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读者一定很迷惑，宋代有宪法吗？宋代肯定没有现代的宪法，但是宋代的祖宗之法，其实与现代的宪法是一样的，终朝而不易，转载本文时之所以如此定标题，正是以古代的“祖宗之法”借鉴于现代宪法。原标题——巅峰即悲剧：北宋第一名将，终究败给了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代王朝里，宋朝在军事上的“积弱”显得非常突出。耐人寻味的是，一如“江山代有才人出”之说，宋代又绝不缺乏将才，从“杨家将”到“岳家军”，诚可谓将星如云。至于宋仁宗时代的狄青，亦是名将群体中不容忽视的一员……
面有刺字的狄青形象
面有刺字的狄青形象 以文驭武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迫不及待地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削夺了武将的兵权。随后更将“重文抑武”确立为国策——赵匡胤登基不久即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拜谒孔庙。 由于科举取士成了获取功名的主要途径，此消彼长之下，所谓武人的地位自然越来越低，完全成了文人的配角。即便有着平灭南唐大功的大将曹彬，以堂堂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之高位，他每次在路上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也得让道，所谓“必引车避之”。 北宋皇祐四年（1052）四月，广源州（北宋广南西路管辖下的羁縻州）的侬氏部族首领侬智高率众5000武装反宋。五月，侬智高攻占守备空虚的重镇邕州（今广西南宁），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侬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直达整个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城下。 宋廷多次调兵遣将进剿，问题在于，对儒臣来说，“军旅之事，非所任也”。于是，面对这个并不算强的敌手（侬军最多时也不过5万人左右），宋朝的军事体制弊端彻底暴露。从夏天到初秋，宋军连战不利，望风溃逃，令侬智高的气焰更甚。眼看战事发展下去，“不惟岭南非陛下所有，则荆湖江南皆可忧矣”，上任不过三个月的枢密副使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我本行伍出身，除征战而外无以报国，愿率禁军并蕃骑数百，活捉侬智高献于阙下。” 狄青南征
有道是“闻鼙鼓而思良将”。此时也的确该轮到狄青上场了。 狄青，字汉臣，出生于民风强悍的河东汾阳（今属山西）。他的早年经历在史书记载很少，有说法就说其被“逮罪入京，窜名赤籍”，能够确定的是，狄青年轻时即投身军伍，做一名小卒。仁宗年间，西北一带党项族领袖元昊称帝，建立西夏，与宋王朝分庭抗礼，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宋夏战争。这场战争，给狄青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据宋人记载，他是以下级武官的身份来到西北前线的。 在与夏军的交战中，狄青参加了大大小小25次战斗，被流矢射中过8次。每次上阵，他都披散着头发，戴着铜面具，出入于敌阵的千军万马之中，所向披靡，无人敢撄其锋。狄青在战场上屡立战功，逐渐获得升迁，到元昊称臣，宋夏战事暂告段落的时候，狄青已成为知名大将，天下“耸然畏慕之”。到了皇祐四年，狄青因功勋颇著，升任枢密副使。按宋朝制度，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号称宋廷的文武二府。狄青荣升为直接供事于皇帝的枢密副使，也使他真正成为名声显赫的朝廷命官。 但狄青出现在这个朝廷上，显得格外扎眼——他的脸上刺着字。《水浒》里的林冲、宋江，发配之时都在脸上刺字，因此也被叫作“贼配军”，可见“刺字”在当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偏偏宋朝承袭五代旧制，规定士卒（当时叫作“赤老”）要像被处刑的罪犯那样，在脸上刺字以防止逃跑。狄青起自低微，脸上当然一直留有当兵时在脸上刺字的印迹。他做了官以后，宋仁宗特别指示他敷药把脸上的黑字除掉。这算得上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证明了皇帝对狄青的关爱和重视。