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32大取詩解4名實必符異而有同聖附覆仁而無利愛慮生利愛

【墨子】卷32大取詩解4名實必符異而有同聖附覆仁而無利愛慮生利愛

題文詩：

諸聖所先,欲人名實.名不必實,實不必名.

苟是石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唯大,

不與大同.是有便謂.以形貌命,之者必知,

是之某也,焉知某也.於不可以,形貌命者,

其唯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諸以居運,

命者苟入,於其中者,皆是之也,去之因非.

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

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知與意異.

諸同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

丘同附同,是之同也,然之同也,同根之同.

有非之異,有不然異.有其異也,為其同為,

其同也異.是與不是:一曰乃是,而然二曰,

是而不然,三遷四強.子深其深,淺其淺之,

益其益之,尊其尊次,察山比因,至優指復;

次察聲端,名因情復,匹夫辭惡,以得人情.

諸所遭執,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

聖附覆仁,而無利愛.慮生利愛.昔之慮非,

今日之慮.昔之愛人,非今愛人.愛婢之愛,

生於慮婢,之利慮婢,之利非慮,奴之利也;

而愛奴之,愛人乃愛,婢之愛人.倘去其愛,

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知嗇非,今之知嗇.

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匹夫.二子事親,

或遇熟年,或遇凶年,其親相若,非彼其行,

益也減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奴也死,

而天下害,吾持養奴,萬倍吾愛,奴不加厚.

【原文】4諸聖人所先，為人慾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11），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12），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13）。次察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情復，匹夫辭惡者，人有以其情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也（14），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15），生於慮獲之利。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16）；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

【注釋】（11）人：『入』字之誤。（12）鮒：同『附』。（13）尊：同『■』，減少。（14）■：即『覆』。（15）獲：婢。（16）臧：奴。【譯文】

聖人首先要做的，是考核名實，有名不一定有實，有實不一定有名。如果這塊石頭是白的，把這塊石頭打碎，它的每一小塊也都是白的，白都相同。這塊石頭雖然很大，但不和大石相同，因為大石之中仍有大小的不同，這是各依其便而稱的。用形貌來命名的，一它要知道它反映的是什麼對象，才能了解它。不是用形貌來命名的，雖然不知道它反映的是什麼對象，只要知道它是什麼就可以了。那些以居住和運徙來命名的，如果進入其中居住的，就都是，離開了的，就不是了。那些以居住或運徙來命名的，象鄉里、齊國、楚國都是。那些以形貌來命名的，如山、丘、室、廟都是。
    知道與意會是不同的，（同的種類很多，）有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附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實際不同的異，有是非各執的異。所以有異，是因為有同，才顯出異。是不是的關係有四種：第一種是『是而然』，第二種是『是而不然』，第三種叫『遷』，即轉移論題，偷換概念，第四種叫『強』，即牽強附會。
    你對於墨家的學說，深奧的就深入探求，淺近的就淺近研究，並體察節用節葬是否應當。其次明察墨家學說之所以成立的根由、學說中的比附、學說的原因，這樣，就可以掌握墨家學說的要旨。進一步再深察墨家聲教的端緒、借鑑名學的方法、證明它的終因，這樣，墨家學說的實情就能夠了解。一個平常的人，他的言詞雖然粗俗，但也是實情的論斷，人們從中還可以了解實情。那些因自己的遭遇堅持一種成見，感情用事，產生好惡，妄下斷語的，人們從他的言詞中就不會了解實情了。

聖人撫覆天下，以仁為本卻沒有愛人利人的區別。愛人利人產生於思慮。過去的思慮，不是今日的思慮。過去的愛人，也不是今日的愛人。愛婢這種愛人的行為，產生於考慮婢的利益。考慮婢的利益，不是考慮奴的利益；但是，愛奴的愛人，也就是愛婢的愛人。如果去掉其所愛而能利天下，那就不能不去掉了。從前講節用，不等於今日講節用。貴為天子，他利人並不比匹夫利人厚。二子的侍奉父母親，一個遇到豐年，一個遇到荒年，他們利自己的雙親是相同的，不會因豐年而增多，也不會因荒年而減少。外物也不會使我利親的心加厚。假使奴死對天下有害，我持養奴一定萬倍，並不是對奴的愛心加厚。

【墨子·大取】名實辯證與仁愛本真探微

【大取】此章以名實之辨為樞機，展開墨家邏輯學與倫理學的精微論述。所謂"諸聖所先，欲人名實"，實乃墨家認識論之根基。名實關係非簡單對應，"名不必實，實不必名"的辯證觀，較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說更顯深刻。如白石的"白"屬性不隨石毀而滅，然"大"的範疇則因具體比較而變，此即"以形貌命者"與"不可以形貌命者"的認知分野。墨家在此展現出超越常識的邏輯思維：概念既有確定內涵（"必智是之某"），又須承認認知邊界（"唯不智是之某"）。

居運命名（如鄉里齊荊）與形貌命名（如山丘室廟）的區分，實為墨家對語言符號社會性的深刻把握。繼而提出的"十同三異"說（重同、具同、連同等十種同；非之異、不然異、同中異三種異），構建起先秦最完備的類比邏輯體系。其中"同根之同"與"為其同也異"的辯證關係，恰如【經上】所言"同異交得"，彰顯墨家對事物矛盾統一性的認識。

