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開泰:中醫—把人當人的生命醫學(下)

黃開泰:中醫—把人當人的生命醫學(下)

九

中醫是以人為本的醫學，具有很大的生命安全性。辨證論治是中醫存在的標誌，也是中醫復興的根本所在。沒有進過中醫藥大學的校門，理解了經典理論，掌握了理、法、方、藥、護的辨證論治，具有了『辨症求機』、『隨證治之』的邏輯思維，就是一個合格的中醫。不要以為，正規的中醫教育是學院教育，非學校畢業的就不能從事中醫臨床。

回顧歷史，跟師學徒的教育才能算是真正的中醫正規教育。在中醫院校成立之前的數千年，歷朝歷代名醫輩出，哪個是學校培養出來的。學校作為大量培養中醫的方式是可取的，但這不一定就是高質量中醫人才的搖籃。六七十年過去，中醫院校里走出了幾個能夠和沒有學院教育之前的醫家比肩的中醫，京城四大名醫不是學校走出來的，蒲輔周、岳美中不是學校走出來的，就連中醫學院成立之初教中醫的老師，也不是從學校走出來的。

五十年代創建五大中醫學院，師資基本來自自民間，主要是跟師學徒出生的。民間中醫可以組建起中醫教育的師資主體，為什麼現在民間中醫就沒有行醫資格，非要經過學院化的各種考試才夠格呢？真中醫復興，希望在民間在草根，用西醫那一套卡主民間中醫的臨床大門，用西化的繼續教育來扼殺三因制宜的臨床思維，中醫復興無望。

繼續教育，來自西方醫學，是形態醫學對於臨床醫生提出的文化要求。為什麼要繼續教育？眾所周知，形態屬於物質肉體，而形態物質的認識隨科研儀器、實驗認識而深化，其理論總在不斷更新，臨床指南總不斷修正，昨天的知識今天不適用了，或者錯了，就需要學習今天的知識。繼續教育可以促進醫生知識更新，對糾正過去的理論錯誤很有幫助。中醫需要這樣的繼續教育嗎？根本不需要！中醫理論是多維時空動態關聯性的生命理論，【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的立學基礎是活生生的人，在活生生的人形成理論，在活生生的人實踐運用理論，其正確性和可靠性經過了數千年的生命檢驗，所以只要天不變、地不變、人不變，中醫理論就永遠具有實用性，就用不着更新。

幼兒園的娃娃總是犯錯，要不斷糾錯，加以正確引導；成熟的老年人，有豐富的認識閱歷和積澱，錯誤少得多。醫學及其文化也是如此，幼稚的文化、幼稚的醫學，總會犯錯，成熟的文化，成熟的醫學就比較正確。西方文化和西醫學，日新月異，一天以個樣，就像成長中的娃娃，中國文化和中醫學，數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就像睿智的老人。

約二十年前，我曾經參加網上開辦的繼續教育，什麼內容呢？實驗分析中藥的毒副作用，這樣有毒，那樣有毒，沒有中藥的七情配伍關係，沒有『方證對應』邏輯，更脫離了三因制宜的實事求是。這樣的繼續教育，增加了心理壓力，原本用了數十年的藥，很多不敢用了。這樣的繼續教育，等於設置了中醫臨床的文化障礙，給中醫挖了一個難以跨越的文化陷阱。如今很多人就是以實驗得出的毒性作為證據，給中醫打官司，要索賠，弄得中藥企業膽戰心驚，弄得中醫臨床縮手縮腳，孕婦的病、發燒的病，腹瀉的病，甚至女性月經期間的病，都不敢看了。

科學認識之毒，是物質化、分子化、單一化的毒，是機械還原產生的毒，是與生命相分離、與中藥配伍不一樣的毒，和中醫『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臨床規範大相徑庭，和中藥以證候病機為目標，根據寒熱虛實的標本緩急、主次多少，對應性地進行君臣佐使的方藥配伍大相徑庭。如此這般的繼續教育，對中醫有害無益。

在中醫，經典理論無可替代，辨證論治無可替代，繼續教育違背經典理論的邏輯規範，不講『方證對應』的實事求是，就不是中醫的繼續教育。中醫需不需要繼續教育呢？需要，但中醫的繼續教育是自我學習的過程。