狄青却指着自己的脸回奏道：“陛下按功劳提拔了臣，而不管臣的出身门第。臣所以有今天，也是由于这张被刺字的脸，愿意留着它来鼓励部队的人多立战功，请原谅臣不奉诏除掉它。”仁宗遂任其自便。这段对话向来被看作“英雄莫论出处”的一个范例。但反过来，这也说明在宋仁宗心目中，脸上刺字与行伍出身等同下层社会的标记。上行而下效，当时宋代社会鄙夷“赤老”的心态，自然也是不问可知的了。 然而，真到了“侬智高之乱”搞得宋朝举国骚动之时，脸上刺字的狄青又成了宋仁宗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皇祐四年（1052）九月，宋廷任命“素名善将”的狄青统率精锐的“西军”南下征讨。为了打胜这一仗，仁宗下了最大的决心。狄青领兵号称20万，麾下文武将佐多达231人，杨家将的成员，杨老令公的孙子杨文广就是他的先锋。更重要的是，宋仁宗采纳了曾在西北前线担任过方面军指挥官的宰相庞籍的建议，允许狄青“以武人为大帅”，广南诸军都受其统一节制。当然，从事后的做法看，宋廷此次打破“将从中御”惯例之举，绝不意味着放弃了“以文驭武”的祖宗成例，而实在是被形势所逼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先前宋廷派出的征讨侬智高的文官将帅在接到命令后大都是“六七日”即驰至广州，一遇侬智高军队，又立即驱使快速行军后的疲惫之师上阵。加上广西气候本就对宋兵不利。北方兵丁不服岭南水土，乍然来到广西，“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军事经验丰富的狄青做法恰好与此相反。一切准备就绪后，十月初狄青才率军启行，第二年正月到达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南）后又按兵不动达13天之久，疲惫的士卒得以充分休整恢复体力。 对于狄青的按兵不动，缺少战争经验的侬智高却以为宋军胆怯而不以为备。有人提出警告，“宜遣兵守昆仑关，勿使度险。俟其兵疲食尽，击之无不胜者”。按汉字的古义，“昆”是“高”的意思，“仑”则具有屈曲盘结的状貌。昆仑关就坐落在大明山余脉昆仑山与领兵山之间的山峡之中。在古代，由北通向南宁的主要通道就从此经过。从昆仑关往南50多公里即可抵达南宁。因此，以地理位置而论，昆仑关实在是南宁的北路门户。可惜已成骄兵的侬智高还是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谁知，到了“上元节（正月十五）”这一天，狄青命令士卒休息5天，大设灯烛，第一夜宴请将佐，第二夜宴请从军官，第三夜宴请军校。头天晚上，通宵乐饮，第二天夜里一直喧闹到半夜，狄青忽然说自己得病了，于是回房间休息，却让大家继续喝酒。到了天明，哨兵却来报告：狄青元帅已夺取了昆仑关。 原来，这天晚上，风雨交加。狄青趁侬军无备率兵一举偷渡昆仑关。待到宋军逼近邕州时，侬智高方才发觉。两军遂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归仁辅展开决战。侬军战法，每两人持枪奋勇前进杀敌，又一人持牌掩护，“众进如堵，弓矢莫能加，大为南患。”因此，在正兵相持阶段，宋军打得相当艰苦。说来有趣，如何应对北方民族擅长的马战，一直是令宋廷头痛的事。面对北方以骑战见长的辽、西夏军队，宋人总有无可奈何之感。但面对没有骑兵的侬军，狄青从西北前线带来的“蕃落骑兵”，就成了出奇制胜的“秘密武器”。这支骑兵从敌后分两路掩杀过来，对侬军阵地来往冲突，终于奠定胜局。感觉大势已去，侬智高只能烧毁邕州城池逃走，狄青率兵追击50里，斩首数千级，生擒500余人。这场迁延逾年的战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狄青平息了。 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然而，平定侬智高之乱，既是狄青人生的巅峰，也是一代名将悲剧的开始。宋军班师回朝后，朝廷自然要论功行赏。由于狄青本身就是枢密副使，已经是官位显赫，为表彰狄青此次平乱的功劳，宋仁宗便要提拔其为枢密使。 谁知，激烈反对这个主意的恰恰是当初全力支持狄青出兵征讨侬智高、且为之免去掣肘的宰相庞籍。此人“变脸”的理由也很简单，宋太祖手下的大将曹彬纵有灭南唐擒李煜的大功，也并未马上因此得到枢密使的官位，而只是“赐钱二十万缗而已”。现在狄青平侬智高之功不及曹彬，若用其为枢密使，则其“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赏之”。仁宗一听，只得作罢，只赐了狄青一套高级住宅——敦教坊第一区，另外他的两个儿子因从军立了战功，也与其他官员一样升了官。 按说此事就这样了结了。谁知参知政事梁适为狄青力争。