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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經書的形成與演變，我們首先要明白什麼是『經』。【說文解字】中說：『經，織也。從系，坙聲。』段玉裁注云：『織之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段玉裁的這個解釋，前半段說的還是『經』的本義，後半段就明顯是在說『經』作為『常理』、『常道』這個後起的衍生義。東漢劉熙【釋名】則云『經，徑也』，意即經如同路徑一樣，無所不達，無所不通，可以看做是『常道』說的另一種表述形式。 從現有的古文字材料來看，甲骨文中無論是『經』字，還是作為其本字的『坙』字，都還沒有被發現。西周金文中發現了一些，如大盂鼎『敬雍德坙』、大克鼎『坙念氒保相師華父』、虢季子白盤『肇坙先王令』、叔夷鍾『余經乃先祖』等，但在這些銘文中的『經』或『坙』都是當做經緯，或是經維也就是經營的意思講。迄今，我們尚未在金文中發現將『經』或『坙』當做典籍、經典或是書籍這個涵義來使用的例子。 我們現在所能見到，最早將『經』用作經典或典籍這個涵義的，是戰國時期的【管子】和【莊子】。【管子·戒】云：『澤其四經』，這裡的四經即是四術，也就是詩書禮樂。【莊子·天運】中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關於『經』如何演變出典籍、經典這個涵義，章太炎先生有一個解釋可供參考：先秦書籍寫於簡牘之上，牘一板最多只能寫一百字左右，因此【儀禮·聘禮】上說『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策即竹簡，方即木牘。書於竹簡之上，便需要用絲線將其編連在一起，因而便用『經』來稱呼這些典冊，猶如後世將古書統稱為『線裝書』一樣。
與圖中的木牘相比，竹簡可以串起來
與圖中的木牘相比，竹簡可以串起來 章太炎的解釋頗有說服力，但有一點尚未解釋清楚，『經』本指紡織中的縱線，而竹簡在編連時均是橫向穿繩，為何稱經而不稱緯？【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這裡的『經』已經有法則、原則、義理的涵義了，因此我們似乎也不應把『經』訓為『常』的這個解釋推的太靠後。至少不能將之歸結為漢代以後的儒家獨尊。 那麼，我們又有一個問題出來了，那就是戰國早期文獻中出現的經一般都不出六經範圍之外，而到了戰國後期，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經』，墨家有【墨經】，李悝有【法經】，地理有【山海經】，醫家有【內經】，【國語·吳語】中『挾經秉枹』中的經又是指的兵書。仿佛早期的經還是專指，而到了後來反而成了泛指。 這個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在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之前，並不存在一部或幾部至高無上的經，當時的『經』只是各學派關鍵性書籍的泛稱。儒家的經不一定是墨家的經，法家的經也不一定是道家的經。那為什麼戰國早期提到的經基本不出六經範圍之外呢？這就要提到宗周王官學了。 自從胡適1917年發表【論九流出於王官說之謬】後，不少學者在談到諸子百家時都不再提王官學的問題。然而胡適在寫這篇文章時並沒有清楚王官學的實質，王官學與後世單純的思想學術不同，而是周室百官在長期任職實踐中積累的經驗，經過不斷修訂、不斷條理化，最後匯集起來，即成為宗周王官學。 簡而言之，王官學是一種包羅了西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軍事、科學為一體的，『國家在當時所能涉及（廣度）和所能達到（深度）的百科之學』（沈文倬先生語）。其特點就在於學在官府，其學的傳承往往是通過上一任對下一任的培養與交接來實現，而周代又實行世卿世祿的制度，因此，王官之學往往是家傳的，而且長期是在貴族中流傳，民間不得與聞。 但隨着王綱解紐，禮樂崩壞，王官失其守，王官學也逐漸向民間流傳，王官所藏的典籍也逐漸在民間傳播開來。因為百官任職的經驗，往往是在父子祖孫間傳授的（金文中也有王官升遷的記載，升遷後如何傳授，舊官如何安置等問題，因為史料不足，無法討論），未必形成文字，王官所藏的典籍，主體還是周室或各諸侯國的檔案——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就是後來六經的雛形。