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高校普遍的软国耻,民族文化方能复兴并自信（之二)清华北大的软国耻根源 ...

二、清华北大的软国耻根源

圆明园，中国国耻的象征，清华和北大的校址恰恰与之毗邻。清华在东，北大在南，近乎一墙之隔。或许，这一区位格局的出现，只是当初两校校址选择上的无心之举。但是在历史中，清华北大的产生也的确和国耻很近。北大、清华都是由国耻所孕育，身上也携带了国耻的基因和病毒。

要明白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基因，首先要明白和区分两类国耻：主权国耻和文化国耻。人们之所以普遍忽略和无视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因素，而将其看成知识的殿堂，甚至神圣的知识殿堂，就在于没有能正确区分这两类国耻，将主权国耻看成是国耻的全部，忽略和无视了文化国耻。事实上，文化国耻是比主权国耻更深层、更严重的国耻。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正是文化国耻。

圆明园是中国主权国耻的象征，而北大、清华的则是文化国耻的象征。主权国耻是“硬国耻”，而文化国耻则是“软国耻”。因此，也可以说，圆明园代表“硬国耻”，而北大、清华则代表“软国耻”。

拒绝软国耻

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与西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香港、澳门的收回，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些都是雪“硬国耻”。

在雪硬国耻上，中国已经做的非常好，但在雪软国耻上，但却做的非常差。由于对软国耻重视不足，甚至压根没有意识到其存在，我们在消除硬国耻的同时，却在增加和扩大软国耻。甚至也可以说，自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整体的发展路径是以牺牲文化力量为代价，去换取主权力量的增加，以增加软国耻为代价，去换取硬国耻的降低，去雪硬国耻。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躯体，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灵魂。当一味地强调硬国耻，而忽略软国耻时，就会导致在雪硬国耻时，会导致软国耻的增加，在硬国耻消除时，软国耻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存在。中国当下的现状就是，硬国耻已经消除，但软国耻依然严重地存在。更严重的是，相对硬国耻，国人对严重存在的软国耻普遍缺乏知觉。

主权国耻就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放弃主权利益，文化国耻则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否定和舍弃中国的固有文化。国耻做所以为国耻，关键就在被迫性。东汉以来，中国也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局部地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文化，但是不能称佛教的传入中国为文化国耻，原因在于这里边没有强迫。

中国是从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才正式开始否定和舍弃自己的文化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败的最惨的，没有之一，正是这场战争彻底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自此中国走上西化的不归路，直至当下。甲午之前的洋务运动，讲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原因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他主持签订的，其耻辱之最就是甲午战败后的马关条约。其实马关条约恶劣影响倒不在主权国耻上，而在文化国耻上。马关条约不仅迫使中国放弃自己的主权，而且也迫使中国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

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摧毁中国的文化自信，除了战争本身的惨败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甲午战争的敌人并非传统的西方列强，而是最近才西化的日本。震惊当时中国的并非战争本身的力量，而是日本西化的力量。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将效仿的对象转向日本，中国的真正西化实质上是从学习和效仿日本开始的，是日本化。也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留学现象才真正形成。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的目的地不是欧美，而是日本。

中国留日学生

据统计，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三千名人，达到高峰。据梁启超1902年统计，自费生几乎占据了一半。

1907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数才逐渐增加。1909年清政府正式接受美国所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但是，直至1910年，留美的学生才有500人。

而中国的大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与留学热同时出现的。大学和留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属于马关条约效应，是文化上的马关条约。中国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留学和大学是吸纳和接受西化思想，同时否定和舍弃中国文化的两个手段，两者互为表里。前者直接去西方国家，包括西化后的日本，去学习，后者则是在中国系统性地传播西方文化。

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是最早的两所大学，分别创办于1895年和1898年，均在甲午（1894年）之后。北洋大学堂是现天津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为现北京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为李鸿章的幕僚，也是晚清第一大买办盛宣怀创办。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其实就是想在中国复制日本的明治维新，企图把日本的政治和教育体系搬到中国，是一次大张旗鼓的日本化。康有为直接说：“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

尽管后来慈禧太后完全推翻了戊戌变法，连光绪皇帝也被监禁，但是却独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因此北京大学也就成了那次日本化的唯一成果。