  （至學自學，至知自知，至覺自覺，至信自信）

自我學習是以自我所在的地域環境、人群特徵、疾病規律為實際對象，通過不斷溫習經典理論，博採眾方，學習醫案，總結臨床，來提高辨證論治的臨床水平，而不是用脫離臨床實際，脫離時空環境聯繫的實驗實證的桎梏來製造文化障礙，破壞辨證論治的臨床思維，阻礙有是『證』用是方的論治法則。實驗實證的中醫研究，實質上是西醫研究，發現的分子成分，即不是四氣五味的臨床發展，也不是君臣佐使配伍的學術進步，不符合『方證對應』的臨床實踐，其學術價值遠不如過去的醫案、醫話。金元四大家、清代葉薛吳王，名醫類案，景岳全書等等，根據臨床實際去學習，遠比西化的繼續教育強得多。

中醫的復興關鍵在中醫的傳承，中醫的傳承關鍵在中醫之師的確立，中醫之師的確立關鍵在辨證論治。繼續教育可以為師，但不是西化內容，而是辨證論治的臨床指導，是經典理論的不斷學習，是各家學說的積累。

這幾年出版的中醫書籍不在少數，研究【黃帝內經】、【傷寒論】的著作琳琅滿目，這樣驗方那樣經驗，但這並不能說明中醫的復興，相反，說明了中醫的無奈，文化障礙太多，大家只能紙上談兵，各抒己見。頭頭是道地空談理論，不知道如何將中醫理論與臨床實際相結合，不懂得如何辨證論治，既不知病性之辨、病位之辨、病邪之辨，分不清病機的標本緩急，辨不了病種的『合病』、『並病』，更不用說『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的病勢之辨了，如此下去，中醫如何不亡？

十

用西方文化的實驗實證方法來現代化中醫，很是荒唐。實驗實證的客觀基礎是物質形態，中醫學的客觀基礎是活生生的人；西醫用統一標準規範臨床，中醫用三因制宜實事求是要求臨床；西醫是有是病就吃是藥，一輩子不變，中醫是有是『證』用是方，『證』變方亦變。   

(因人，因地，因時制宜。真情（精誠）不變，真法（處方）常變，變以適情（證））

中醫的治療目標是『證』，證的本質是病機，也就是【黃帝內經·素問】說的『治病必求於本』的本。『證』沒有了病機之本，成為一個文字空殼，便從中醫概念降格為文字，隨便怎麼解讀——症狀、病理、外候等等都有道理，相對於否定了中醫理論。中醫『現代化』們很聰明，通過否定證的病機本質，在證的文字裡面塞進病理作本質，用儀器指標、實驗規範的東西，對應中藥的藥理，取代三因制宜的辨證論治。這樣一來，中醫內涵消失了，中醫本質否定了，經典理論邊緣化，就連人也不是人了，是病灶是指標、是細菌病毒。

中醫治療目標是證候病機，簡稱『證』。『證』只存在於活生生的人，天人相應，自然完整，死人沒有『證』，實驗標本沒有『證』，顯微鏡下沒有『證』，細菌病毒不是『證』。『證』作為中醫臨床論治目標，具有與就診病人所在時空的生命之應的關聯性，其五藏氣血陰陽異常的病機結論，不僅是當下這個病人的疾病本質，還體現了中醫尊重人、尊重自然的人文精神。離開活生生的人，離開天文、地理、人事的因應聯繫，絕不可能獲得『證』本質。

有人通過研究，將性腺——腦垂體軸作為腎陽虛本質，在文化上很可笑。性腺是不是本質，腦垂體是不是本質？是本質，是形態物質的本質。腎陽虛是不是本質，不是本質的話，怎麼指導了中醫臨床數千年，而且還行之有效？是本質，再用性腺、腦垂體去研究不多餘嗎？數千年的腎陽虛，非要性腺、腦垂體，畫蛇添腳不說，還會對中醫文化、中醫臨床的思維造成極大混亂。