这倒不是他仗义执言，而只是在为自己考虑。狄青若是当了枢密使，虽目前官位比梁适高，但相位有缺，武臣是递补不上去的，能升迁拜相的只能是梁参政本人了。在他的劝说下，仁宗又改了主意，提升狄青为枢密使。这的确是殊荣。因为在宋仁宗一朝共有29人曾担任枢密使，而狄青是唯一一位由行伍起家的武将升任枢密使的。 但这个决定与捅了马蜂窝实在没啥区别。当出身“赤老（士卒）”的狄青最终进入枢府后，还是遭到朝臣们的蔑视，竟被贬呼为“赤枢”。究其原因，狄青行伍出身的卑微身份固是“原罪”。而狄青此前的官场经历，亦有取祸之道。早年在西北前线时，狄青就一度牵扯进军中财务官司，只是由于战事吃紧，加上上司尹洙极力辩护，才幸运躲过一劫。而在随后的“水洛城事件”里，宋廷的西北前线的军政官员们围绕是否建立“水洛城”发生严重分裂——范仲淹是筑城派、韩琦是弃城派。 而狄青正处于风暴中央——他带兵将刘沪、董士廉这二位筑城的高官送进监狱关了将近一个月。虽说他是奉尹洙之命行事，但在文官眼里，难免成为“武人跋扈”的例证，多少还有反水范仲淹投靠韩琦之嫌，范仲淹高风亮节当然不会和狄青计较，但是他的同僚和朋友对狄青怕是观感不佳。至于此番上位枢密使，更有与梁适合谋结党营私之嫌，结果狄青就此竟变得为整个士大夫阵营所不容。 被欧阳修称为“社稷之臣”，号称贤相的韩琦就是个中典型。早年在西北前线时，陕西经略判官尹洙，知道狄青的军事素质好，便把他推荐给副使韩琦和范仲淹，郑重地说：“这是个良将的材料啊!”韩、范二人见了他，也认为是个奇才，都对他很优厚。从这个角度上说，韩琦大概还能算是狄青的伯乐之一。自然，狄青对韩琦也非常谦恭礼让，即使在官拜枢密使，与韩琦官阶相当后也是如此。他每次到韩府，“必拜于庙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侍其子弟”。 反过来，韩琦对狄青，那可说是非常之不客气，竟至于到了以羞辱狄青为乐的地步。宋人笔记记载，有一次，韩琦出镇定州路时，狄青恰担任总管。正好狄青的旧部焦用带兵路过，狄青便请他一起喝酒。恰好此时有部下上告焦用克扣军饷，韩琦便下令逮捕焦用，准备处决。这当然算是在整饬军纪，但严格说起来，焦用也罪不至死。狄青得知以后赶去捞人，口口声声“焦用有军功，好儿”。结果韩琦嗤之以鼻，反而来了一句，在“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儿”，焦用算什么东西！这就是北宋士大夫们的真实想法，武将及兵卒在他们眼里的地位那是非常低贱的，无论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敌人，都没有用。只有高中状元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结果，韩琦居然当着狄青的面，杀死了一位立有战功的军官。这样的小题大做就是在“杀鸡儆猴”，警告狄青，并公开宣示对武将的鄙弃，对军功的不屑，以及文臣对武将生杀予夺的权力。除了焦用被杀冤枉之外，连韩琦养的家妓都敢当着狄青的面戏谑其为“斑儿”（因脸有刺字）。饱受戏弄、羞辱的狄青对此竟然也无可奈何。武人固有的卑微地位在文臣面前暴露无遗。 狄青曾为此感叹：“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无他，朝廷疑尔
偏偏缺少进士“文凭”的狄青，固然得不到士大夫们的认同，在平民百姓和兵卒中的人气却相当高。京师的百姓对其极为推崇，“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广大士兵更将从士兵到元帅的狄青看作自己的英雄，对外人夸耀，甚至每次拿到军饷，都说成是“狄家爷爷所赐。” 这就更加犯了朝廷的大忌讳——在文官集团（仁宗一朝录取进士近万人，约为终唐一朝总数的两倍多，文官政治也在当时达到顶峰）看来，狄青的存在不仅影响到苦心营造出的“重文轻武”风气，而且其在军中过高的威望还可能威胁到赵宋王朝的安全。 不难想见，对狄青不利的流言蜚语应运而生。譬如，有人声称看见狄家的狗长出角来；又有人将狄青与废唐建梁的“乱臣贼子”朱温相联系，称发现狄家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又有人举报，京师发大水时，官民住宅地势低的，都到各寺庙避水，狄青把家人迁到大相国寺，在“殿”上起居……狄青担任枢密使四年，其任上所作所为的正面记载几乎在史书中绝迹，倒是猜忌、责难与诽谤，像股旋风似的一齐扑了过来。 待到舆论准备得差不多时，士大夫们就赤膊上阵要求罢免狄青了。嘉祐元年（1056）正月，宋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得到康复。知制诰刘敞便借机上书，危言耸听“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毫无理由地将狄青当作北宋朝廷最大的威胁。