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甚至进行恶毒性攻击，并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口号，是出现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间应该在1916年左右，主要阵地则是北京大学。这个时间和地点和此前的日本化是高度相关的。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6年，因为甲午之后第一波留学热时期的那些人都在那时学成回国了。注意，第一波留学热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也毫不奇怪地是主要由留日回国人员所构成。陈独秀、鲁迅、易白沙、钱玄同、吴虞都是那时的日本海龟，而另一员新文化大将胡适则是留美海龟，而资助胡适留美的正是庚子赔款。与1916年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则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留学德国。

因此，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化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发展和深化，新文化实质上就是日本文化。

为什么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地？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成为留日人员的聚集地。那么北大又为何会成为人员的聚集地，原因又在于，北大是之前那次日本化的结果，北大身上保留了日本化基因。

如果说北京大学身上有日本化基因，那么清华大学身上则有美国化基因。清华大学的前身为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 school），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顾名思义，留美预科学校，即为留美人员进行前期培训。这所学校的成立和美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相关联。

1900年为镇压反对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组团对中国发起战争，北京被占领，慈禧出逃西安。在这种局面下与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主持人依然是那位李鸿章。1900年为庚子年，1901年为辛丑年。辛丑条约所涉及的赔款数额为所有条约之最，就是历史所称的庚子赔款，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赔款将在若干年还清，庚子年是起始年。

由于数额太大，超出了当是清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后来清政府就希望能够减免。当和美国提到此事时，美方应允，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所退回的赔款用来支撑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留美预科学校正是为这些赴美的庚子赔款生做前期服务的。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生成行，胡适于1910年考取了名额，是第二批。不过那时留美预科学校尚未成立，因此胡适是庚子赔款生，但不是清华校友。

当时的美国为何愿意做这件事？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可以给出说明。詹姆士提醒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在精神和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敞开拥抱，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曾经是留日人员，这导致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日本情节，即便在1931甚至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后，这种日本情节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身上依然非常浓厚。汪精卫就不用说了，直接投靠了日本，做了汉奸。

1934年，已经侵占东北的日本愈发彰显其图谋华北，甚至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此之际，蒋介石以别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几乎两万字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其中所流露的亲日情结令人惊诧。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文一上来就说：“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居然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和日本只可能是朋友关系，而不可能是敌人关系。很类似于前一阶段，曾经有人把当今的中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甚至还要过之。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文还提到：“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

这意味着孙中山也有很强烈的崇日、惧日情结。由于汪精卫后来明目张胆地投靠了日本而成为汉奸，后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尤其与孙中山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好坏分明。实质上，在崇日、惧日上，他们并无本质区别，并无明确的界线。这很可能也归因于三人的早年的留日经历，孙中山当年甚至还娶了一位日本老婆。

这种早年的留日经历，以及所形成的亲日情结，导致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一直是妥协的，软弱的，一直不敢地处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可能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在共产党身上也表现的十分明显，共产党的真正缔造者是毛泽东，他恰恰是没有任何留洋经历的，纯粹的土鳖。在毛泽东之前，共产党也的确有留洋经历的首脑，而他们也均象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一样，有着很强的亲外情结，譬如陈独秀和王明。

陈独秀在骨子里崇拜日本的文化，尤其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制度，这是后来当蒋介石对共产党举起屠刀时，陈独秀右倾投降的根源所在，因为他认为国民党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方向。而留学苏联的王明则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协苏自重，在抗战时期，居然高举“武装保卫苏联”的大旗。因此毛泽东说王明，他对别人的事关心地多，对自己的事关心的少。用现在的话说，陈独秀和王明被当时的日本和苏联洗脑了。

由毛泽东所改造和缔造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反帝国主义上，表现地如此决绝，敢于在尚一穷二白时出兵朝鲜，对抗不可一世的美国，以及对抗同样不可一世的苏联，与其本人早年没有任何留洋不无关系。假如毛泽东曾经是个象胡适一样的庚子赔款生，或者假如也象陈独秀、汪精卫、孙中山、蒋介石一样曾经留学日本，很难想象他还能够列强如此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