生命不能實證，不能物質化分析，每個生命既有他的個體特殊性，又有普遍一般的共性，醫學以生命的體驗為立學基礎，不斷地從個別走向一般，從一般回到個別，形成與生命客觀像一致的醫學文化，才能發展出人性化的臨床醫學。『醫學是一項最古老的社會活動，也是最古老的一門學科，在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建立之前，醫學就已經存在了。』生命體驗無須科學，無須儀器，有生命存在就有生命體驗存在，有生命體驗存在就可以發明醫學。人在醫療問題上，最早和鸚鵡、大象、猴子等動物一樣，有了病痛就找尋藥物，不同的是人類有文化，能夠經過『神農嘗百草』的生命體驗，發展出系統化的醫學理論，發展出規範化的臨床醫療模式。中醫學的起源，我們習慣地用現有的科技方法、西化觀念去分析，卻不從自然客觀的生命體驗去理解。

中醫起源的認識，追根溯源起源於生命體驗，形成於中國文化之後。比較流行的說法，有『醫源於巫說』和『醫源於聖人說』。『醫源於聖人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聖人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在數千年的生命體驗的基礎上，運用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逐步發展起來，到了東漢時期，張仲景創立辨證論治之後，中醫學才得到完善。

何為聖人？品格高尚、十分聰明、熱愛生命的人。理論需要客觀的積累，但僅僅客觀積累沒有意義，需要有人將積累的客觀資料，進行邏輯化地加工，從客觀之中形成本質化的認識。就人的聰明才智分析，構建文化理論的任務，不是人人都能夠承擔和完成的，中醫理論同樣如此，沒有聖人的深入思考、總結提高是不可能的。

『醫源於巫說』比較片面，其根據是醫的古字——『毉』。結合動物的醫療行為，『巫』比藥物治療要晚得多，不能因為古漢語中的『毉』有個『巫』，就認為中醫起源於『巫』。如此，根據『醫』字，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中醫起源於酒呢？包括巫、酒在遠古時期，都屬於醫療行為。

巫（神）文化，是人類文化史中十分重要的一葉，中國文化同樣經歷過，可集中醫理論大成的【黃帝內經】，在生命健康和疾病治療的問題上，卻鮮明地反對『鬼神』，也找不到類似於巫醫的醫療方法。有人會問，祝由是不是巫醫在中醫的體現呢？不是。

祝由，見【素問·移精變氣論】：『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針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王冰：『移為移易，變為改變，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祝由通過良性的情感誘導達到治療目的，但若病人心思沉重，得失計較太多，又違背自然生命規律，『祝由不能已也』。祝由和巫醫是有區別的，在上古的『恬憺之世』、淳樸天真之人能夠發揮醫療作用，和那種不加區別，任何病都燒紙畫符、咒語驅邪的巫醫有本質區別。

有人將西方文化劃分為三個階段：神學文化、哲學文化和科學文化。按照這樣的劃分，哲學文化是在神學文化之後出現的，科學文化則是哲學文化之後的產物。『巫醫』可以劃歸在神學文化，但如果考察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之作【易經】，學習中國的主流文化-儒、釋、道，我們就能發現，中國文化主要是生存關係的文化，絕大多數都圍繞着活生生的人，思考人的本性問題、關係問題和生存問題，文化意識、理論內涵、價值觀念都具有以人為本的內核，體現了人文精神，沒有西方神學文化所說的神。上帝、神靈、巫在中醫經典理論【黃帝內經】和【傷寒論】中是不存在的。

就其理論特徵來分析，【黃帝內經】以多維聯繫的活生生的人為客觀，結合天文、地理、人事，根據生命體驗，從個別到一般，從經驗到理性，沒有主觀臆想的成分，更沒有像顯微鏡邏輯那樣的主觀統一性。【傷寒論】則是張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博採眾方，並平脈辨證』之後形成的，突出了『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實事求是精神。就經典理論來看，中醫學的形成，生命體驗為客觀，陰陽五行為工具，活生生的人為實際，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的生命檢驗，大浪淘沙，去偽存真，逐步發展形成的。

十一

從歷史看，巫醫是存在的，但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也不是中醫學的起源。有沒有鬼神，有沒有靈魂，有沒有另外的幾重天地？這些問題太複雜、太深奧了，顯微鏡邏輯看不見、摸不着，可能超出了人類理性之知的能力。也許在原始本能之中，靈魂有某種自由，不受肉體限制，有對鬼神或另外幾重天地的感應、感知能力。這樣的感應、感知，在無知無識的嬰幼兒狀態可能存在，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隨着年齡增長，人世間的知識增多，這種能力逐漸消失，也就再也感應不到、感知不到了。

