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30非命（下）2执有命者暴王作之先圣书镂非之矫造

《墨子》卷30非命（下）2执有命者暴王作之先圣书镂非之矫造

题文诗：

执有命者,然今不识,昔三代之,圣善人欤?

意或往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

则必非昔,三代圣善,必暴不肖.然今以命,

为有者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于此而不,矫耳目欲,而恣从其,

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酒乐,

不顾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

遂失宗庙.其言不曰,我疲不肖,听治不强,

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三代,疲不肖民,

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

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以从事,衣食之财,

不足故身,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

吾疲不肖,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命穷.

三代伪民,亦犹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穷人,

述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患之,固在前矣,

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

子孙之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

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天加之咎;

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夏,

人矫天命,帝式是憎,用爽厥师.彼用无为,

有故谓矫;若有谓有,岂为矫哉!昔者桀执,

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非之.太誓言于,

太子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

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敬不可行,

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

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以,非之曰子,

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篇,

以上皆无,以记之将,何若者也?真情不假,

假情不真.暴王惑众,虚情假义.以史为鉴.

《原文》2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4），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5），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着惟天（6），民不而葆。既防凶星（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9）：“恶乎君子（10）！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注释》（4）此句中“不而”当为“而不”。（5）术：通“述”。（6）允：诚实。惟：于。（7）防：此处为“放”。星：当为“心”。（8）增：此处当为“憎”。（9）于去发：当为“太子发”。（10）恶乎：发语词。（11）帝：当作“商”。

《译文》

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作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不能努力地劳作。”也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

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哪些书有这些话？禹时《总德》上有，说：“诚信不到达天帝，就不会保佑下民。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天帝将会惩罚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无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来就有而说有，怎么是假造呢？从前桀主张“有命”行事，汤作《仲虺之告》以批驳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为非常显明。可以借鉴的不太远，殷王就是：说人有命，说不必恭敬；说祭祀没有好处，说凶暴没有害处。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灭了。上帝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从前纣主张“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将怎么样呢？

《非命》下篇第二章阐发墨家"非命"要义，其文辞峻切而理据昭然。今试析其义理结构如次：

一、历史反证法破命定论
墨子以三代史实为鉴，揭示"执有命者"实为暴王不肖之遁词。桀纣幽厉"贵为天子"而纵耳目之欲，失政亡国不自省其"罢不肖"，反归咎"吾命固将失之"。此犹今人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将人事成败悉委于虚无之命，实乃解构责任伦理之妄说。墨家以"三表法"考之：上本古者圣王之事，三代圣王未尝言命；下原百姓耳目之实，暴王皆以命文过；发为刑政观其利，命定之说"暴王所作，穷人所术"。

二、双重归谬逻辑
文本运用"暴王-疲民"二元对照：暴王失国诿过于命，疲民冻馁亦谓"命固将穷"。此双重归谬揭示命定论者无论贵贱，皆属"不着惟天"（《尚书·禹誓》语）的推诿者。仲虺之诰"矫天命"之训，正指此等"以无为有"的诡辩逻辑。墨家特别指出：若命定实有，则"暴无伤""祭无益"（《太誓》语），一切人事努力皆成虚妄，此说之悖谬可知。

三、先圣书契的实证传统
墨子重视"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的文献实证，引《尚书》三篇（《仲虺之诰》《太誓》《禹誓》）为据，构建起从夏桀到商纣的"非命"谱系。这种"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的方法，体现墨家"三表法"中"本之"的严谨态度。尤其"从十简篇以上皆无以记之"的文献考据，近乎后世"默证法"，足见其学理之严密。

四、现实批判维度
"疑众迟朴"四字道破命定说之社会危害：既惑乱民众（疑众），又阻碍勤勉（迟朴）。墨家将此说定性为"暴王作之，穷人术之"的政治欺骗术，与儒家"天命靡常"（《诗经·文王》）形成鲜明对比。其"以史为鉴"的思维，上承《尚书》"殷鉴不远"，下启《韩非子》"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务实精神。

要之，此章以历史经验破形而上学命定论，确立"强力从事"的实践哲学，其论证兼重文献考据与逻辑推理，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墨家非命之说，非为否定天道，实为高扬人道，其"赖其力者生"（《非乐上》）的主张，至今犹有振聋发聩之力。

《墨子·非命下》辨命论之谬与先圣垂诫

（一）命论源流考辨
墨子直指"执有命者"实为三代暴王所伪作，此论发千古之未发。考桀纣幽厉之流，"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修德政，纵耳目之欲，驰田猎之乐，湛酗酒之娱，终至"失其宗庙"。当其败亡之际，不咎"听治不强"，反诿于"吾命固将失之"，此即命论之始作俑者。正如《仲虺之诰》所斥"夏人矫天命"，将人事不臧伪托天命，实为"疑众迟朴"之诈术。

（二）命论双重贻害
命论之毒，上惑君王下愚庶民：暴王借此文过饰非，"繁为无用"仍谓"天命不佑"；疲民惰于耕织，"衣食不足"反称"吾命固穷"。墨子揭示此"伪民"现象，实指命论已异化为社会溃败的意识形态工具。尤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等语，显示命论破坏宗法伦理，使"恭俭"之德让位于"简易"之习，此乃周文疲敝之深层病因。

（三）先圣载籍明诫
墨子举证三代圣王早有警觉：禹之《总德》明言"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揭破天命与德行的因果关系；《太誓》载武王斥纣"谓人有命，敬不可行"，直指命论消解道德实践。先圣"书之竹帛，镂之金石"者，非为传命，实为存鉴。墨子特别强调"十简篇以上皆无以记之"，证明命论本非古制，乃后世暴王所"矫造"。

（四）墨家非命要义
本篇展现墨家"三表法"之运用：上考三代典籍无命论记载，下察百姓困苦源于怠惰，中立暴王饰非之实。其"以史为鉴"的方法，较儒家"畏天命"说更显实践理性。末章"真情不假"四字真言，实为墨家名实论之精髓——暴王以"虚情假义"惑众，必以"名实耦"之道破之。

墨子曰"执有命者不仁"，本篇之论非仅哲学辩难，实含救世苦心。当今之世，宿命论仍为精神怠惰之温床，墨家"强力从事"之教，犹黄钟大吕，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