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清高校普遍的軟國恥,民族文化方能復興並自信（之二)清華北大的軟國恥根源 ...

二、清華北大的軟國恥根源

圓明園，中國國恥的象徵，清華和北大的校址恰恰與之毗鄰。清華在東，北大在南，近乎一牆之隔。或許，這一區位格局的出現，只是當初兩校校址選擇上的無心之舉。但是在歷史中，清華北大的產生也的確和國恥很近。北大、清華都是由國恥所孕育，身上也攜帶了國恥的基因和病毒。

要明白北大、清華身上的國恥基因，首先要明白和區分兩類國恥：主權國恥和文化國恥。人們之所以普遍忽略和無視北大、清華身上的國恥因素，而將其看成知識的殿堂，甚至神聖的知識殿堂，就在於沒有能正確區分這兩類國恥，將主權國恥看成是國恥的全部，忽略和無視了文化國恥。事實上，文化國恥是比主權國恥更深層、更嚴重的國恥。北大、清華身上的國恥正是文化國恥。

圓明園是中國主權國恥的象徵，而北大、清華的則是文化國恥的象徵。主權國恥是『硬國恥』，而文化國恥則是『軟國恥』。因此，也可以說，圓明園代表『硬國恥』，而北大、清華則代表『軟國恥』。

拒絕軟國恥

新中國的成立，抗美援朝，與西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香港、澳門的收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這些都是雪『硬國恥』。

在雪硬國恥上，中國已經做的非常好，但在雪軟國恥上，但卻做的非常差。由於對軟國恥重視不足，甚至壓根沒有意識到其存在，我們在消除硬國恥的同時，卻在增加和擴大軟國恥。甚至也可以說，自上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整體的發展路徑是以犧牲文化力量為代價，去換取主權力量的增加，以增加軟國恥為代價，去換取硬國恥的降低，去雪硬國恥。

主權是一個國家的軀體，而文化則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和靈魂。當一味地強調硬國恥，而忽略軟國恥時，就會導致在雪硬國恥時，會導致軟國恥的增加，在硬國恥消除時，軟國恥依然存在，而且嚴重地存在。中國當下的現狀就是，硬國恥已經消除，但軟國恥依然嚴重地存在。更嚴重的是，相對硬國恥，國人對嚴重存在的軟國恥普遍缺乏知覺。

主權國恥就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放棄主權利益，文化國恥則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否定和捨棄中國的固有文化。國恥做所以為國恥，關鍵就在被迫性。東漢以來，中國也因為佛教的傳入，而出現局部地否定和捨棄中國固有文化，但是不能稱佛教的傳入中國為文化國恥，原因在於這裏邊沒有強迫。

中國是從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才正式開始否定和捨棄自己的文化的。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敗的最慘的，沒有之一，正是這場戰爭徹底打掉了中國的文化自信，自此中國走上西化的不歸路，直至當下。甲午之前的洋務運動，講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李鴻章之所以被稱為賣國賊，原因之一是，中國近代史上諸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都是他主持簽訂的，其恥辱之最就是甲午戰敗後的馬關條約。其實馬關條約惡劣影響倒不在主權國恥上，而在文化國恥上。馬關條約不僅迫使中國放棄自己的主權，而且也迫使中國開始放棄自己的文化。

甲午戰爭之所以能夠摧毀中國的文化自信，除了戰爭本身的慘敗以外，還有另一層原因，就是甲午戰爭的敵人並非傳統的西方列強，而是最近才西化的日本。震驚當時中國的並非戰爭本身的力量，而是日本西化的力量。

甲午戰爭後，中國人開始將效仿的對象轉向日本，中國的真正西化實質上是從學習和效仿日本開始的，是日本化。也正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的中國留學生湧向日本，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留學現象才真正形成。中國的第一波留學熱的目的地不是歐美，而是日本。

中國留日學生

據統計，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為280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名人，達到高峯。據梁啓超1902年統計，自費生幾乎佔據了一半。

1907年以後，留學歐美的人數才逐漸增加。1909年清政府正式接受美國所退回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學生經費後，出現了留學美國的熱潮。但是，直至1910年，留美的學生才有500人。

而中國的大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與留學熱同時出現的。大學和留學在中國的出現實際上屬於馬關條約效應，是文化上的馬關條約。中國開始放棄自己的文化，而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留學和大學是吸納和接受西化思想，同時否定和捨棄中國文化的兩個手段，兩者互為表裏。前者直接去西方國家，包括西化後的日本，去學習，後者則是在中國系統性地傳播西方文化。

北洋大學堂和京師大學堂是最早的兩所大學，分別創辦於1895年和1898年，均在甲午（1894年）之後。北洋大學堂是現天津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則為現北京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堂為李鴻章的幕僚，也是晚清第一大買辦盛宣懷創辦。京師大學堂則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戊戌變法其實就是想在中國複製日本的明治維新，企圖把日本的政治和教育體系搬到中國，是一次大張旗鼓的日本化。康有為直接說：『假日本為嚮導，以日本為圖樣』。