【論語·憲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生生的人本身的問題就很煩雜了，很多時候我們連自己都安頓不好，都不知道如何和自然相處，如何和他人相處，時常引起很多糾紛，巫、鬼魂的事怎麼管得過來？再者，我們是活着的人，應該思考人的『活』的問題，活出人樣，活得快樂，活得長久，『活』之外的問題，心思花得過多可能有害無益。

就有些人來說，鬼神、靈魂談得太多，還徒增恐懼，夜路不敢走，黑屋不敢待，獨處也都害怕了。【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都不談，我們怎麼那麼熱衷，談靈魂、鬼神，還期望科學解釋靈魂本質。現世的我們，聯繫天文、聯繫地理、聯繫人事，才活得下去，怎麼樣處理好這方方面面的多維聯繫，做到『和於陰陽，法於數術』，實現『形與神俱，盡終其天年』才是正事。

不可否認，在中醫學理論形成體系之前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巫醫』承擔了相當的醫療任務，但『巫醫』在生命體驗形成了條理性的知識之後，就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醫療舞台。生命體驗應該是從猿猴就開始了，『巫醫』是在人類有了一定的理性或想象能力之後才出現的。運用生命體驗的知識治療疾病的方法，可能和『巫醫』並存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因為並存，中華民族的先聖們，發現了生命體驗的醫療價值，便把生命體驗作為立學基礎，從生命體驗的客觀事實之中，思考人與多維時空的動態聯繫，在自然完整性的客觀基礎上，研究健康與疾病的規律。

生命體驗是自在的，沒有主觀干擾，沒有文化介入，和生存環境存在多維聯繫，所以由此形成的醫學理論，有天文，有地理，有人事，生長化收藏、病衰康復亡的生命規律既包含了生命的共性，又包含了生命的個性，具有跨時空的普適性。      

（真情所至，通天達地，通無化有，情通萬物，至情至道，至道至天，至天至仁，至仁至義，至義至正，至正至一，天人一情，）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活生生的人不是孤立的，是多維聯繫的，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體驗為客觀基礎，根據多維聯繫的生命體驗形成中醫學，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尊重人的人文關懷就在其中了。

中醫是人的醫學，辨證論治是人性的醫療，有人別有用心，把中醫和巫劃等號，然後用所謂的科學來否定。【素問·寶命全形論】：『 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科學懂物質不懂生命，實驗室喪失了『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的生命客觀，它把人當成肉體物質，如庖丁解牛一樣，把人分解的七零八落。由此形成的醫學，沒有把人當人，沒有人文精神，因此是沒有人性的。

醫學理論的形成依賴於文化的發展。中醫學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生命醫學，但中醫學的萌芽，遠遠早於任何文字形式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人出現之前的猿猴那裡去。根據生物學家對一些動物的行為的研究，發現許多動物都存在有意識的醫療行為，如大象、鸚鵡、猴子等等，它們都會去找尋一些礦物或泥土，來消除身體隱患，或解除毒素，或消除脹滿。這樣的行為，沒有生命體驗的知識，並將這樣的知識以某種方式傳承下去，是不可能存在的。

從猿到人的進化完成之後，人類智力空前發達，生命體驗的知識更加豐富，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一代又一代的學習、傳承下來，就從無意識發展為有意識，形成了一定的理性，就為中醫學的萌發奠定了基礎。原本的西醫，也以生命體驗為基礎，可是從希波格拉底的四體液開始，就走上了以解剖為客觀基礎的文化道路，人就在文化中漸漸消失了。

認識中醫文化、運用中醫理論，離開活生生的人都不可能。以有無邏輯理性指導的實踐為分界，認識中醫文化的形成過程，個人認為，總體上可以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醫學的萌發、發展和理論成熟階段，從原始簡單的生命體驗的積累，到有意識的對症治療，通過對症治療的反觀思維，不斷積累，創造出了條理化的系統理論，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這一階段完成的標誌，就是【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之後，中醫從對症治療的蒙昧狀態，走向了理論指導、邏輯清晰、目的明確的理性醫療。從藥症對應的客觀體驗到黃帝內經，客觀基礎是同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是自然完整性的人，是多維聯繫的人，既沒有用主觀解剖客觀，也沒有用主觀規定客觀。【黃帝內經】是自然客觀的生命規律的真實反映，正如南懷瑾所說，『中國的一部古書，【黃帝內經】，可稱作是人類的生命學』。

