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不妨学习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这要靠学经典著作，学中西哲学史。而在中国哲学中，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是最能帮助我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哲学。

柏拉图写《理想国》，认为统治者必须是哲学王。惟有精通他的哲学的人才有深刻地思想，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现今与其学柏拉图哲学，不如学《新理学》哲学。

现在社会转型，最重要而又最缺乏的，我以为是哲学和诚信。哲学指理性主义的哲学，而非良知之类的思想。缺乏诚信不能靠讲“致良知”，靠宣传王阳明来解决问题。良知没有标准。王阳明自已就是不实行良知教的。他的父亲死了，守丧，按礼是应该吃素的；但他家照样大鱼大肉。湛甘泉看不下去了。王说，“我的儿子今年要应举，不能没有营养。”他的良知告诉他，应该破除礼教。故“盗亦有道”，盗也是有他的良知的。梁山好汉何尝没有良知，被王阳明剿灭的山寨之人，何尝没有良知！

有些地方的领导是好心办坏亊，浪费民脂民膏。_{故意从中渔利的当别论}这种人多半不会思想，头脑简单、糊涂，大学读书时缺乏较好的思想训练。补补哲学课可能十分有用。可以推荐的教材就是《新理学》哲学。

冯友兰《新理学》

田卫平主编真正是塑造《南国杂志》精神风貌的人。有些杂志，凡投稿就由两名匿名审稿者决定。冯友兰先生的稿要碰到胡适审，就被枪毙了。这是省事的办法。但这样办出的杂志是不会有风格的，越办越八股，变成假大空或资料汇编。办杂志，主编需要“有道者”。“道曰大”，在田卫平主编头上加个“大”字，是名符其实的。他是有“道”的主编。

谢谢田卫平大主编的邀稿。当时在深圳开会。他也来开会，就找上门来了。于是以此文相答。这文章的重点是在谈民国时期。虽在最后，却是最重要的。

下面特转发拙著《儒学发展七期说》的最后一节。

先转发黑格尔的一段话。

“我们可以说，德国自有哲学以来，哲学这门科学的情况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坏过。空洞的词句，虚骄的气焰从来没有这样飘浮在表面上，而且以那样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作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样。为了反对这种浅薄思想而工作，以日耳曼人的严肃性和诚实性来工作，把哲学从他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在这时代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贵的东西。”

引自《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开讲辞》

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得堡大学讲。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三联书店出版。

儒学第六七期：民国与现代

在中国，所谓现代，即是由传统社会转向西方开始的近现代社会。“转型”由清末开始，民国是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思想方面，西方各种近现代思想如大潮一般涌来，冲击着古老的儒学。为适应此时期之新情势，熊十力、贺麟_1902—1992、牟宗三、唐君毅_1909—1978建立新心性之学，是儒学转型的一种尝试；而冯友兰的《新理学》，则是转型的另一种尝试，目的都是适应社会现代化，使儒学转型为现代新儒学。

贺麟的新心学实际上否定了陆、王的“天理良知说”，只讲“知行合一”，自称“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它批评王阳明，“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为武断的伦理学”。故他特为自己的新说提供一“合理的知识基础”。牟宗三的新心学则强调“良知大本”“心体纵贯”，彻上彻下，以之为上帝之“智的直覚”，不需“气”而自己经营造作；实际上是把道德践履变成自然“本能”行为，与理学强调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灭得一份人欲才能存得一份天理的精神完全相悖。其“良知坎陷”以开民主科学之说，被认为是“戏论”；说简单明白一些，就是让“良知”自动退位，置自己于无用之地。这与其大倡“良知大本”实是自相矛盾的。

冯友兰的《新理学》立于理性、自觉之上，与“五四”的民主科学思潮甚为合拍，也更适合当时中国的情况。其《新事论》以历史唯物论为社会史观与外王之学的基础。依照历史唯物论，所有的社会都分成五种类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每种类型都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部分构成。由一种低级类型过渡到另一高级类型，是由其内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决定的。每一类型，按《新理学》本体论的说法，即是一“理型”“共相”。因此，历史唯物论之社会类型说与社会发展规律说，和作为新理学哲学本体论的“理、气、道体、大全”四要素说，是一致的，前者不过是后者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运用与表现而已。故李泽厚所谓“冯友兰写《新世训》《新事论》来‘经世致用’，在理论上却与其强调‘经虚涉旷’的纯概念体系的《新理学》打成两橛，没有内在逻辑联系，甚至是矛盾的”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以社会类型为依据，《新理学》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即由古代传统社会转向西方开始的近代社会，这种“类型”的转变是全盘的、整体的。故西化不是西方化，是近代化。中西的区别是古代与近代的区别。孔孟思想仅适合古代而不适合现代生活。儒学所讲道德只能抽象继承。新社会将立足于现代化生产之上，道德与政治及社会生活皆将以社会为本位。其具体模式是社会主义。这也是符合中国现实的。

《新原人》讲人生，强调“觉解”，谓“觉解”的高低乃人由自然境界到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最后达于超道德的大全境界之决定因素。这与其哲学本体论之强调“理性”为本的精神，亦是一致的。

依照《新理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点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即理本体，“道中庸”即“理”之在社会日用伦常上的体现。由两者的内在融合关系，中国哲学可由低到高，划分为儒学、道家、禅宗、程朱理学、新理学几个阶段；而新理学乃中国哲学之最高的发展。这亦言之成理，自成系统。

因此，新理学作为现代新儒学，其转型远比港台心性哲学成功。它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先进的思想，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呼应的。至于新时代的儒学，由于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从略。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限于篇幅，当时未对《新理学》本体论部分多加介绍，现转摘抄几段，供读者参阅。

“哲学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别对于实际有所肯定！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言有事实的实在者，亦可名为自然。真者，言其无妄，实者，言其不虚；本然者，本来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实际又与实际的事物不同。实际的事物是指有事实的存在的事事物物，例如这个桌子，那个椅子等。实际是指所有的有事实的存在者。有事实的存在的事物，必有实际，但有实际不一定有某一件有事实的存在的事物。属于实际中者亦属于真际中，但属于真际中者不必属于实际中。我们可以说：有实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实，是实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必不虚。其只属于真际中而不属于实际中者，即只是无妄而不是不虚者，我们说它是属于纯真际中，或是纯真际的。

就我们之所以得到哲学之程序说，我们仍是以事实或实际的事物为出发点。我们是人，人的知识，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我们经验中所有者，都是有事实的存在的事物，即实际的事验。哲学始于分析，解释经验，换言之，即分析解释经验中之实际所知事物。由分析实际的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

_{引自《新理学》第一章}

强调从发生程序说，这是唯物论的说法。

金春峰 / 202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