儘管後來慈禧太后完全推翻了戊戌變法，連光緒皇帝也被監禁，但是卻獨獨保留了京師大學堂，因此北京大學也就成了那次日本化的唯一成果。

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甚至進行惡毒性攻擊，並明確提出全盤西化口號，是出現在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時間應該在1916年左右，主要陣地則是北京大學。這個時間和地點和此前的日本化是高度相關的。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開始於1916年，因為甲午之後第一波留學熱時期的那些人都在那時學成回國了。注意，第一波留學熱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干將也毫不奇怪地是主要由留日回國人員所構成。陳獨秀、魯迅、易白沙、錢玄同、吳虞都是那時的日本海龜，而另一員新文化大將胡適則是留美海龜，而資助胡適留美的正是庚子賠款。與1916年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則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又留學德國。

因此，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不過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化運動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發展和深化，新文化實質上就是日本文化。

為什麼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地？原因很簡單，因為這裏成為留日人員的聚集地。那麼北大又為何會成為人員的聚集地，原因又在於，北大是之前那次日本化的結果，北大身上保留了日本化基因。

如果說北京大學身上有日本化基因，那麼清華大學身上則有美國化基因。清華大學的前身為由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一所留美預科學校（Training school），於1911年4月29日在清華園開學。顧名思義，留美預科學校，即為留美人員進行前期培訓。這所學校的成立和美國所退還的庚子賠款相關聯。

1900年為鎮壓反對洋人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組團對中國發起戰爭，北京被佔領，慈禧出逃西安。在這種局面下與次年簽訂了『辛丑條約』，主持人依然是那位李鴻章。1900年為庚子年，1901年為辛丑年。辛丑條約所涉及的賠款數額為所有條約之最，就是歷史所稱的庚子賠款，叫這個名字是因為賠款將在若干年還清，庚子年是起始年。

由於數額太大，超出了當是清政府的財政承受能力，後來清政府就希望能夠減免。當和美國提到此事時，美方應允，但卻提出了一個條件，所退回的賠款用來支撐中國人到美國留學。留美預科學校正是為這些赴美的庚子賠款生做前期服務的。1909年第一批庚子賠款生成行，胡適於1910年考取了名額，是第二批。不過那時留美預科學校尚未成立，因此胡適是庚子賠款生，但不是清華校友。

當時的美國為何願意做這件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1906年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備忘錄可以給出說明。詹姆士提醒羅斯福：『哪一個國家能夠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在精神和商業兩方面收穫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對中國留學生敞開擁抱，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作為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曾經是留日人員，這導致國民黨有着深厚的日本情節，即便在1931甚至1937年日本大舉侵華之後，這種日本情節在蔣介石和汪精衛身上依然非常濃厚。汪精衛就不用說了，直接投靠了日本，做了漢奸。

1934年，已經侵佔東北的日本愈發彰顯其圖謀華北，甚至侵吞整個中國的野心，當此之際，蔣介石以別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幾乎兩萬字的長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其中所流露的親日情結令人驚詫。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此文一上來就說：『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居然一廂情願地認定，中國和日本只可能是朋友關係，而不可能是敵人關係。很類似於前一階段，曾經有人把當今的中美關係比喻成夫妻關係，甚至還要過之。

更令人震驚的是，此文還提到：『中山先生曾經說：「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說：「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

這意味着孫中山也有很強烈的崇日、懼日情結。由於汪精衛後來明目張胆地投靠了日本而成為漢奸，後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汪精衛與蔣介石，尤其與孫中山之間存在明確的界線，好壞分明。實質上，在崇日、懼日上，他們並無本質區別，並無明確的界線。這很可能也歸因於三人的早年的留日經歷，孫中山當年甚至還娶了一位日本老婆。

這種早年的留日經歷，以及所形成的親日情結，導致國民黨對帝國主義一直是妥協的，軟弱的，一直不敢地處明確的反帝綱領，這可能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點在共產黨身上也表現的十分明顯，共產黨的真正締造者是毛澤東，他恰恰是沒有任何留洋經歷的，純粹的土鱉。在毛澤東之前，共產黨也的確有留洋經歷的首腦，而他們也均象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一樣，有着很強的親外情結，譬如陳獨秀和王明。

陳獨秀在骨子裏崇拜日本的文化，尤其是以議會為中心的民主制度，這是後來當蔣介石對共產黨舉起屠刀時，陳獨秀右傾投降的根源所在，因為他認為國民黨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方向。而留學蘇聯的王明則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協蘇自重，在抗戰時期，居然高舉『武裝保衛蘇聯』的大旗。因此毛澤東說王明，他對別人的事關心地多，對自己的事關心的少。用現在的話說，陳獨秀和王明被當時的日本和蘇聯洗腦了。

由毛澤東所改造和締造的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反帝國主義上，表現地如此決絕，敢於在尚一窮二白時出兵朝鮮，對抗不可一世的美國，以及對抗同樣不可一世的蘇聯，與其本人早年沒有任何留洋不無關係。假如毛澤東曾經是個象胡適一樣的庚子賠款生，或者假如也象陳獨秀、汪精衛、孫中山、蔣介石一樣曾經留學日本，很難想像他還能夠列強如此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