第二階段是中醫完善的階段，以【傷寒雜病論】為代表，辨證論治的創立為標誌。第二階段實質是中醫臨床模式的建立階段，解決了如何運用【黃帝內經】的基本問題。『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辨證論治，保持了和【黃帝內經】同樣的客觀對象，使中醫理論運用與臨床，沒有生命鴻溝，而且堅持了尊重活生生的人的文化立場，病機本質的分析、判斷以臨床病人的脈症為客觀依據，使【黃帝內經】『謹候氣宜，無失病機』、『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等理論原則，與現實的活生生的人聯繫起來。辨證論治搭建起了中醫理論和臨床客觀的邏輯橋梁，是人文精神在中醫學的具體體現。

十二

中醫式微，要復興，認識中醫的立學基礎，理解生命體驗很重要。生命體驗是原始的自然，是被動的無奈，但卻是最自然客觀的生命真實，實驗方法、顯微鏡邏輯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人們都認為實驗方法先進，顯微鏡邏輯嚴謹。就文化理論本身而言，也許是這樣，但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無論什麼文化理論，要落實到活生生的人才能產生醫療作用，如果理論的客觀基礎果和臨床的醫療對象不是一回事，這樣先進、這樣的嚴謹，對人有什麼意義？理論的基礎是實驗室里的標本，臨床是活生生的人，標本和人相距十萬八千里，臨床如何跨越這樣的生命鴻溝？

中醫從醫療意識的萌發，到【黃帝內經】的形成，生命體驗的過程極其漫長，可分為無意識和有意識兩個時期。無意識時期的生命體驗，是為了填飽肚子，吃了某種東西之後，身體出現某種反應的體驗，天長日久，吃的東西和身體反應之間的形成聯繫，有了規律性的認識之後，就有了自覺的醫療行為，如有了大黃吃後腹瀉的生命聯繫，解不出大便就會去找尋大黃。這種生命體驗形成的認識是原始的，簡單的，也許在人類的醫療史上，時間最為漫長。

動物也有這樣的醫療體驗，和動物不同的是，人發明了文字，將口口相傳轉化為了文化相傳，通過文字記載、代代相傳，不斷積累。不過，這一時期的文字記載，沒有條理性，為線性的簡單聯繫，沒有邏輯條理，也沒有概念體系，還不能稱之為理論，只能算是對症治療的知識。這種知識，現在在民間也存在，單方、驗方就是這種知識的體現。

由於沒有理論指導，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中華民族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價。【神農本草經】應該是對這一時期的生命體驗的總結和發展，但高於線性簡單的藥物體驗，屬於藥症對應到理論形成的過渡，不僅記載了上、中、下品藥物的生命反應，而且認識到了減毒增效，防止毒副作用的藥物配伍規律——七情（相須、相使、相殺、相惡、相反、相畏、單行等七種中藥配伍規律。），體現了簡單的寒熱虛實病機和藥物配伍效應關係的認識，為中醫理論體系進行了必要的文化準備。

生命體驗是生命之應在活生生的人的體驗，春夏秋冬四季變化，寒熱燥濕氣候感應，勞逸苦樂人事影響，都屬於生命體驗的內容。生命體驗是內化的、自知的，最原始的體驗是『應地之靜』（原始生命附着之地的穩定性）、『應天之動』（日月運行的寒暑晝夜變化）的體驗。生命體驗隨着生物進化而不斷豐富，在高級靈長類動物，除了饑飽體驗、冷熱體驗外，還具有了病痛體驗等。這所有的生命體驗，都不是孤立的，外有動態時空的關聯性，內有藏腑的關聯性，用實驗室割斷了生命體驗的關聯性，顯微鏡邏輯否定了生命之應的客觀性，中醫學的客觀基礎沒有了，辨證論治的臨床對象消失了，中醫學還能夠存在嗎？

站在生命之外，才能認識生命體驗。這就在不自覺間，維護了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完整性，保證了多維聯繫的生命客觀性。中醫的『證』本質、經絡本質、三焦本質等無不是生命體驗的理性結論，只有在活生生的人才能得到。『現代化』研究服從顯微鏡邏輯，背離了中醫學的認識路線，中醫文化有未來嗎？中醫理論能夠運用於臨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