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也跳了出来，“天象谪见，妖人讹言，权臣有虚声，为兵众所附，中外为之汹汹。”既是权臣，又“为兵众所附”，这指的自然就是枢密使狄青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一片“倒狄”合唱中，声音最响亮的那位仁兄，居然是欧阳修。他是宋初文坛领袖，也曾参与过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从任何意义上讲，欧阳修都不是一个“奸臣”。他与狄青也没有个人恩怨——当年狄青数次犯错误，比方说“水洛城案”，他还为狄青说过好话——只是“对事不对人”“为国家消未萌之患”，唯恐出现第二个“黄袍加身”的人夺了大宋的天下。 同样有些可笑的是，欧阳修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竟然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承认狄青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还有什么理由罢免狄青呢？当年正好发了水灾，于是欧阳修决定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让狄青为此背锅：“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以此类推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这个理由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居然是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之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显然没有把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的本事学到家。 相比之下，当时担任宰相的文彦博罢免狄青的逻辑就显得简单明了了许多。在他请罢狄青时，宋仁宗回答，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确实如此。赵匡胤在周世宗柴荣在世时，哪里露出过半点“谋逆”的迹象？最后还不是搞出了“陈桥兵变”夺了后周的天下！ 这番话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在宋仁宗听来，却又是那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众多大臣再三的参奏之下，他对狄青的信任动摇了，终于同意将其枢密使一职罢免，并将狄青调往外地去做官。 嘉祐元年八月，仅仅做了四年枢密使、没有犯任何错误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以护国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陈州（今属河南）知州。自狄青之后，终北宋之世，再也没有武将能够入主枢密院了。 而临行前，文彦博的一番话却足够给予狄青造成无尽的恐慌。狄青向文彦博问起为何被外放，文彦博简洁明了地回答：“无他，朝廷疑尔！”在封建时代，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被朝廷怀疑的话还会有好下场么？行前，狄青内心万分悲楚，无限伤感地对人说，“青此行必死。”更有甚者，在狄青无辜被贬至陈州之后，根据文彦博的建议，朝廷仍然每月两次派遣使者前往陈州抚问狄青，名为抚问，实则为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流言蜚语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当年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一代骁将的威武英姿早已不复存在了。 不过半年之后的嘉祐二年（1057）三月，可怜大将狄青，没有死在敌人的利刃之下，却不堪自己人的猜疑、打击和迫害，郁郁而终，享年还不到50岁。 狄青的悲剧命运，实在是这个时代的必然。 | 
[复制链接]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