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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现代的中国，科学已经成为学术的标准，认为一切的知识和学术都应该纳入科学的框架。不符合科学的，无法纳入科学框架和系统的知识，都是非科学的，也都是坏的、落后的、迷信的。
中国传统学术，就与科学的标准不相符，也无法纳入科学的框架，因此，被认为是坏的、落后的，应该被淘汰。
事实上，从整体上、根本上看，科学是一套畸形的、残缺的知识体系，而中国的传统学术，才是健全的、完备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就是整体性的学术体系，而科学则是局部性学术体系。这样，从容纳性来说，中国传统学术的容纳性要高，而科学的容纳性要低。中国传统学术是个大盒子，科学则是一个小盒子。
所以，科学不具备充当学术体系标准的能力，中国传统学术才有。科学无法容纳中国传统学术，也不可能将中国学术塞入科学的框架之中。而中国传统学术则可以容纳科学。当然，当把科学补充进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后，可以使得中国学术体系更丰满。 科学是一套畸形的、残缺的知识体系
科学，从形式上及中文概念上来看，是个分科之学，任何问题、任何领域，都可成为一个学科，这样就显得科学是具备无限的包容性。但是，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看，科学尽管在形式上可以无限分科，但是究其实质，科学仅仅是“利学”，而没有“义学”；仅仅是“物学”，而没有“心学”；仅仅是“文学”，而没有“道学”；仅仅是“用学”而没有“体学”。
中国传统学术和核心在儒家，而儒家学术的轴心则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直接称为“义利之学”，“心物之学”，“道器之学”，“体用之学”，既有义，也有利，既有心，也有物，既有文，也有道，既有体，也有用。
而科学则仅有“利”，仅有“物”，仅有“器”，仅有“用”，是有利而无义，有物而无心，有器而无道，有用而无体，是“利学”、“物学”、“器学”、“用学”。
既然中国传统学术“义利”兼备，“心物”兼备，“道器”兼备，“体用”兼备，而科学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文无道，有用无体，那么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就是健全的，而科学的框架就是残缺的。
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四组辩题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侧重有所不同。“义”就是“心”，就是“道”，就是“体”；“利”就是就是“物”，就是“器”，就是“用”。
“义利”的“义”，有两个侧重。一个是个人的正确的判断和选择，选择合理合宜的行为。因此，“义”的一个重要解读是“义者，宜也”。第二个侧重是，“义”是支撑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即是正义。 义利有辨，即亦合一
“利”则是基于“义”所选择的具体行为，针对和结合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最有利的选择。
“心物”之辩中，更在强调“心”的思维主体作用，强调维护“心”的自由和独立，不让其沉溺于“物”，受制于“物”。“物”是心的思考、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心”是思考、判断和选择功能本身，但是思考、判断和选择一旦形成结果，这个结果就脱离了心，而成为“物”了。
“心”是对人类一切思维和认知活动抽象总结，因此，“心”的存在是逻辑上的、功能上的，也是软件上的、虚拟的。“心”是虚拟的思维认知器官，是一切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者。既然“心”是虚拟的，是抽象总结，就与任何具体的生理器官无关，无心脏和大脑无关。心脏和大脑是硬件，“心”是软件。
“物”则是心发挥其思维认知功能所形成结果。人类所感知的“物”，都是心所思考感知的结果。“心”是思考认知功能本身，但是心的思考认知活动一旦形成结果，这个结果便脱离了心，不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人类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的物，都是心的思考认知结果，其存在也都经过心的赋予，包括形态、价值和意义。
因此，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物”，其对立面是心，是思考认知活动本身，是思考认知主体，在现代看来，其范畴是非常广泛，涵盖现代学术中的具象之物和抽象之物，物理之物和精神之物，宗教的神和神学是物，一切的思想和理论理念也都是物。
概而言之，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心”和“唯物”都是“物”，所谓的“唯心”，并非真正的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心，而都是精神之物。
“道器”之辩的典型表述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直接含义是写文章是表达道义、道理，但是这种思想是根源于一个更古老的思想：人的行为要符合和呈现道义。“文”这个字的最初含义，既非指文章，也非指文字，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外在表现，包括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文”就是“器”，“器”的原始含义是固化、固定，是道的呈现，但是并非道的本身。
“道器（文）”之辩所强调的是，人的外在行为，包括社会的外在制度表现，是有着内在支撑的，这个支撑就是“道”，也是“义”、“心”，“道”、“义”、“心”也都是“体”，而“器”、“物”、“利”又都是“用”。“体用”之辩就是专门强调主体、本体，维护本体的独立自由地位，不让其沉溺于用，受制于用。
其实，不仅仅科学是“利学”、“物学”、“文学”、“用学”，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用无体，西方文明的一切思想学术，也都是如此。这里的西方是广义的，指的中国之外一切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是一分为二，中国和西方。
现代之前，更准确地说是科学成为主流信仰之前，这是19世纪中期的事，西方文明的学术和思想就是宗教，包括多神教和一神教，以及为之服务的哲学。一切宗教也都是“利学”、“物学”、“文学”、“用学”，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依然是“利学”、“物学”、“器学”、“用学”。
在宗教中，神是世界创造者和支撑者，也是知识之源，人对神只能去信仰和服从。人之所以要信仰和服从神，就是从神那里换取恩赐，或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知识利益。因此人神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在犹太教中，甚至干脆说上帝和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圣经》就是约书，即上帝与人世间所签订的合同。上帝承诺，只要人信仰和服从自己，就会给人类一切的利益好处。
宗教不仅是“利学”，也是“物学”，因为宗教中不承认人的独立的思考、判断、选择功能，这实际上就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是无心的。一切神、神学，究其实质，不过是人心思考的结果，是“物”。但是，宗教却将这种“物”当成绝对权威实体，对人构成绝对约束。
科学原本是哲学，是宗教的附属物，服务于宗教。19世纪中期以前都是如此。因此，牛顿时代科学，与爱因斯坦时代的科学是不同的。牛顿时代科学，不讲实用，不关注科学所能够带来的物质利益，而只关注科学的宗教利益，即对神的发现，对神的智慧的发现。爱因斯坦时代科学，则更专注实际的物质利益，而不再关注宗教利益。此时上帝已经被打倒，宗教已经被抛弃，至少边缘化了。
但是，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科学的“利学”属性则是一以贯之的。
尽管中国传统学术，兼讲“义利”、“心物”、“道器”、“体用”，讲“利者，义之和”，“心物不二”，“文以载道”，“即体即用”，但是却是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的，是重心轻物的，重体轻用的，重道轻文的。这导致中国的传统学术的中心是“义”、“心”、“道”、“体”，对“利”、“物”、“器”、“用”尽管不否定，但是却不怎么讲。
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不断地引入西学，以补充和丰满自己的“利”、“物”、“器”、“用”的部分，近代以来科学的东传，只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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