所以【莊子·天運】中說『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到後來清代章學誠所說的『六經皆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沒錯的。 那麼這些檔案又自何而來呢？我們分開來看。 傳說伏羲氏作八卦以類物情，而後人更三聖，事歷三古，遂有【周易】，為太卜所掌。此前夏易叫【連山】，商易叫【歸藏】，均已失傳，這是【易經】之由來。 【漢書·藝文志】說『上古之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者為【尚書】；記事者為【春秋】。上古唐堯虞舜夏商周均有書，這個從現存29篇中也能看出來。而【竹書紀年】作為魏國國史，上溯至上古，則【春秋】原本應該也是如此。現在【史記】尚有伯禽之後歷代魯國國君在位年數，可證。這是【尚書】【春秋】之由來。 謠諺之興甚早，【吳越春秋】記載有號稱黃帝時的詩『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雖不可信，但也必是古歌之孑遺。【詩·大雅序】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自虞夏以後，三代均有采詩之官。夏有遒人，商有太師。【王制】說其『采之民間，陳於天子，以觀民風。』這就是【詩經】的開始。 采詩之官去四處諸侯之國采及民風——通過民間的歌唱聲音，可以得出一個邦國的治理水平與百姓的生活狀況，從而最後匯報給天子。孟子所謂：『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人通過音調、音律可以判斷一個地方、一個人的狀態如何。明代名醫張景岳在遼東的時候，聽到老百姓在田野里唱歌，一聽那種悲涼的聲音，就知道將要亡國，可謂得古之遺風。 【呂氏春秋·古樂篇】說，樂舞始於葛天氏，而伏羲神農都有樂名，至黃帝時，發明了六律五音之用。以後凡帝王改朝易姓、受命、都要作樂以表示功成。而日常祭祀、宴饗、朝覲、婚冠無一不用樂，聖王更要以樂教化百姓，故音樂之技，代有興作，這就是【樂經】的開始。當然，【樂經】是否有文本寫成，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古之貴族宴飲必奏樂，以與神溝通
古之貴族宴飲必奏樂，以與神溝通 上古之時社會蒙昧，聖王既作，本習俗以定禮文。所以唐虞之時，以天、地、人為『三禮』；以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夏、商，都有所損益。而到了西周，周公制禮作樂，由是而鬱郁乎文哉，這是【禮經】的開始。但【禮經】最初是沒有文本的，它不像【詩】【書】【易】【春秋】均有寫成的文本，以便隨時查閱。禮最開始是在禮官的不斷演習中傳承的，直到平王東遷，禮崩樂壞之後，恐有失傳之虞，才寫成文本，以便流傳。 以上所述六經，【易】掌於太卜；【書】與【春秋】掌於太史、外史；【詩】掌於太師；【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大司樂。如此看來，六經無一不是王官舊典，而當時學術自然也不會有超出六經之外的可能。 宗周禮樂文明賴周公而開，他不僅將遠古至殷商的文化精髓加以總結和發展，形成系統化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以『禮』為社會秩序的基礎和核心，同時並注入『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倫理的深刻內涵，這也是中華文明耀眼的地方。 周公制禮作樂的大旨，其實正是要從制度上追慕堯舜之治，以建設道德禮制為主要目的，而這在春秋戰國之際遭遇了最大的危機。規範被踐踏，秩序被破壞，德治被拋棄，禮樂失去了舊日的尊嚴與力量，成為了當權者誇示與享樂的工具，文武之道，禮樂之制此時已瀕臨消亡，而在這樣一個嚴峻的時刻，一個存亡繼絕的偉大人物出現了，那便是先師孔子。
孔子推動了王官之學普及社會
孔子推動了王官之學普及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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