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卷17杂言诗解2不逢明主危险闭塞前见贤后获罪爱憎生变

题文诗：

子石昔登,吴山四望,喟然叹曰:呜呼悲哉!
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亦有合于,
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问故,子石谓曰:
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尽忠极谏,
抉目而辜;太宰嚭之,与公孙雒,偷合苟容,
顺夫差志,而伐二子,沈身江湖,头悬越旗.
昔者费仲.之与恶来.长鼻决耳,之崇侯虎,
顺纣之心,欲以合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
牧之野也,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
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
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
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危险闭塞,
无可从出.祁射子昔,见秦惠王,惠王悦之,
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待之.非其说异,
所听者易.以征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
限味之过.昔弥子瑕,爱于卫君,卫法窃驾,
君车罪刖.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往告之.
弥子瑕擅,驾君车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
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游果园,弥子瑕乃,
食桃而甘,不尽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口味.
及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
​尝矫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也.故子瑕行,
未必变初,前见贤而,后获罪由,爱憎生变.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叹息曰：“呜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问曰：“何谓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孙雒，偷合苟容，以顺夫差之志而伐，吴二子沈身江湖，头悬越旗。昔者费仲、恶来革、长鼻决耳，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危险闭塞，无可从出者。”祁射子见秦惠王，惠王说之，于是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故以征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为苦，限味之过也。弥子瑕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往告之。弥子瑕擅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游果园，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故子瑕之行未必变初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生变也。

注释1“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
抉目即挖出眼睛，指春秋时伍子胥因谏致死，死前要求挖出自己的双眼悬于吴门以观吴亡之事。“抉目”亦作“抉眼”。

《说苑》所载子石之叹与弥子瑕之变析义

子石登吴山而发悲叹，实为古今士人处境之缩影。其言"明于事情不合人心"与"合于人心不明事情"二端，恰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永恒悖论。伍子胥之抉目、比干之剖心，非智术不足，乃因"明事情"而违逆人主之心；太宰嚭、费仲辈虽"合人心"，终因昧于大势而身首异处。刘向此论，深刻揭示了士人在"明道"与"顺意"间的两难困境。

细考子石所举史例，可见三种典型悲剧模式：其一如伍子胥，以忠谏见戮；其二如太宰嚭，以谄媚亡身；其三如比干，虽得忠名而遭酷刑。这三种模式共同指向"君子道狭"的历史困境——士人无论选择直谏还是曲从，在非明主之世皆难免于危殆。值得注意的是，子石特别强调"狭道之中危险闭塞"的状态，此即《周易》"履虎尾"之象，暗喻士人处昏君之朝的如履薄冰。

祁射子见秦惠王一事，尤具深意。唐姑之谗能使惠王"怀怒待之"，非说者变其辞，实听者易其心。此即《吕氏春秋》"听言不可不察"之旨。刘向以"以征为羽"为喻，揭示认知错位之害不在客体而在主体。弦音本正而听者谬辨，滋味本甘而尝者味觉有偏，此中哲理实为君主专制下言论困境的绝妙隐喻。

弥子瑕案例更展现人主爱憎之无常。同一"窃驾君车"行为，先则誉之为孝，后则罪之为逆；同一"余桃"之举，前称"忘口味"之爱，后斥"食余桃"之僭。卫君态度之变，非子瑕行为有异，实乃"色衰爱弛"使然。此正《韩非子·说难》所谓"爱憎之变"的典型例证，深刻揭示了依附型政治关系中"宠辱若惊"的本质。

综观全篇，刘向通过这三组案例，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士人处境分析框架：在认知层面存在"明事情"与"合人心"的矛盾，在实践层面面临"尽忠"与"保身"的抉择，在结果层面遭遇"前贤后罪"的荒诞。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根源，在于君主专制下政治评判的主观性与随意性。然文中"诚不逢其明主"一语，又隐约透露出对理想政治关系的期待，与《孟子》"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的主张遥相呼应。

当今读此篇，犹觉其警示意义深远。无论是子石的智者之忧，还是弥子瑕的宠臣之悲，都在提醒我们：制度化的政治理性，远比个人的明智或谄巧更为重要。士人之道不应系于一人之明暗，而当建基于制度之公正。此或为古典政治智慧给予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

《说苑》所载子石之叹与弥子瑕之悲析论

刘向《说苑·杂言》所载二则典故，深刻揭示了封建时代士人面临的双重困境：明察事理则忤逆君心，曲意逢迎则背离正道。子石登吴山之叹与弥子瑕宠辱之变，恰构成一组互为映照的君臣关系镜像，值得深入辨析。

子石之叹实为对历史悲剧的深度解构。其以吴越争霸与殷周更迭为鉴，指出伍子胥"抉目而辜"与比干"剖心而死"的共同悲剧根源——二者皆属"明于事情而不合于人心"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子石将太宰嚭等佞臣的结局并列论述，形成强烈反差：佞臣虽得一时宠幸，终难免"头悬越旗""头足异所"的下场。这种双向警示揭示出封建政体中"君子道狭"的结构性矛盾：士人无论选择直谏或谄媚，皆难逃政治绞肉机的吞噬。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特别记载"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正可与子石之叹互证。

弥子瑕案例则展现了另一种政治生态。其"余桃"典故堪称中国版"宠臣悖论"：当卫君"爱憎生变"时，昔日"孝行"转为"矫驾"之罪，"分桃"之举反成"僭越"之证。这生动诠释了《韩非子·说难》所言"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值得注意的是，弥子瑕行为本身并未改变，改变的是君主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主观评判的任意性，暴露出人治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本质特征。

二者共同指向封建政治的核心症结：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结构中，士人的命运完全系于君主个人意志。子石所谓"狭道之中，又将危险闭塞"，实为对绝对权力下士人生存困境的精准概括。明代张居正《陈六事疏》中"天下之事，虑之贵详"的谏言，正是试图在"明事情"与"合人心"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

当代读者当从此类典故中获得双重启示：其一，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弊端；其二，理解制度建设对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子石之叹回响千年，其价值不仅在于揭露历史真相，更在于警示后人：唯有建立法治框架下的权力制衡机制，才能真正走出"抉目剖心"与"头足异所"的千年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