至"仁而無利愛"之論，實為墨家倫理學精義所在。聖人之仁超越功利計較（"附覆仁而無利愛"），常人利愛則生於思慮（"慮生利愛"）。此說解構了愛的主觀性：愛婢與愛奴雖同屬愛人，然其利益考量各異。墨家犀利指出，即便為天下大利亦不可剝奪基本愛欲，此即"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的深層人道主義。文中"持養奴萬倍"之喻，更凸顯利他主義的實踐品格——愛人非抽象情感，而是具體的行為承擔。

章末"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匹夫"的平等觀，與儒家"親親有術"形成鮮明對照。墨家以理性之光燭照倫理實踐，既肯定情感的自然發生（"情復"），又強調行為的客觀效果（"至優指復"）。這種名實互證、知行合一的思維範式，對當代價值重建仍具啟示意義——真正的仁愛，當超越功利計算而歸於本真，又須通過理性思慮轉化為現實利益。墨家之學，誠為華夏文明中不可多得的理性主義瑰寶。

【墨子·大取】名實辯證與仁愛本真探微

【大取】此章以名實之辨為樞機，層層剖判同異之理，終歸於聖人之仁與利愛之辨，實為墨家邏輯學與倫理學之精要。今試析其義理如次：

一、名實相耦的認知法則
聖人所重者，在於"名以舉實"的認知規範。白石的命題揭示名實關係的三重維度：（1）"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指屬性之名的普遍性；（2）"是石唯大不與大同"顯個體之名的特殊性；（3）"有便謂焉"強調命名行為的約定性。形貌命名者（如山丘）必須確指其實，而居運命名者（如鄉里）則隨境遷變，此中已蘊公孫龍"物莫非指"之先聲。

二、同異之辨的十重境界
墨家將"同"析為九類：重同（一體）、具同（共屬）、連同（相鄰）、類同（屬種）、同名（指稱）、丘同（區域）、附同（依存）、是之同（肯定）、根同（本源）。相對應地，"異"分非之異（實質否定）與不然異（判斷相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中見異"的辯證思維——"為其同也異"，此說實開後期墨家"同異交得"說之先河。

三、聖人之仁的超越性
"聖附覆仁而無利愛"乃全章要義。聖人仁愛如天覆地載，不雜功利計較（無利愛），此即兼愛之本真狀態。而世俗之愛（如愛婢與愛臧）皆因"慮利"而生，具有歷史性與條件性。墨家在此劃出兩重境界：聖人之愛是絕對的"體仁"，常人之愛是相對的"用愛"。所謂"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正揭示仁愛作為本體價值不可消解。

四、歷史理性的批判
通過"昔之慮非今之慮"的時間性分析，墨家打破愛的永恆幻象。年歲豐歉不影響孝親之實（"其親相若"），利人之心不隨地位改變（"天子利人不厚於匹夫"），這些命題皆彰顯墨家"以實正名"的實踐理性。末句"持養奴萬倍"的假設，更凸顯功利考量不能替代道德本體的深刻洞見。

此章以名實論奠基，經同異之辨的中介，終歸於仁愛本體論，構成嚴密的義理鏈條。墨家既肯定"慮生利愛"的經驗事實，更追求"仁而無利愛"的超越境界，這種既入世又超脫的思想品格，正是其迥異於諸家的獨特精神。

【墨子·大取】名實辯證與仁愛本真探微

【大取】此章以名實之辨為樞機，展開對認知邏輯與倫理本質的精微論述。墨家名學體系在此呈現三重辯證維度：其一，"名實不必"揭示符號與指稱的非對稱性，如"石白"之屬性可隨石毀而俱滅，然"石大"之比較屬性則不可簡單類推，此即"以形貌命者"與"不可以形貌命者"的認知分野。其二，"居運命名"說破譯空間範疇的語義相對性，鄉里齊荊之稱謂隨主體位移而流轉，較之山丘室廟的實體命名更具語境依賴性。其三，通過"十同三異"的精密分類（重同、具同、連同至同根之同），構建起先秦最系統的同一性理論框架，其"同異交得"的辯證思維，較公孫龍"離堅白"之說更顯實踐理性。

在倫理維度，墨家提出"仁而無利愛"的命題，直指道德本體與功利計算的本質差異。"慮生利愛"的論斷揭示：愛婢與愛奴雖表面相似，然其利益考量根源各異。此說解構了儒家"泛愛眾"的抽象性，確立起以具體需求為本的差序倫理。尤其"昔之愛非今之愛"的命題，彰顯墨家對道德實踐歷史性的深刻把握——正如饑饉豐年侍親之道雖異，孝心本質未改，此即"權"道在倫理中的運用。

文本的認知方法論尤具現代價值。"深其深，淺其淺"的認知分層理論，與"察聲端名因情復"的符號溯源方法，共同構成墨家"三表法"的具體展開。其"匹夫辭惡以得人情"的民本立場，恰與"聖人之附覆"的超越性形成張力結構，暗示着墨學兼愛理想與現實考量的微妙平衡。

此章之要義，在於通過名實關係的邏輯澄清，為"興天下之利"的墨家宗旨奠定認識論基礎。其價值不在建構體系化的形而上學，而在為社會實踐提供思維工具，這種實用理性精神，正是墨學迥異於諸子的獨特標識。