也，后之恤楚兵者，伪也。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兵食可去，而信绝不可亡，其重信可谓至矣。孔子过蒲，蒲人止之，弟子力战，蒲人惧，与孔子盟曰：『苟毋适卫，吾出子。』孔子去，乃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圣人所重者信，而于此则背之，似为不信矣，然夫子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蒲人之要盟，岂为义哉？不义之信而犹守之，斯孔子所谓硁硁小人也。要盟非诚也，不义之信非诚也，信贵于诚，苟为不诚，何信之守？郑祭仲之以权诈佐其君郑庄公，专郑之柄，岂有信义哉！使于宋，为宋所胁，逼其废忽立突，祭仲惧而从之，虽懦而亦人之常情，然回宋国，身安矣，盟可负也，而犹为废立，竟如匹夫守其硁硁之信，只见其愚，昔之权诈何在哉？畏惧之甚，不敢有违，又怀私心，知胁于宋，必为国人所轻，姑以大义为名行废立之权而立威，不诚也。宋襄公之仁义，郑祭仲之信，皆为不诚，何可与圣人并论哉！公羊子犹以知权与之，不辨诚伪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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